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方压力下，陷入不义与被动的清廷驻英使馆官员不得不取消以七千英磅雇租一艘两千吨轮船运送孙中山回国的计划。当孙中山步出幽室之时，使馆外面观者如潮，各报记者纷纷拥上前来，询问采访。
一桩坏事就此变成好事，孙中山之名，不仅传遍全球，他的革命事业，也渐为世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同情、理解与支持。
孙中山脱险后，又在伦敦居住了大半年时间，考察英国的社会风俗及政治制度，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学说。据康德黎所述，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占据了他的注意，而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
孙中山理论思想的形成，实得益于他孜孜以求的广泛阅读，他一辈子可谓手不释卷。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在已刊行的孙中山著作中，共涉及七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两千多个地名，古今中外人物一万多名，重要事件一百余件，各种主义、思想、学说、流派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渊博的学识，实与他的考察游历、亲见亲闻以及虚心求学、潜心阅读密不可分。当然，他不只是机械被动地吸收，而是尽可能地化为自己的血肉，结合中国的实际，思考探索，“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详细考察，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做我们建设的张本。”
1900年10月，孙中山吸取第一次暴动失败的教训，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利用八国联军侵华，清廷无暇南顾之机，乘势发动第二次革命——惠州起义。起义之初，势如破竹，参加义军的民众多达二万余人。此次起义虽坚持月余，结果仍因敌众我寡而归于失败。令孙中山稍感欣慰的是，上次广州起义失败，举国上下，都视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惠州起义失败，没有了“恶声相加”，有识之士还为之惋惜不已。可见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已渐渐深入人心。
此后，孙中山又宣传、组织、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广西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于颠踬中爬起，于失望中振作，孙中山先后发动过十次大的武装起义，全部惨遭失败。直到1911年10月10日，湖北党人发动的武昌首义爆发，这才一举获得成功，完成了“驱逐鞑虏”的历史使命。
武昌起义于孙中山来说，有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尴尬，那就是他与并未领导这次起义，并且事后才在美国得知。
应该说，辛亥革命成功，是中部同盟会的功劳。孙中山偏重华南起义，以为边陲地带远离清廷军枢重地，比内地容易突破，且进退有余。因此，虽多次失败，他也并未调整战略，仍着眼于再次发动南方边境起义，并将经费的筹措，视为起义成败的关键。而以谭人凤、赵声、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员则鉴于过去失败的教训，在认识上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自行成立了包括长江中下游各省在内的中部同盟会。在讨论起义战略问题时，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种方略：“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事实证明，下策行不通，而上策的条件又不成熟，所以“取中策为好”。
武昌首义正是中部同盟会在“取中策”的指导思想下运动新军而取得的硕果。武昌起义成功，革命党人纷纷赶赴武汉，黄兴以战时总司令身份率民军与清军作殊死之战，宋教仁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而孙中山率一行则在美国宣传演说、奔波筹款。10月11日，经过一番旅途劳顿，刚刚抵达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孙中山不顾疲劳，工作到深夜才上床休息。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孙中山才醒来用餐。经过回廊报馆时，他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进入饭堂翻阅，一行醒目的英文顿时跃入眼帘：“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孙中山当时的惊喜之情可想而知，然而，他却没有及时回国领导这场轰轰烈烈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而是取道芝加哥赴华盛顿与美国政府接触，又经纽约前往英国、法国。“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的目的，一是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与承认，二是向西方国家的财团、银行借款，以资革命与建设。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孙中山，也被他视为革命的重中之重，以为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一切事情就可迎刃而解。他甚至于将某次起义失败的原因，直接归咎于筹集的款项不够。
赴欧活动的结果，是西方列强既不承认革命党人建立的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也未借到一分钱款。失望之余，孙中山不得不由法国马赛港启程回国，于1911年12月21日抵达香港。从美国到英国、法国，孙中山一路行来，费尽口舌，结果一无所获，白白浪费了两个多月的宝贵时间而已。如果他及时回国领导革命，武昌首义后的中国格局，肯定会是另一番光景，至少不会出现南方革命军互闹分裂，出现武昌、上海（南京）两个中心的局面。
由香港换船到达广州，孙中山又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广东的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力劝孙中山不要“北上”而是“留粤”整顿军队，打好基础。胡汉民为他分析说，满清政府虽然人心已去，但袁世凯控制的数万北洋精兵仍在，这一势力不扫除，革命就谈不上彻底，民主政权就无从建立。如果孙中山赶赴沪宁，“必被推戴，幕府当在南京，而兵无可用，何以直捣黄龙？”因此，他建议孙中山留下来，“就粤军各军整理，可立得精兵数万，鼓行而前，始有胜算。”
胡汉民的分析，就此后的发展情形而言，确属真知灼见。而孙中山却认为“四方同志正引领瞩望”于他，不由得说道：“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而事实并非孙中山所言，他的“舍我其谁”多少带有盲目自信的味道。武昌首义后，未曾有人提出非由孙中山主政不可，除黄兴等忠心耿耿的同盟会员真正瞩望于他外，其他各光复省份的要员、原立宪派人士以及部分革命党人所瞩望的，却是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只要他反戈一击，推翻“贵族专制之满清”，“当奉为大总统”。
孙中山满怀激情，百折不挠，力任艰巨，心胸宽广，毫无个人私欲杂念，全身闪射着一股浪漫的革命气质，但他的确算不上一位精明出色、富于权谋的战略家。他欲以其一心为公、满身正气以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积淀的权谋文化、官场哲学进行较量，无疑手持长矛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
其实，在内心深处，孙中山也深知彻底改革中国社会之艰难，这种艰难可能远甚于用武力推翻满清王朝与封建统治。当武昌起义进展迅速，全国各地很快响应，各省纷纷独立时，他曾不无忧虑地说道：“这回革命一起……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有若何牺牲及流血，更不知前仆后继之人及共和之价值，而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之势力依然潜伏，今日不能将此等余毒铲除，正所谓养痈成患，将来遗害民国之种种祸患未有穷期，所以正为此忧患者也。”
认识是一回事，而行动则又是一码事。作为一位有着丰富阅历与经验的仁人志士，孙中山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超乎其外地分析、审视中国社会，常能透过现象窥其内里，抓住实质。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事情只能慢慢来，急不得，改造得有一个过程，但他又是一个被人称为“孙大炮”的急性子，总希望革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恨不得中国转瞬间与英美比肩，甚至超乎其上，重现汉唐中华帝国之风采。急躁之时，不是被人利用，就是走向事情的反面，常令后人为之扼腕长叹。
孙中山身单力薄地仓促北上，作为闻名全国、享誉世界的反清第一斗士，很快就以十七省代表投票，共得十六票的结果，当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由非法、秘密、在野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党领袖，第一次公开亮相，正式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他以一己之力，在任内尽可能地铲除封建余毒，如颁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国家法典的形式第一次宣布人民享有的各种自由权与政治权，废除行跪拜礼及“大人”、“老爷”等称呼，提倡男女平等，限期剪辫放足，禁止种族歧视、刑讯逼供、乱捕仇杀、贩卖人口、蓄养家奴、吸食鸦片等。
然而，孙中山北上组建临时政府，在深得广大民众欢迎的同时，却激起了长袖善舞的袁世凯的强烈反弹。南北正在议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无疑打碎了他逼退清帝、赞同共和、出任总统的美梦。于是，袁世凯马上改变态度，由赞成共和退为过去的拥护君主立宪，并作出武力南侵的姿态。
此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所遭受的压力除了外部的袁世凯之外，还有来自内部的各种纷争。当他从海外归来时，纷纷谣传他带回大笔资金。当得知他“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各方人士不免大失所望。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核心领导层的，只有黄兴、胡汉民等极少数同盟会员全力支持孙中山；反正的旧官僚与立宪党人根本就瞧不起孙中山，他们推选孙中山，只是利用他的声望稳定社会秩序而已，所以他们不可能大力支持他，有的还公开与他对着干；哪怕同盟会中的部分革命党人，也对孙中山阳奉阴违。临时政府没有经费，孙中山想借款或是发行债券，议案不是遭反对，就是被“看冷”不予合作，无法通过。孙中山主张北伐，“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其态度之坚决，真可谓斩钉截铁。然而，社会普遍厌战，大部分革命党人也希望南北议和逼清帝退位，如汪精卫就公开支持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事事掣肘，“政令不出南京，甚至出不了总统府”。同盟会老成员冯自由自海外归来，拜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时祝贺道：“我辈夙昔志愿，竟成事实矣，何等痛快！”孙中山听了，真是有苦难言，不由得皱着眉头回道：“何来痛快？直苦恼耳！”
各种苦恼与压力积在一起，孙中山只有附和众议，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多次公开表态：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清帝退位，他愿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出。
此后的结果众所周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请辞职，袁世凯以十七票的“满分”成绩（比孙中山还多了一票），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其实，革命目的未达，旧社会势力未除，孙中山是极不愿意让出临时大总统之职的。而迫于无可奈何的现实，又不得不主动辞职，这将成为他心头一辈子永难弥合的伤痛。
辛亥革命后，两大事件激起了孙中山后半生的巨大转变，使得他不断向集权与左倾过渡：一是因“宋案”引发的“二次革命”，二是部下陈炯明的叛变。
袁世凯当选为民国正式大总统后，孙中山与他有过一段短暂的政治蜜月期。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于1912年8月24日抵达北京，民国初年的两位伟人，似乎握手言和、开诚布公地坐在了一起。当晚的接风宴会刚一结束，袁世凯目送孙中山远去的背影，情不自禁地说道：“不图中山如此透亮！”而孙中山刚回府邸，便对人说道：“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在北京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会晤十三次，谈话时间一般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有三四次更是谈至凌晨两点方告结束。内容涉及国政外交，两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据有关资料记载，孙中山与袁世凯曾在两次宴会上高呼对方万岁，袁世凯所呼分别为“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回应的呼声分别为“袁大总统万岁”、“大总统万岁”。两人虽为一时激动所致，但显然不是在作秀，而是出乎内心的真情流露。
就孙中山当时的本意而言，他的确想告别革命，从事国家建设，并不再过问国民党党务，一切全部交由宋教仁负责。国家经济命脉在于交通运输，铁路又是交通运输的重中之重，因此，孙中山想从事全国铁路建设。他在一次宴席上说道：“让项城（袁世凯字）做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线延长二十万里，民国即可富强。”袁世凯回道：“建设铁路，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耳。”孙中山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袁世凯则是一个干练的现实主义者，他由小站练兵起家，自然知道练兵不易，而他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并说“君自有把握”，要么是不知建设铁路之艰难，要么就是有意恭维孙中山。孙中山说他修筑二十万里（十万公里）铁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实难达此目标，不过他心中的宏伟蓝图而已。据统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全国七十年共修铁路二万公里；截止2005年底，全国铁路实际运营里程七万五千四百三十八公里。也就是说，直到今天，全国铁路也未达十万公里。
实际情形是，孙中山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视察费用耗去百十万两，铁路却是一公里也未修成。
1913年2月，孙中山一行考察日本实业及解决经营铁路经费问题。3月20日晚，宋教仁被刺，正在长崎的孙中山获悉，立即中止活动，于23日启程回国。
孙中山的建设理想由此化为泡影，不得不回到过去，继续投身政治革命，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袁世凯则“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是捣乱，右是捣乱……我即举兵伐之”。
“宋案”爆发，昔日互相欣赏、对呼万岁的两位巨人立时“翻脸”，成为不共戴天的一对死敌。
不到两个月时间，各地讨袁相继失利，独立省份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南方残存的革命势力几乎被袁世凯全部摧垮。“二次革命”惨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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