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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奉上帝教创建太平天国，却又因为过于沉溺其中，发展为一种疯狂的迷信而毁掉了太平天国的前程，洪秀全就这样陷于一种神秘的怪圈与自我构筑的二律悖反中难以自拔。
1864年6月3日，随着洪秀全的病逝，太平天国气数已尽，加速走向穷途末路。
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湘军经过一番大肆劫掠之后，又在天王府点燃一把冲天大火。熊熊火光在吞噬一切的同时，也照亮了一切……
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刚刚起事之初，马克思通过西方媒体获知相关信息，不由得万分高兴，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国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可九年之后，当太平天国的诸多真相被披露之后，马克思不由得十分失望地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停滞与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性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褒扬者将洪秀全捧上了天，视为彻底的反清反封建的革命领袖；贬斥者则称洪秀全为贼，太平军为“长毛”，对其持以完全否定的态度。
导致这两种不同模式的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关资料的缺失。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正如洪秀全否定诸子百家一样，有关太平天国的一切物件、史书、典籍等全被清廷焚毁。孙中山曾说道：“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为推翻满清统治，孙中山十分推崇洪秀全的反抗精神，有意拔高太平天国的作用，并自命为“洪秀全第二”，借以鼓舞广大民众。影响所及，国民党政府一直将洪秀全视为革命前辈，蒋介石虽称颂曾国藩，但对太平天国也赞赏有加：“太平天国之战争，为19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19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文革”时期，更是将洪秀全视为值得歌颂的农民起义英雄与正面革命形象，毛泽东认为洪秀全等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其实，孙中山所赞扬的，只是洪秀全反清的民族革命性一面：“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对洪秀全浓厚的封建意识，却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封建王朝而已”。
随着近年来民间特别是海外有关太平天国绝大部分原始资料的发现，我们得以窥见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真相与实质，有助于我们撇开既往的二元模式，客观而真实地认识一段特殊的历史。比如1919年梁启超求学欧洲时，在海牙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天条书》、《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太平诏书》抄本及《颁行诏书》原刻本，雇人抄录后带回国内，却长年湮没无闻（现庋藏于湖北省图书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为人所知。又如当年洪秀全颁布刻印的五百首《天父诗》，国内全本早已不见，而通过藏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厚厚的完整本，我们至少可以剥除某些伪学者有意曲解的外衣，了解洪秀全当年造神及天王府内的有关真相。
尽管太平天国中西不靠，仿佛从天而降悬置空中，但它实实在在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相互嫁接而培育出来的一个“怪胎”。当天王府变成一片废墟任凭野鸟飞来飞去之时，太平天国也如一道云烟飘散消逝：太平将士土崩瓦解，太平天国分崩离析，就连洪秀全创立的上帝教，也随之消解，似乎连半点痕迹也没有留下，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然而，太平天国给古老而板结的中华大地所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太远了。
清朝的正规军队八旗、绿营腐朽至极，形同虚设，凭他们的力量，怎么也剿杀不了太平天国。于是，清廷不得不利用、倚重汉族大臣组织地方武装团练。曾国藩正是由此脱颖而出，锻炼出一支能打恶仗、硬仗，且带有私人性质的湘军队伍。湘军坐大，成为洪秀全最为凶悍而残忍的对手，并最终导致太平天国的覆亡。
湘军因太平天国而生，曾国藩不仅就此改变了满清政府的传统兵制，使得“兵为将有”，而且牵动了政治格局的演变，在地方上形成“督抚专政”的局面。如此一来，兵政实权逐渐下移，落于汉族督抚之手，构成近代力量分割大格局。表面看来，是曾国藩挽救了清廷，使其苟延残喘多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实则由他掏空了清朝的根基。
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在战争中积极变革，大量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科技成果，促成中西文化的实质性交流与融合。以曾国藩建立安庆军械所为先导，渐次发展为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其源流不得不追溯至太平天国。尽管《南京条约》已经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继续重蹈前次失败的覆辙，但清廷并未产生真正的警醒与紧迫。只是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这一迫在眉睫的需要，才不得不掀起了一股实质性的学习西方热潮。
太平天国作为人类梦想带有缺憾的实践，并未因其失败而淡化远去，在遥远的古代历史深处有其回响，在其灭亡之后的日子里也有永久的记忆与复活的迹象——1862年11月23日，以文天祥自比，矢志忠于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环笱褐两髂喜龊Γ傩糖埃聪乱皇拙溃骸傲僦沼幸挥铮灾男牢俊Ｌ旃淝忝穑毡馗瓷！�
是的，太平天国虽然灭亡了，但各种改头换面的“天国”在此后的世界确曾不断复活，并上演着一出出大喜大乐、大悲大恸的人间活剧。
人类的潜意识里，总是对未来、前途怀有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邪恶、公平善良、正义纯粹的理想社会。于是，便有许许多多自命为救星，自称为先知，自托为人民代言人的所谓智者、伟人、圣人，比照现实社会的丑恶与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完美，推导、构想、设计出一个个天堂般的美景诱惑人们，并许诺只要按照他们的蓝图去做，人类就有福了，就会升入天堂——不必死后就能享受的人间天堂。
以空想、幻想、梦想切入现实，导致的负面效应远甚于正面作用！
救世者的动机无可怀疑，这些推导、设计出来的美好社会也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只是完全忽略了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邪恶。说到底，人类只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天使与魔鬼兼具的动物。劣根性一旦激活，邪恶一旦释放，将给设计的美好蓝图带来颠覆性的解构效果，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与祸患。就曾有过的所谓理想社会的施行、实现而言，仿佛中了邪魔一般，竟无一例外地重蹈着太平天国的一幕幕悲剧：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无可避免的镇压内讧与争权夺利，军营化的社会管理模式，视商品经济商业贸易为洪水猛水，领导阶层的腐化堕落，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专制集权的野蛮，毁灭一切中西文化的虚无，假美好名义实行的暴政，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大公无私的口号，愚民主义的政策，禁欲主义的盛行，扭曲人性的邪恶……
美好的理想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也无法凌空蹈虚，更不可能推翻一切后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诞生，只能一步步地改进完善，逐步过渡。
就人类现实生活的本质而言，纯洁无瑕、完美无缺的社会只是一种想象，是数学中的一个无穷值，只能接近、靠近、逼近，永远也不可能达到。
“天国”并不遥远，“天国”并未覆灭，“天国”若隐若现，它留给我们的话题，传给我们的警示，带给我们的启迪以及可供涂抹、诠释、扩张的空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曾国藩：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
论及曾国藩，免不了将他与洪秀全进行一番比较。
两个从未见面的死对头，人生之初并无多大差异。与洪秀全一样，曾国藩家族也是世代务农，直到祖父曾玉屏时，曾家情况才略有改观。曾玉屏恪守祖辈留下的“以耕养读”传统，不仅置有大片田地，并以曾氏宗族首领身份，成为湖南湘乡白杨坪一带的地方精英。曾国藩大洪秀全三岁，五岁开始读书，七岁从父课读，九岁读完四书五经，十五岁攻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两人从小接受的全是儒家传统教育，所读之书大同小异，且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皆直奔同一“主题”——科举高中。
所谓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洪秀全参加科举考试，连考四次，结果连最起码的功名——秀才也未捞到，转而求之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而走上反清、反儒的叛逆之路。曾国藩参加科考，虽然艰难，也有过两次会试不中的记录，但一路走来，过五关、斩六将，考秀才，升举人，于1838年中进士，将三级功名一一纳入囊中。就在洪秀全第四次府试落第的1843年，已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参加翰詹官大考，列二等第一名，升翰林院侍讲。1845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1847年擢内阁学士，1849年授礼部侍郎，此后四年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出身“寒门”，没有任何背景与荫庇的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仕途冗乱的清朝末年极为罕见，连他自己都深感意外，在给诸弟的信中写道：“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清政府六个部门，曾国藩便在五部之中任过侍郎，使得他对清廷各部门的情况极为熟悉，见识、才能大为增加。他日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与这段任职经历密不可分。
表面看来，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的分水岭在于科举之途。其实，在此之前，两人的发展道路就已显出不同端倪。
曾国藩虽然进京赶考的路费都向他人借来，但其家境要比洪秀全殷实，可以一门心思读书科考，不必为生计担忧。洪秀全则是举全家之力供他一人读书，第一次秀才不中，只好自谋生路，一边开馆授徒，一边准备科考。曾国藩得益于耕读传家的宗族渊源，最先就学于父亲，书也读得扎实而系统；洪秀全祖辈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就读于他人，书读得杂，学习方法不如曾国藩得当。两人资质自然都不错，算得上聪颖灵慧，但并非那种所谓的天才、神童之类。只是洪氏家族将洪秀全视为光耀门庭的支柱，洪秀全本人也在期待、吹捧的氛围中飘飘然不知东南西北，从小便萌生了一种“救世主”的味道与派头。而曾国藩家教极严，祖父曾玉屏、父亲曾麟书虽务农为生，并不是那种纯粹的农民，父亲曾麟书四十三岁还考了个秀才功名，但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业”。祖父曾玉屏常以不少警句似的大白话教育曾国藩：“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鼓励与督责兼而有之，还教他做人处事要留有余地：“晓得下河，须晓得上岸。”这些，都成为曾国藩终生受用不尽的座右铭。因此，与洪秀全相比，曾国藩从小便懂得自我节制、适可而止，他常说自己天性“钝拙”，无超常之处，哪怕位居人臣之极，也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从未居功自傲。父亲曾麟书留给儿子的是“积苦力学”，以孝治家，并以儒家理念要求后辈，他曾自撰一联道：“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曾国藩从母亲江氏身上则继承了敢与困难周旋的倔强之气。这些，都培养了曾国藩克勤克俭、倔强自立、坚持不懈的优秀品格。
当然，科考成败是决定他们走上不同道路的关键。洪秀全哪怕仅仅考中一个秀才，恐怕也不会转向基督创立上帝教揭竿而起。不过，要是曾国藩终生连个秀才也捞不到的话，肯定不会走上信教反清之路。他的故乡湖南湘乡白杨坪村，比洪秀全的故乡更为偏僻封闭，曾国藩当时到得最远的就是省城长沙，长沙不是通商口岸，连个基督教的影子也见不到。加之曾氏家族有着不信医巫、不敬鬼神的传统，祖父曾玉屏教导曾国藩要疏远六种人：风水先生、算命之士、医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因此，哪怕曾国藩遭受再大的打击，肯定不会陷入装神弄鬼、走火入魔的地步。以曾国藩的家教及环境而言，如果他未能取得科举功名，也只能是像他的祖辈那样，继续奉行“以耕养读”的传统，一辈子默默无闻地终老故乡。
然而，曾国藩最终走出了大山的环抱与封闭的故乡，成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成为封建官僚运转机构重要部位上的一颗“螺丝钉”。此后的道路与发展，曾国藩与洪秀全两人，更是泾渭分明判然有别，成为一对悬殊极大、反差强烈的比照：
洪秀全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典籍，捣毁庙宇偶像；曾国藩以书生举兵，有意淡化满汉之争，打着维护恢复儒家名教的旗帜以复兴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为目的。
洪秀全进军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后，沉迷于自己的幻想之中，除了删改典籍，写写宫闱诗，发布诏令，其他什么书籍都懒得看了，从未考虑吸取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