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总结。……第37页。」），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注「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它是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第38、93页。」）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注「朋口战争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红军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宫溪地区与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所进行的战斗。是役歼敌约两个团。……第38页。」）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注「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同年十一月，他们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失败。当时，中共中央由于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给它以应有的援助。……第38、393页。」）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注「东黄陂即东陂和黄陂，是江西省宜黄县的两个集镇。……第38、45页。」）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注「建黎泰指建宁、黎川、泰宁。建宁、泰宁是福建省的两个县，黎川是江西省的一个县。……第39页。」去侧击向延平注「延平即今福建省南平市。……第39页。」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注「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上海南汇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第39页。」）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注「这里是指“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把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当时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的事。传达提纲写于该错案平反之前，沿用了以前的说法。……第39页。」）。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注「广昌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县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当时，国民党军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打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尔后夺占瑞金。“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则调集九个师的兵力，硬挤死守。红军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自己也遭受重大损失，终于被迫撤出广昌。……第39页。」）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注「“短促突击”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提出的战术原则。它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这一战术原则是为当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实行的单纯防御战略服务的。……第39页。」）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龙岗战斗注「龙岗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红军在江西省广昌县龙岗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出”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注「三溪圩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红军在江西省南丰县三溪圩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太阳嶂战斗（注「太阳嶂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红军在福建省泰宁县大洋嶂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石城战斗（注「石城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红军在江西省石城县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0页。」），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上以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注「堡垒主义指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修筑碉堡、步步为营、缓慢地向红军根据地推进的一种新军事策略。这是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据当时不完全统计，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前后，国民党军在江西修筑碉堡一万四千多座。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种反革命的堡垒主义是完全可以战胜的。……第40页。」），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注「李延年（一九○四……一九七四），山东广饶人。当时任国民党“剿匪”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兼第九师师长。一第41页。」）纵队之温坊战斗（注「温坊战斗指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至四日红军在福建省连城县温坊（今文坊）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的战斗。……第41页。」）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注「抗日光遣队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牵制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而派出的一支先遣部队。它最初由寻淮洲领导的红军第七军团担任，一九三四年七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同年十一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在闽浙赣根据地会合。随后继续北上，不断遭到国民党军的阻截和围攻，部队受到重大损失。保留下来的部队，在粟裕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编入新四军。……第41页。」）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注「毛指毛泽东（一八九三……一九七六），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张指张闻天。王指王稼祥（一九○六一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第42页。」）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注「恩来即周恩来（一八九八……一九七六），江苏淮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第42页。」）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注「指李德（一九○○……一九七四），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及长征初期，同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一起，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后，他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博指博古，周指周恩来。……第42页。」）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