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不相扰”。
在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积极努力下，东南互保范围扩大到福建、浙江、山东、四川、河南、陕西、广东等十多个省份，使得清廷东南半壁江山免遭西方列强蹂躏。事后慈禧不仅未加指责，反而认为筹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能替朝廷着想，会办事，大加表彰，赏张之洞太子少保衔。及至张之洞死后，清廷在上谕中仍念念不忘他在“庚子之变”中的突出表现，说他“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
六年“清流”在张之洞身上留下的烙印实在是太深刻了，李鸿章甚至在给皇帝的一封奏折中也说他“为官数十年，犹不免书生之气”；而自儿时起就已融入他血肉之中的经世致用思想，这一生命的底色又无时无刻不在决定、影响着他的为人处事与言行举止。清流标榜清高讲求纯粹，见不得污点，容不得阴影，有过于理想主义的倾向。而现实世界总是贫穷与富裕、痛苦与幸福、黑暗与光明、污浊与纯洁相互并存。躲在书斋空言，可以将浪漫的情怀、理想的追求、天堂的纯洁，慷慨激昂地发挥到极致，而一旦进入现实社会，一切的一切，就会大打折扣，有时哪怕为了造福于民，也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变通手段，甚至不惜与邪恶为伍，与污浊同流，授人以柄，遭人诟病。
张之洞自任地方大吏之后，便在“清流”与“实用”两端，不断作着矛盾的撕扯与痛苦的煎熬。他曾袒露心迹地说道：“自官疆吏以来，已二十五年，唯在晋两年，公事较简。此外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所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
他见不得官场的污浊，声明“权贵不足畏”，可又不得不效忠慈禧，曲意奉承，哪怕那些瞧不上眼的太监，有时也得巴结巴结；他坚毅勤勉、清正廉洁，同时又具有圆滑老辣、畏葸退缩的一面；他表白自己“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其实他争的东西可多了，比如对待李鸿章，几乎事事都要与他争锋相对，其实，他的勇于任事，敢为天下先也是一种“争”；督任两广时，为筹集款项，张之洞竟开“闱姓”之赌，从中抽取捐税百万两，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等，但开赌无疑使得两广赌风愈甚，风气愈加败坏；他在《劝学篇》中将社会变革圈定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当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严峻的现实使他深深认识到，如果再不厉行变法，比维新派更为激进的革命党起，满清将面临皇位不保之危局，于是，张之洞又力促清廷实行君主立宪……
于是，关于张之洞的定论，便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他是反对洋务的清流派，更多的人则将他定位于后期洋务派领袖，所谓“洋务派殿军”是也；有人说他是顽固守旧之人，也有人说他是改革变法之新人；有人骂他是清政府忠实的“走狗”，更多的则说他是清王朝的掘墓人……其实，以上所言皆为事实，张之洞就是这样一位集新与旧、西与中、洋务与清流、改革与保守、开放与顽固等多重矛盾于一身的时代风云人物。他刚刚去世两天，《时报》便有一篇文章写道：“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也。”近年出版的《张之洞幕府》一书，更是相当精辟地概括道：“他的人格特征是政治上忠君，事业上趋新，文化和伦理上恋旧，趋新与恋旧的矛盾心态伴随他的一生。”
关于张之洞的评说，人们自可从不同角度，怀着不同感情，见仁见智。而他对中国历史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则是谁也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
张之洞自1907年离鄂进京，武汉乃至湖北的近代化势头就开始下降了。封建人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存政兴、“人走茶凉”、人亡政息。然而，张之洞所开创的新政事业已在武汉扎下根来，虽缓慢却执著地从根本上改变这块古老、传统而板结的土地。湖北新政从经济、军事到教育的整体性改造，必然渗入上层建筑，导致湖北地区文化思想的逸轨；这种脱离传统惯性轨道的先进文化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广大社会，诱发社会各阶层的裂变；因分裂变化而出的绅士、商人、学生、官兵联合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力量，他们一致要求冲决封建专制的罗网。因此，辛亥革命的种子只有在武汉，才能找到最为适宜生存、发展的土壤。干柴遇上火苗，顿时熊熊燃烧，辛亥革命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武汉爆发了。烈火随即席卷、蔓延开来，一时间火光冲天，燃遍全国……湖北新军在这场推翻两千多年封建皇权的斗争中充当了直接掘墓人的角色，如果没有这样一支新型的武装力量打响起义第一枪，然后以其强大的实力在张之洞的得意门生黄兴的率领下与北洋清军抗衡鏖战，革命火焰不仅难以点燃，即使燃烧，也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反动势力残酷扑灭。因此，只要提及武昌首义，提及辛亥革命的成功，人们总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地念叨张之洞几句，说他是“种瓜得豆”，事与愿违。从进入翰林院的那一天起，张之洞就开始进行着挽救清廷命运的努力，并将个人才干发挥到了一种少有的极致。比如编练新军，他的最初之意，在于抵御外侮，维护清朝统治，而实际效果则是加速清廷的覆亡。孙中山对此意味深长地说道：“以南皮（即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革命家。”武汉当时一首流行的道情曲更是风趣十足地唱道：“笑，笑，笑，笑那孤忠自矢的老香涛（张之洞字香涛），把满清的铁桶江山断送了。你为甚废绿营多把汉兵招？你为甚办铁厂多把洋枪造？你为甚停科举打破读书牢？你为甚兴学堂聘请洋人教？只弄得晨钟暮鼓连城动，美雨欧风匝地高，种下了革命根苗。”
湖北新军能够立下颠覆满清的不朽功勋，实与张之洞的“清流”人格密不可分。张之洞为官一方，从不培植党羽。他训练军队，也从未想过要将其练成一支属于私人的“张家军”，从而拥兵自重。他在山西即开始筹办练军，在广州建广胜军，在两江编自强军，在湖北练新军，全是人一离任，军权即行拱手交出，这也是他与近代其他军阀的本质区别，衬托出他的高风亮节。此外，他对新军中的革命思想也未加严格限制，于会党成员也未大肆搜捕镇压，只要你不闹腾得那么过分，他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那些“露出马脚”的革命党人，一般开除了事，并不严加深究。哪怕镇压威胁清廷统治的“自立军”，“挥泪”杀掉曾是他两湖书院学生的首领唐才常，也没有扩大范围，只是遏住势头，尽可能地做到“内部消化处理”。
张之洞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还有他阐述总结的“中体西用”说。这一治标不治本的学说之所以至今“阴魂”不散，自然有功于张之洞的极力鼓吹与系统阐述。他此后的思想虽有所推进提高，明确鼓吹君主立宪，从社会制度、政治思想等方面改造社会，可后人记住、倡导、发挥的，仍停留于他在《劝学篇》里的“中体西用”说。这并非张之洞之过，只怪我们几千年传统文明中的民主因子过于稀少，自由空气过于稀薄，而脚下这块土壤中的封建汁液又过于浓稠。
其实，哪怕他曾经有过的失误，其中也蕴含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与教训，于今天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而言，是一笔不可小觑的宝贵财富。
张之洞在创建、开办汉阳铁厂时，以长官意志瞎指挥，严重违反经济规律与经营法则。比如在没有对湖北地区的煤、铁资源进行勘定、检验的情况下，以为“中国之大，何所不有”，便想当然地订购贝色麻炼钢炉。等到钢炉运到，发现大冶铁矿的矿石含量并不适用，只得重购相应的炼钢新炉。炼钢得有大量煤炭供应作保证，张之洞派人四处勘探，几经周折，选定大冶王三石与江夏马鞍山两处投资开掘。结果大冶王三石挖出大水，只好停工；而马鞍山生产的煤含硫磺过多，不适于炼焦之用，且产量也十分有限；最好只好购买远距离甚远的开平之煤，甚至从英、德等西方国家进口焦炭。汉阳铁厂在选址上，按常规应选在与原料产地大冶铁矿毗邻的黄石石灰窑一带。张之洞为便于控制，竟将铁厂厂址选在汉阳龟山脚下。不少外籍专家直言相劝，张之洞不禁大动肝火，依然固执己见，我行我素，使得炼钢成本大增，仅运费一项就不知要白白浪费多少。在管理方面，汉阳铁厂也是弊病丛生，漏洞百出。工厂犹如衙门，裙带之风盛行，冗员充斥，办事相互推诿，效率极其低下。最为可恨的是这些对近代化工厂管理一窍不通的官员，却能“无师自通”地承袭传统陋习私饱中囊。据有关资料记载，汉阳铁厂官办期间共计耗费白银五百六十多万两，而真正用于生产的只二百多万两。也就是说，大部分投资都被这些蛀虫们给贪污了。因此，汉阳铁厂只要开工生产，每天都得亏本：“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后来实在难以为继，张之洞才极不情愿地“拱手相让”，将汉阳铁厂交给盛宣怀，改官办为官督商办。两年后汉冶萍公司成立，督办名义完全取消，汉阳铁厂成为纯粹的商办企业……
张之洞在临终前不久，还有意无意间做了一件蛀空清廷、影响中国近代势力格局的大事。
光绪、慈禧先后撒手归西，清廷大权落入摄政王载沣之手。因为昔日的多重积怨，载沣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杀掉袁世凯。张之洞力陈载沣与隆裕太后不可：“主幼时危，未可遽戮大臣，动摇社稷。可否罢斥驱逐出京？”加之载沣担心袁世凯训练的北洋军队闹事，外国列强干涉，汉族官员惶恐自危，最终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以“回籍养疴”为名，罢黜出京，放归河南。如果没有张之洞的极力劝阻，一个袁世凯，杀了就杀了，也不至于因此而掀起什么“滔天巨浪”。那么日后就不会有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更不会有他的“八十三天皇帝梦”，一部中国近代史，可真的就要重新改写了。
张之洞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三年出生，他死后仅仅两年，满清王朝就在武昌首义的枪声中收煞，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在清廷走向覆亡的最后四十年风雨飘摇中，张之洞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教育、外交等各个领域的作用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事不与。他的一生，不仅与晚清相始终，也是一部饱含血泪、顽强抗争、昂扬奋进的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与象征。
严复：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
严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曾祖父严焕然曾是一名举人，祖父、父亲虽以行医为业，但都有着较深的国学造诣。也许是对自己的弃儒从医心有不甘，父亲严振先对严复寄予殷切厚望，希望他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科举轨道上能够顺利地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于是，七岁时将严复送入私塾，为求良师，先后辗转多处。后又延请同邑黄宗彝开设家塾，专为他一人授课。作为一名当地颇负盛名的宿儒，黄宗彝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士人的品格对儿时的严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不出意外，以严复的聪颖勤奋，考秀才，中举人，升进士，博个一官半职，应该不成什么问题。最不济的情形，大不了什么也考上不，那就子从父业，开家药铺接纳病人，或是背个药箱四处问诊，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医术高明、经验丰富、闻名遐迩的传统中医。
然而，一根看不见的命运“魔棒”，仿佛不经意似的在严复头顶稍稍一点，他的人生之路，就此来了个意想不到的“急转弯”。
1866年8月，父亲严振先在福州南台苍霞洲行医抢救霍乱病人时，不幸染上瘟疫，突然撒手人寰。严振先平时积善好德，对许多前来就医的穷人不收诊费，加之嗜赌如命，结果病逝之后，家里穷得连殡葬费也拿不出。还是以前那些受过恩惠的病人送些香火钱，大伙七拼八凑，好歹办了一个葬礼，这才得以入土为安。
面对父亲病逝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与打击，年仅十二岁的严复束手无策，不由得悲痛而无奈地叹道：“肩不能挑，手不能执，奈何？奈何？”是的，家里的支柱轰然倾塌，唯一的经济来源失去，严复不仅无法继续求学，而且五位家人，包括他、母亲陈氏、刚娶的妻子王氏、两个幼小的妹妹，就连生计也成了问题。于是，全家不得不离开省垣，搬回距苍霞洲十多公里的祖居——侯官县阳歧村大夫第，分得两间房屋栖身，靠母亲与妻子替人做些女红勉强度日。
不能继续延聘塾师，也就意味着断了科举求仕之途。年少的严复，不得不寻求新的进取之路，并且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还得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呵。正当他茫然四顾，急欲寻找出路以摆脱艰难困境时，适逢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公费生，学费、住宿费、伙食全免不说，每月还发放四两银子，另外学堂三月一考，成绩一等者可获奖金十元。既可继续求学，又可领取补贴，成绩优秀还能获得额外奖励用以解决家庭生计，这样的好事，真是打着灯笼也难寻。严复得知消息，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地决定报考。
福州船政学堂，原为闽浙总督左宗棠着手创办的由铁厂、船厂、学堂组成的福州船政局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海军之萌芽。左宗棠不久外调，举荐正在福州老家因母丧守制的前江西巡抚、林则徐女婿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主考官沈葆桢正值丧亲丁忧，拟定的考题便与父母孝道有关——《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刚刚经受丧父之痛的严复提笔写来，不觉情真意切，加之较好的国学功底，文章写得情文并茂，十分感人。沈葆桢阅后大为赞赏，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