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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措施，必须使我们的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一九五○年三月以来，政府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略有提高的，工农业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价格是大体上稳定的。这样的物价政策是正确的，它对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我们对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恰当的，但是有一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妨碍了生产，应该加以调整。由加工订货改为工厂购进原料、销售产品以后，工业品中收价低了的部分，也将得到调整。目前在我国物价政策上存在着一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就是在出售价格方面，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因此不同品质的产品差价很小，优质得不到优价。这种价格政策，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我国市场管理中的议价办法，曾经起过制止私商抬价的作用。一九五○年三月以前，我国经过十二年通货膨胀（注「指从抗日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革命迅速发展的需要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不统一，人民政府不得不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加上投机资本的猖獗，物价仍然有过几次大幅度上涨。但是，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制止物价猛涨。一九五○年三月三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后，全国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迅速趋于稳定，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被彻底消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伟大胜利。——第10页。」），因此全国人民害怕物价波动，要求物价稳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适当的价格政策，必然不利于生产。因此我们对于下列三种情况，不要因为物价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而有所恐惧。这三种情况就是：（一）由于按质论价，品质优良、成本较高的产品的价格，要适当地提高。应该看到，商品的质量下降是最大的涨价。例如，本来应该使用一年的电灯泡，如果因为质量下降而只能使用三个月，实际上它的价格就涨了三倍。在某些消费品质量下降的情况下，提倡优质优价，实际上是降低物价。（二）消费品中的新产品，因为初制的时候成本高，只要消费者愿意购买，应该允许它在初销时期有一定程度的提价，等到成批生产而成本降低以后适当降价。在现在某些消费品品种规格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能鼓励消费品新品种的增加。（三）对于一部分小土产放松市场管理而改为自由收购、自由贩运以后，以实行的初期，收价也会抬高，因而就不能不在城市中相应提高销价。应该看到，如果不采取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政策，而继续让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收购，那末，许多小土产会减产。如果城市所需要的小土产供不应求，政府又不可能配售，那末，需要小土产的，就会在市场上抬价收购。现在若干种中药材的价格猛涨，不正说明这种情况吗？应该看到，由于自由采购、自由贩运，一部分小土产在城市销售价格方面的上涨，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上涨的程度，我们仍然是可以约束的。这种价格上涨将促进小土产增产，等到供求平衡以后，它的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我们应该采取自由采购、自由贩运，而不要害怕价格方面一时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我们必须避免那种因为减产而来的暴涨。销售价格必须服从收购价格，只有大量增产，才能保持整个市场价格的稳定。
人们会担心采取上述价格政策和对日用百货选购以后，物价是否还能保持稳定？我们认为可以保持稳定。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布匹等等，我们仍然统购统销。允许自由采购、自由贩运的小土产的全部产值不过四十亿元，采取选购办法的日用百货不过四十亿元，手工业品的选购和自销部分也不过四十亿元，所有这一百二十亿元左右的商品，只占今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四百六十亿元的四分之一略多一点，几乎四分之三的重要商品都由国家收购和销售。而且，四十亿元小土产和四十亿元准备选购的日用百货，在一九五四年以前绝大部分就是由私商经营的。至于四十亿元手工业产品，直到今年春季手工业合作化以前，历来是由手工业者自由销售的。一九五四年前，我们既然能够稳定物价，难道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和小商贩绝大部分实行了合作化，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大大加强以后，反而不能稳定物价？我们以为绝不会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保持物价的稳定。
第五个措施，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都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这种办法是恰当的。但是国家计划对这些产品规定了每年的产值，对日用百货的生产部门，规定了降低成本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缴利润额。所有这些规定的根据并不是确切的，绝大多数是估算的。国家计划既然规定了这些指标，并且层层下达，工厂的产品又是由商业部门包销的，因此，工厂的生产就往往只顾完成产值和利润，而对于商品是否合乎市场的需要，却注意不够。我们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只要企业生产发展了，又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财政制度，那末，按年终实绩来缴纳利润，并不会造成国家的损失。
总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采取上述五项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不怕有些商品的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改变对某些部门计划管理的方法，所有这些，是否将使我国的市场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呢？绝不会这样。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采取上述措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国家市场上存在着的若干问题。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解决。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所说的这些措施，必须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载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从一九五四年六月以后，全国猪的生产是下降的趋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全国养猪的数目（只计大数），一九五○年是六千万头，一九五一年是七千万头，一九五二年是八千万头，一九五三年是九千万头，一九五四年六月是一亿头，每年增加一千万头。在这以后就下降了，一九五五年六月降到九千万头，一九五六年六月又降到八千万头。同时，每头猪的平均重量也下降了，解放初期是一百五十七斤，现在是一百四十一斤。今年七月一日，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其中规定要“私有、私养、公助”。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养猪有所增加。但是根据各方面的估计，明年计划要增加到一亿一千万头，恐怕达不到。明年猪的生产会增加一些，但增加多少，现在还很难说。
由于猪的生产减少，大中城市猪肉供应量下降，小城市和农村集镇经常没有肉卖。另一方面，由于就业的人数增加，城乡人民购买力不断提高，对猪肉的需求也日益增多。猪肉供应不足，已经是人民普遍不满意的一个问题。广东、上海发了肉票，北京是每人一次只准买五角钱的。现在是半夜就去排队，排到天亮。如果以后排队也买不到肉，问题就大了。
猪肉出口的任务也要减少。今年要出口十六万吨猪肉，再加上出口毛猪，合起来差不多是十八万吨的样子。今年出口比去年减少五万吨，明年要求比今年再减少十万吨。每吨是二十五头，十万吨就是二百五十万头。如果能够减少二百五十万头猪的出口，再增加一些猪的生产，明年猪肉供应紧张的状况会稍微缓和一点。
猪的减产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粮食统购统销的影响。农民手里的粮食少了，饲料就紧张。粮食的统购统销是从一九五三年冬季开始的，一九五四年六月猪还继续增加，这是因为猪是一九五三年养的，那时农民手里还有余粮。一九五四年下半年，闹灾荒的地区猪就减少了；而在丰收地区，由于国家多买了七十亿斤粮食，粮食紧张，所以猪的生产也减少了。一九五五年粮食丰收，猪的生产应该增加，但是下半年正是农业合作化（注「农业合作化是土地改革后，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农业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中，即出现了实行劳动协作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广大农村得到普遍发展。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十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即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浪潮。一九五六年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15、324页。」）高潮，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养猪没有定下章程，所以虽然是丰收，猪的生产还是下降的。从上面这些情况看来，粮食和养猪的关系是很大的。农民使用粮食是这样排队的：一是人吃，二是大牲口吃，三才是猪吃。粮食少的时候，只能先顾人，顾大牲口，喂猪就顾不上了。今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不能放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一时还不能改变，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猪的增产问题。
第二，猪的收购价格低了。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不能养猪？我们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粮食紧张不是养猪减少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猪的收购价格低了。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粮食一紧，饲料就紧，就涨价，养猪的成本高了，收购价格就显得低了。在交通不便的地区，收购价格原来就过低。它是按照大城市的收购价格，再减地区差价定的，离大城市和铁路沿线越远，收购价格越低。同时，猪的收购分等过多，验收时常常压级压价（注「自一九五四年国营商业部门经营生猪以后，为了做到收购生猪时计价简便、合理，曾制定了收购生猪的办法。当时各地主要采用“毛斤定等，毛斤计价”，即根据收购时的毛重定等级，重量越大，等级越高，单价也高。这种办法虽然简便，但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同时容易助长农民交售饱食大肚猪的现象。后来，不少地区改为“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即按照活猪每百斤毛重出带骨肉多少定等级，出肉多的等级高，单价也高。但是，这种出肉率的确定，全凭眼看手摸，又出现了收购人员压级压价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有关部门作出了简化收购规格和规定验级公差的决定。——第15、324页。」），农民吃亏。现在除了已提价的地区外，许多地方的收购价格，不能刺激猪的生产。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之下，要使农民想各种办法多搞一点饲料，多节省一点粮食来养猪，就要在价格上有适当的刺激，使他们有利可图。
第三，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养猪不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