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 第27部分

受甲午战争、马关和约的强烈刺激，严复心中的激愤如地底奔涌的岩浆，他借翻译西方文字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突破口，“火山”终于爆发了！他边译边著，只几个月时间，很快就完成了《天演论》译稿。根据有人发现1895年的刊本而论，说明《天演论》最迟已在1895年就已脱稿。然而，对出版之事，严复则十分慎重，经过多次修订，才于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正式出版。

《天演论》刚一印行，便如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扔进一潭死水之中，震撼了整个中国。广大民众，早就不满于日渐衰微的满清朝廷，面对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失败与条约，于压抑苦闷之中，也在苦苦地寻找，以期图强振兴，一展盛唐雄风。然而，四周似乎全是关闭的门窗，只有老大帝国的腐朽弥漫空中，民众看不到半点亮光。他们在等待，在盼望，在苦苦地寻找自强的崭新之路。就在这时，严复的《天演论》问世了！它第一次挣脱了古老的“不变论”、“退化论”与“循环论”，不仅阐述了物竞天择、强国富民的“公理”，还推崇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伸张民权，提倡民主，崇尚自由，强调发展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并涉及人口及生态变异等内容……这些从未有过的观念，给长期封闭的古老帝国，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与强劲的活力，给传统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奠定了出生在19世纪末期的一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一部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天演论》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一道分水岭。此后，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还是激进民主主义者，几乎都把进化论视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他们最基本的思想武器，为民族的发展与国家的强盛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内源性动力。

康有为称赞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在《天演论》尚未出版时就借抄阅读，当即著文宣扬，认为“进化论实取数千年旧学之根柢而摧弃之，翻新之者也”；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写道：“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他译的最早、而且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反复宣传进化论，认为“优胜劣败，理无可逃”；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当年求学上海澄衷学堂时，使用的教材就是严复的《天演论》删节译本，一次的作文题目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鲁迅对《天演论》更是爱不释手，“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结构除了私塾学习的《四书》、《五经》及一些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就是在新学堂里读到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时，才较为系统地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当时读得最多最受启发的，便是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爱国英雄都受过进化论的熏陶与影响。《天演论》也在出版后的十余年间一版再版，拥有三十多个不同版本，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严复也因此被人称为“严天演”。

严复以翻译家著称，他翻译的数量、质量、系统性、广泛性及深远影响，他人无法企及；他提出的“信、达、雅”译书三要求，长期以来为学界所认可信奉。然而，严复定位并镌刻在中国近代历史不朽丰碑上的，却不是翻译家，而是“启蒙思想家”的身份。

翻译介绍西学者多矣，因翻译而以启蒙思想家享誉后世的，似乎只有严复一人。

严复之前，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介绍西方天文水利知识，到洋务派健将容闳、徐建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翻译西书，据有关资料统计，仅上海机器制造局历年销售的西书，便多达一万一千多部。只是这些西书，少有反映西方社会政治学术理论的，绝大部分属工艺、兵法、医学、宗教之类。西学在这批翻译家手中，不过是一把工匠的凿子。他们的努力，局限于传统的眼光与方法。就拿与严复属于同一时代的著名翻译家林纾而言，他译过《茶花女》、《鲁滨逊漂流记》、《黑奴吁天录》等许多轰动一时的西方文学作品，据张俊才《林纾著作系年》统计，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已出版者一百七十八种，未出版者十七种，北京图书馆尚存手稿七种，共计二百零二种，被人称为“译界之王”。他与严复同为福州人，也在苍霞洲生活、学习过，他们两人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还是一对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林纾所能担当的，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角色而已。“药治不了的，用铁。铁治不了的，用火。”只有严复，才将西学变成了照亮古老中国沉沉黑夜的冲天火炬。

严复之所以因翻译西学而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除了译中有著，阐发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外，还在于译书的选择。他因《天演论》“一炮走红”，尔后又继续精进，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多部著作。严复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一则因为它们都是西方当时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二则这些著作对改造中国社会、弥补历史缺憾、重铸国民性格，有着极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每一部译著，严复都在序言与注释中寄托自己的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严复翻译《原富》的动机，是希望中国发展经济，以达富国强民之效，针对中国专制集权泯灭个性的传统，再三强调国家的富强只有解放个体，通过个人的活力与能力才能达到；中国缺少法治，以道德伦理为社会基础，于是，严复翻译《法意》一书，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法律制度与观念，宣传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并将民主政治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制高点；严复看到，在西方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逻辑学基础，正如培根所言，逻辑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而中国思想重视经验，相信先验，崇奉直觉，却长期缺失逻辑学说，为此，严复翻译《逻辑学》（即《名学》）一书，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名学会，力图用逻辑学修残补缺。作为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逻辑思想（主要是形式逻辑）的学者，严复从逻辑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旧学进行反思，对中西逻辑学进行比较，为后人对中西逻辑学说的分析研究开了先河……

严复的译著涉及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成为完整地将西方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开创了建立在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新纪元，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在这些译著的序言、按语及注释中，严复认为中国落后之因，在于传统文化阻碍了历史的进化与发展，只有注入并接受西方知识，国民才能摆脱受苦受难的无知状态，国家才能走向民主、繁荣与富强。严复所有译著的字里行间，全都透出一股浓厚而强烈的“全盘西化”倾向。

严复的翻译事业中，一个至今并未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社会现象，那就是自《天演论》轰动一时之后，他的其他译著，就质量而言，自然是一部胜过一部，但其影响似乎呈递减趋势，一部不如一部，一部弱于一部。人们提起严复，论及他的翻译，似乎仅只一部《天演论》，于后面的其他重要译著，总是有意无意地略而不谈、避而不论。其实，《天演论》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进化论原理与社会价值观，而《法意》、《名学》、《原富》、《中国教育议》等，才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路径。就当时的紧迫的社会形势而言，救亡压倒了启蒙，人们局限于某种激昂的情绪，未能进行脚踏实地、认真细致的社会改造与建设工作，启蒙思想也有待于继续深入、广泛传播。

日本也在19世纪中叶被美国佩里舰队叩开国门，也曾将严复翻译的这些西方名著译介到国内，但其影响却截然有别。日本顺应时势，成功地开展明治维新运动，使得西方思想文明与物质文明一同顺利进入日本，国力顿时大增，也就少了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因此，进化论在日本并未引起犹如中国类似的轰动效应。而日本启蒙学者中村正直翻译的约翰·穆勒名著《自由之理》（严复译《群己权界论》），却受到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知识青年几乎人手一册”。《自由之理》动摇了日本旧的思想规范，传播了反封建专制、倡民主政治的思想，“将世人从蒙昧中唤醒”，为日本全国性的自由民权运动之先声。而严复翻译的同一著作，在中国“却非常遗憾地毫无反响”，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论严复》中所言：“在广大农村小生产的社会基础和农民革命为实质的中国近代，这种微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和要求，根本得不到任何力量的支持，只好消失在漫漫长夜了，连思想领域内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原富》、《法意》、《名学》等巨著的遭遇也相差无几，书中所倡导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在中国“没有任何可以称道的社会力量作依靠”，也就免不了沉寂落寞的命运。

严复翻译《天演论》，很大程度上出于悲愤、危机、责任与紧迫，根本就没有想到出版后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于是，他一鼓作气，贾勇而进，希冀以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而彻底的改造，雄心不谓不大。然而，现实对他的努力作出的回响，却是无动于衷。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甚。面对自己耗费心机进行的系统改造工程所落得的寂然局面，严复肯定黯然神伤不已，不由得进行深刻的剖析。越反思，就越是觉得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远非西方所能比拟——社会太复杂，文化太保守，思想太顽固，封建积淀太深厚，专制集权太残酷，而民众的识见又囿于沉重的历史束缚，显得那样短浅而愚昧……而民主制度的施行，人民的富裕与国家的富强，只有建立在广大民众的觉醒，科学知识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等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实现。在剖析与反思带来的客观与清醒中，面对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与广大民众混沌未开的现实，严复不得不感叹维新变革的无望，甚至怀疑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的启蒙工作有何价值与意义。

置身古老的中华大地，谁也不能摆脱历史、超脱现实，更不可能变更基因、改换血统。看似熊熊燃烧的启蒙火焰，不期然而然地遭遇到一场场狂风暴雨，团团阴湿与弥漫而呛人的青烟阻隔了严复与历史的深度推进。于是，社会的改造，贲张的血脉，只能几千年一以贯之地局限于循环的表面与浅层。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华民族不再有亡国亡种之虞，加之严复当年翻译《天演论》时，用的是文言，虽则精粹典雅、声韵铿锵，但作为一种不再使用的文字，今天的读者已不易读懂，即使能够读懂，也颇费力气，难以通读。于是，《天演论》离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了。然而，只要我们回首历史，就不能不正视《天演论》曾经卷起的巨大风暴，曾在华夏大地留下的深深印痕。如果没有《天演论》问世，没有新的思想观念作指导，没有一批批热血志士的奋斗，今日之中国，也许早就被列强瓜分得四分五裂了。而《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主要思想，不论何时何地，也不会过时。中华民族如果不思上进，不图富强，不竞争不求胜，随时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一件事对严复的刺激很大。

那天上课，教师带领全班几十个学生练习挖土筑垒——按照有关规定，必须在一小时之内，筑成一个深入地面三尺左右，能够屏身自蔽的堞形掩体。到达目的地后，大家身穿短衣一字排开，但见一声令下，包括教师在内，全都挥动铁锹，开始一个劲地挖掘。大伙儿较着一股劲，谁也不愿落后。一个小时很快就到了，教师所筑掩体已按要求顺利完成，其他英国同学挖了一半，唯有严复等六名中国学生挖得最少，并且早已累得气喘吁吁、精疲力竭。

年轻的严复，由此认识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身体素质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遗传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后天形成，与西人从小注重体育锻炼、合理的饮食结构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

由身体素质的比较，引发了严复对中西社会、制度的思考。读书之余，他经常到格尼林茨的大街小巷认真观察。高耸的建筑，洁净的街道，各种设施齐全的公共服务体系，英国市民生活其中，严谨的秩序里分明透着一股向上的活力。这与当时中国农村、城市的贫穷、肮脏、混乱景象，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与反差。中华民族不是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与传统么？为何连一个此前我们从未放在眼里的小小“英夷”也不如？不仅是不如，而是相差甚远呵！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严复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专制统治，英国属立宪政体。专制政治摒弃广大民众参政议政，老百姓只是官僚机构的苦力与工具，他们漠然政治，远离时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上下离心，政治因此变得越来越糟糕。而西洋各国的立宪政治、民主政治，上有议会代表之制，下有地方自治之规，官民一体，齐心协力，“合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两种体制，孰优孰劣，立时可判。

与此同时，严复还经常到英国法庭参观了解，每每看到庭审时的精彩辩论，想到中国县官老爷升堂办案，所谓一言九鼎的弊端，他就感到深深地不安，喟然长叹不已。由英国的律师辩护、陪审制度等司法审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