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无与，即原道亦极肤浅，而浪得大名”，并生发开来，认为上千年来的文学大家皆属装腔作势之辈，实无人真正了解“道”、懂得“道。认识不同，见解相左，本属正常，朱次琦也未加严责，只是笑了笑，说他的想法太狂了一些。没想到却在同学中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说他目无尊长、胆大妄为到了极点，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渐骇其不逊”。
康有为不是那种泥古不化的书呆子，他一边阅读一边思索，对辞章考据之学，对程朱理学不禁产生了怀疑。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私心好求的安心立命之所”，无法在故纸堆中找寻。于是，不由得抛开书本，闭门谢客，什么也不读地静坐养心。他尽可能地使自己进入宁静澄明之境，在王守仁式的“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的体验中，康有为似乎进入了超越个体的博大境界。对此，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
对这种老师厌恶的静坐打禅方式，同学们先是感到奇怪，后见他“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康有为经常沉浸在这种忘却周围世界的个人内心之中，“飞魔入心，求道迫切，未有归依之时”，此种情形与洪秀全病中进入谵妄与梦魇状态，视自己为上帝派到人间斩杀妖魔的“天王”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洪秀全以幻为真，难以自拔，康有为却能及时地回到现实大地。
尽管如此，这次深陷其中的走火入魔仍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隐患，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不可小觑。比如他此后便一直没有走出圣人的虚幻，孔子有素王之称，他自号“长素”，不仅以“圣人”自视，更有超越前圣孔子之意；比如他在某些事情上不近人情的顽固与偏执，便与“歌哭无常”表现出来的人格分裂疾患极其相似……
求道而不得，与老师朱次琦在求道的方法问题上又有分歧，加之同学们认为他既狂且癫，康有为终于离开了礼山草堂，告别家人，来到位于广州西南六十八公里的西樵山，入住白云洞的三湖书院，潜心研习佛道。
置身幽山，行吟流泉，睡卧林石，骋思游想，于康有为而言，这是一段率真随性、恣意浪漫的美好日子。他或坐或眠，或行或奔，或歌或哭，或吟或啸，在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物我两忘境界中，由义理之学转向佛道之学。他吸收佛学精义，希望自己有一天也像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那样普渡众生。在对道教五胜道仙术的苦修中，康有为则进入了另一种走火入魔——“视身如骸，视人如豕”。看自己是一堆骷髅，见他人是一群猪猡，这样的修练算得上大彻大悟、真正得“道”吗？
苦苦寻“道”而不曾得“道”的康有为怎么也不甘心，这时，他认识了一位归乡省亲、游逛西樵山的朋友——广东番禺人、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一番交往，特别是通过张鼎华对三朝以来夷务交涉的介绍，康有为得以“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联想起以前在藏书楼读过的《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职方外纪》等书籍，不禁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计前往英人治理的香港见识一番。
从南海到香港十分便利，也不需要像此后那样办理各类进出证件与通行手续。光绪五年（1879年），康有为第一次踏上了香港这块属于中国人的“异土”，恍惚进入了一个不敢相信的梦幻世界：“灵岛神皋聚百旗，别峰通电线单微。半空楼阁凌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夹道红尘驰骠袅，沿山绿圃闹芳菲。伤心信美非吾土，锦帕黄靴满目非。”英人统治仅三十多年，原本荒凉的渔村般的弹丸之地，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亲眼目睹的震惊中，康有为对西方社会不禁有了全新认识：“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大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传统制度。于是，萌生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念头，在香港购买大量西方书籍而归，马上进入另一种全新的如醉如醉的阅读之境。
正是在西学的启迪下，康有为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对香港的感性认识，以及阅读中所吸收的西方自然科学与资本主义政治理论，比照、反观、审视中国，康有为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社会、传统文化实在是太陈腐、太落后了。在又一次对《海国图志》的潜心阅读中，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仿行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变法图强，旧中国才能找到繁荣强盛的成功之路。
康有为的这种求学、阅读、寻“道”之路，离叔父们希冀于他的科举之途实则越来越远。在母亲“汝祖以科举望汝，汝不可违”的督促下，1882年，他不得不以荫监生的资格，第一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
失之东榆，收之桑榆。科考虽然落选，但康有为几乎因此而“走读”了半个中国，特别是返程时途经上海，作为第一批开埠通商口岸，一个鲜为人知的沿海县镇，已成为万商云集、高楼林立、街衢纵横、五光十色的大都会，康有为再次感到西方力量的强烈冲击。“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他又一次倾囊购买西书，“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据有关资料记载，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印西学新书，三十年间共出售一万二千册，仅康有为一人，前后购书就达三千多册，约占销售总量的四分之一。
倾囊四处求购西书，如饥似渴学习吸收，将中学各流派，西方各学科集于一身。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康有为，从而逐渐构建起个人独特的思想体系，为此后的开堂讲学、著书立说、维新变法等一系列活动与发展，奠定了充沛的底气与雄厚的基础。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康有为锲而不舍的问学求道，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的确带有一定的“先知先觉”色彩。
康有为从朱注六经、科举制艺到经世致用、义理经学为第一变，转向佛道之学为第二变，求道西方为第三变，如果说第一变出于康氏长辈“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安排，那么第二变、第三变则完全出自内心的渴求与自觉。特别是钻研西书，没有老师的教学指点，又不懂外语，仅凭大量购买的翻译之书，他一本一本地啃着，硬是于那些枯燥深奥的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中，探出了一些门道，“现买现卖”地用这些刚刚学来的算术几何、星云以太、宇宙演化、地质嬗变及生物之学，剖析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还将西方几何学中的“公理”、“实理”等活学活用于他最早写就的《人类公理》、《公理书》等书中。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并非一味信奉西学，而是合西学与过去钻研的诸子之学、苦苦修悟的佛学道教于一体，探索长期孜孜以求的“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颐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古今，穷察后来”。
也许是参研学问过于用心刻苦之故，1885年3月，康有为突然头痛大作，并影响到眼睛，“不能视文字”。如果是短暂的疼痛，忍一忍，也算不得什么，可一连就是好几个月。他无法忍受，又不得不忍受，于坐卧不安中，每天只好用毛巾裹住脑袋，呻吟着在室内无可奈何地转来转去。母亲遍请名医高手前来医治，均感束手无策。时间一长，连康有为自己都感到绝望了，不禁默默地整理过去的笔记手稿，等待死神降临。康有为相信天命，以为人的一生全由上天安排造作，他还特别迷信风水，热衷扶乩问卜，所以他并不惧怕死，并对自己能够综合古今中外之学，“既闻吾道，既定大同”十分满意，可以平静而无憾地死去了。
结果自然是没有死成，救他一命的竟是那些购回的西书。平静等死的日子里，康有为开始研读西医之书，并如法炮制西药，以自己为试验品服用疗治。凭着几本西医书籍，康有为竟然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病情有所好转后，又在西樵山白云洞隐居调养一段时间，第二年春天，便恢复如初了。
从此以后，康有为更加信服西学，并将阅读研究的重点，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哲学、历史、政治、教育等“泰西之政”。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康有为对科举功名并不热心，于多次落第，他自己真的一点也不在意，长期不倦的刻苦攻读，只以求学问道为旨归。正因为超然于个人的功名利禄之外，于科举也就显得无所谓了。也许是儿时天资过于聪颖出众，师长过于宠爱夸奖之故，康有为从小就显得颇为自负，自视甚高，“以经营天下为志”，性情严肃，不苟言笑，活像一个小大人。这种自负与自傲并未随着科举失意的打击有所收敛，反而随着学问的精进不断增强，有时竟达到了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己，乃至目空一切的地步。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经天纬地、包容宇宙的大视野、大学问、大道德、大理想。哪怕陷入走火入魔、如痴如狂的境地，也不同于洪秀全科举打击的染病谵妄，而是参悟求学所致。他先是在儒圣孔子身上吸取营养，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参禅问佛后，便以释迦牟尼为榜样，欲拯救灾难深重的民众于困厄苦海之中；而西方文明的强烈刺激，于西学的不断钻研，更是激发他以圣人为榜样，改革传统社会的意志与决心。与此同时，他仍一个劲地坚持科考，早先是出于母亲及家族长辈的督责，后来则是希望博取功名、占据要津，以便更好地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与宏伟目标。
康有为介入社会、干预政治、实施抱负的最初途径，主要是上清书、开学堂、著新书。
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利用再次赴京应顺天乡试的机会，于12月10日大胆向光绪帝上书，这便是有名的《上清帝第一书》。
在五千多字的上书中，康有为字斟句酌，话说轻了，无疑隔靴搔痒，重了又有触犯“龙颜天威”之险。他向光绪分析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针对朝政弊端，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变法主张。“变成法”就是要打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传统观念，变法兴治，“十年之内，富强可致”；“通下情”，是希望皇上礼贤下士，集思广益；“慎左右”，认为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上应该明辨忠佞，去奸臣，近忠良，以一身正气带动百姓，共同治理朝政。
在等级制度严格异常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介没有任何功名的布衣，康有为并无上书皇帝的资格，试图通过他人代递传呈，也没有成功。上书虽未呈达光绪之手，但其内容却感染、激励着无数书生百姓，一时间，《上清帝第一书》被人广为传抄，康有为的名气，也开始在京城慢慢“唱响”。
“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上达天听受挫，康有为回到故乡，一方面潜心著述，一方面收徒讲学，传授新学，培养人才。
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在拜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的邀请下，先于广州闹市中心的长兴里邱氏书屋开堂讲学，后因“来者日众，旧址不敷周旋”，校址一移到卫边街邝氏祠，再移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仰高祠，正式命名为“万木草堂”，取万木培植成栋梁之意。学堂所收学生，不论门第贵贱、年龄大小、学问高低，只要接受维新变法理论，皆可进入深造。招生方式别具一格，授课更是别开生面。康有为根据自己的求学问道经验，从变法的需要出发设置课程，以孔学、佛学、宋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可谓上下古今兼顾、中西文理俱备。康有为每天都要给学生授课四五个小时之久，所讲内容“以穷理创义为要旨……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窠臼，辟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谛”。此外，学生主要靠自己读书、写笔记。万木草堂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据学生回忆，“是以康先生所藏书为基础，同学们家藏的书，则自由捐献”而成。学堂“每人给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然后由康有为批示作答。学堂不分年级班次，也没有考试制度，“全在功课薄上窥察各人造诣之深浅”。应该说，万木草堂不仅是中国第一座引入西学为传授内容的新式私人学堂，也是第一座以素质教育为主的学校。
康有为切入社会的方式无疑是十分高明的，对上，呈书以打动皇帝；于下，通过培养一批维新变法的知识分子骨干力量，从而启迪、唤醒广大民众。“草堂徒侣，康门弟子，其全盛时，数以千计，盖遍于各省矣。”据统计，从1891年最初的长兴学舍，到1898年清廷下令封禁，万木草堂先后培养学子达三千余人，不少成为维新变法的栋梁之材。
从学问到实践，从底层到上流，康有为经过一番不懈探索，对社会现实，也算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清醒地意识到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荼毒之深，改革之艰与变法之难，决心从理论方面入手，推翻顽固的守旧体系，树立崭新的变法思想，以达启蒙、维新、变法、富强之效。为此，康有为创作了他的成名作也是早期代表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
不少学者认为，康有为的两部奇书《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渊源于晚清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廖平的《知圣篇》与《辟刘篇》，有人干脆就说两书抄袭廖平。说者言之凿凿，廖平本人当年就有指控，而康有为却极力回避甚或否认，倒是弟子梁启超较为客观持平，说老师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
按理说，一位集中西学问于一身，并以“圣人”自诩的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抄袭他人这种偷偷摸摸有损道德声望的事情。廖平为今文经学大师王辏г思懊诺茏樱握胖茨涣牛簧萄担饕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