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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农村斗争的任务和策略，目前应注意以下各点。
（一）党在现时农民运动中的政治路线，仍然是加紧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在指导思想上，党必须坚决领导农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游击战争。应该看到，游击战争的条件，不是主观制造的，农民同地主阶级的激烈的斗争，必然要走上武装冲突。同时，参加游击队的，是农民群众中最觉悟、最勇敢的雇农和贫农。在这两个条件下，我们就应该加紧武装农民。在江苏开展游击战争的前途是存在的。至于游击战争能否胜利，固然有许多客观的主观的因素，尤其在国民党军阀统治较为巩固的江苏，斗争是十分艰苦、复杂的，但是从地主那里夺取武器，装备自己，小的队伍的存在是可能的。而且，即使游击战争暂时失败了，但是它的影响将会扩大，游击队将会继续发展，农村斗争一定能够开展起来。
（二）要抓住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军阀强加于群众的一切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灾害的事实，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有计划地在农村提出斗争的口号、任务和方式，发动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债，反对征工筑路，反对军阀战争等斗争。在策略上，要使各种日常斗争互相推动，汇合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总的斗争。
（三）党应该确定独立的农民运动的政策，不应对刀会（注「刀会即大刀会，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民间武装团体。产生于清末，同白莲教有密切关系。主要活动在山东、苏北、皖北一带，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在一些地区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和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并参加了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但也常被地主阶级利用来镇压农民的反抗，……第6页。」）有过分的幻想。刀会主要是破产和失业农民的群众性组织，在客观上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但如果缺乏党的强有力的领导，时常可以变成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的策略是打入刀会，争取其中的广大群众。
（四）对土匪的策略。土匪有两种，一种是破产失业的农民，一种是军队中的溃兵。前一种是较有希望的，后一种过惯了军队、土匪生活，不易接受革命。因此，我们要着重争取土匪中的农民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影响他们，使他们转到革命方面来。如果收编土匪参加游击队，一定要将人员分散到几个单位，不能让其合伙加入一个单位。
（五）有系统地建立各级农民协会，争取把更多群众组织起来。为了防止农民的分裂，不宜用佃农、贫农名义组织；在名称上也不一定单用农民协会，还可以用其他名称。农会中要排斥富农，特别应从党内清除富农成分。对富农领导下的组织和斗争，要参加进去，夺取领导权。对黄色农会（注「黄色农会指国民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农会。……第7页。」）尤应运用这一策略去争取群众。要开展农村妇女、青年的工作，提出适合他们的特殊要求，发动他们参加斗争。在农村进行宣传工作，要注意农民能接受的程度，多用壁报、图画、歌曲来宣传。
（六）农会中党团（注「党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第7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党的农民运动的路线和策略，要经过党团去宣传、组织实现。地方党部要加强对党团的指导，以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
*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云同志在江苏从事农民运动，担任过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等职。这是他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苏区（1）工人的经济斗争*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年以来，党和工会在改善工人生活，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提高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一万工人英勇参加红军；踊跃退还二期公债（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准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向革命根据地工农群众募集“革命短期公债”六十万元；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发行第二期公债一百二十万元，以充实革命战争的经费。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筹备会议，号召会员退还第二期公债票，不要政府还本。三月初，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了这个消息后，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响应，至五月中旬就退还了九十余万元。」）；参加和领导乡村查田运动（注「查田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在这之前，瑞金及其他县的个别地区已经开展了这个运动，并积累了经验，查田运动的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为了纠正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同年十月十日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毛泽东所著《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依据。」）。这些事实证明，工人积极性的提高，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条件。
但是，苏区党和工会内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工人（注「这里所说的工人，主要指雇农，以及乡村的手工业工人。此外，还有一部分城市失业工人。」）在分田以后经济上的要求，还是一般存在着的严重现象。一方面不去领导工人改善生活、一方面却骂工人不革命，或者说工人落后于农民，有的地方甚至要工人在战争时期忍受资本家的任何压迫，不要反抗。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只有工人的经济地位改善了，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发挥工人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对于农业工人（注「这里所说的农业工人，指雇农。」）在分田以后缺乏耕牛、农具、肥料的实际困难，没有领导他们用互助合作和取得政府帮助的办法来解决。乡村工人（注「这里所说的乡村工人，指雇农、乡村的手工业工人和商店店员。」），许多没有增加工资，有的没有进行劳动介绍（注「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内，由中央劳动部或各地劳动部门设立的失业劳动介绍所向雇主介绍失业工人，被称为劳动介绍。这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在当时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下，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强迫介绍，即在雇主不需要雇佣工人的时候也要雇主雇佣，结果造成私人企业倒闭。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召开的中国店员手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停止向雇主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被富农和地主残余夺取了他们的工作。因为敌人的经济封锁和资本家的怠工，成万失业工人遭遇着不能生活的痛苦。许多女工、青工，虽然与成年工人同等工作，但我们没有领导他们起来争取同样的工资并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对于失业学徒的就业和增进学徒的技能，也没有足够的重视。还有，许多工会收了大量的社会保险金，不去救济工人，反而被工会机关乱用。总之，忽视苏区工人当前这些最迫切的问题，妨碍了工人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是目前职工运动中危险的右的错误倾向。
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例如，在许多城市的商店、作坊中提出了过高的经济要求，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注「这里所说的劳动法，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颁布施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不问企业的工作状况，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和青工六小时的工作制；不顾企业的经济能力，强迫介绍失业工人进去；在年关斗争中，许多城市到处举行有害苏区经济流通的总同盟罢工。这种“左”的错误，非但不能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积极性，相反地，只能发展一部分工人不正确的浪漫生活。而且，这种“左”的错误，使许多企业和作坊倒闭，资本家乘机提高物价，并欺骗工人，使工人脱离党和工会的领导。所以，这种“左”的错误领导，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
这种错误，主要来源于政治上的工团主义（注「工团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地流传很广。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索烈尔、拉加德尔等人。工团主义者反对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由工会领导和组织生产，以工会代替国家机构。」），同时也由于我们在领导工人经济斗争中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并不深入群众，不去估量商店、作坊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形，只是提出一般的并不适合每个企业的笼统的要求和纲领。所以，各业的集体合同（注「集体合同是当时在革命根据地内由职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雇主订立的集体条约。」）虽然不断地订立，但是每个行业工人的迫切要求仍是没有解决。
党和工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
党和工会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必须纠正官僚主义。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不顾实际情况，不体现出各个企业的不同工人的具体要求，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召集了几次群众会议，也不能满足于群众已经举手通过。签订集体合同，不能只是由工会机关自上而下地提出，而要自下而上地提出，反映工人最迫切的要求。这样的合同才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使群众有决心为实现他们的这些要求而斗争。
要审慎地去考察资本家怠工与否，分别各种情形执行不同的策略。领导工人坚决地反对在经济上故意停止营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监督店铺、作坊的生产和经营。对于确实因为没有来货，无货可售，或生意清淡，店铺、作坊将要倒闭的资本家，工会应该领导工人要求他们继续营业；同时应该领导工人在自愿的条件之下，减少一部分工资，以企业不致倒闭为度。某些企业不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应该取得工人的同意，用增加额外工资的办法来补偿额外工作的时间。党和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我们的周围。
在斗争方式上，要克服不发动群众、命令群众的错误。过去脱离群众，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逮捕资本家，或者戴高帽子游行，纠正了这种错误以后，在去年年关斗争中，又到处采取了总同盟罢工的方式。这些总同盟罢工，同样是没有经过群众慎重地讨论，只是上级机关的命令。过去许多错误斗争方式的根源，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每个工人的日常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依靠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经济斗争中举行总同盟罢工，不但妨碍商品流通，妨碍红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会被资本家利用来反对工人的斗争，对苏维埃政权实行经济怠工。因此，这种总同盟罢工，不但是斗争方式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极大错误。
在斗争的战术上，必须分裂资本家的团结。因此，每个商店、作坊的工人斗争，应该依据本店的资本家的经济状况来进行。同时，工会应该组织同业的和各业的工人，用开会、慰问、示威、包围等各种同情援助的方式，来提高阶级团结的情绪，组织阶级团结的力量。
在职工运动中，忽视工人经济斗争，忽视改善工人生活的右的错误倾向，和妨碍苏区经济发展的“左”的错误倾向，都是与党在苏维埃运动中正确的路线不能并立的。党必须清楚地估计到，工人经济斗争中“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对于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莫大的危险。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地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在每个斗争中去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工人参加苏维埃建设和革命战争，以巩固工农的联合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联合中的领导权，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
（1）注「苏维埃是俄文COBET的音译，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权力机关的名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权也称苏维埃政权或苏维埃政府，它所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这个历史时期也称苏维埃时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页。」
*注「一九三三年一月，陈云同志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本文原载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九期，收入本书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