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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由浙江镇海流放新疆伊犁，途经江苏镇江时，与好友魏源相遇。
两位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万感苍茫”，就时局与未来彻夜长谈。然后，林则徐将自己精心收集、组织翻译的手稿《四洲志》、《澳门月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样等有关资料尽数交给魏源，嘱咐他编撰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情况、适应时事需要的专著。大漠荒荒，关山迢迢，此一分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聚，依依惜别之时，魏源一再叮嘱友人多加保重，林则徐回道：“善始者不必善终，如不出逆料，则徐此生无能为也，寄意丹青，徒发清议而已。唯愚兄所托著书之事，望贤弟刻意为之，务使大清臣民早开智慧，舍此则无可御侮也！”
魏源不负重托，送别友人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编纂创作之中。鸦片战争刚一结束，一部洋洋洒洒50卷本，名为《海国图志》的巨著便问世了！
《海国图志》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关于世界各国情况的著述，也是国人正确认识世界的第一扇窗口，不仅叙述了英、美、法、俄等数十个西方、亚洲国家的地理、人口，还详尽地介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社会政治制度、先进科学技术及武器生产情况。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次将哥白尼的地动日心说介绍到中国，人们据此才慢慢相信地球是一个圆形的“球”，并且不停地绕着太阳旋转等常识性的天文知识。《海国图志》明确告诉国人，外洋诸岛不是中国的朝贡国，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王国”，只是世界五大洲的一部分；中国也不是“天朝上国”，而是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方各国，有待改造完善的国家；中国不能闭关自守、盲目自大，要向他国学习，与世界融为一体，第一次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
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程，魏源始终以建设性的姿态解读鸦片战争，《海国图志》的编纂宗旨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将英人的军事优势概括为“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只有师夷长技，才能克夷制胜，魏源所强调的，主要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与科学技术。而器物，总是与一定的哲学认识、学术水平、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等密切相关。西方文明是一个系统，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与磨合、痛苦与转型中才会逐渐加深认识。
《海国图志》一出，并没有像魏源及后人所想象的那样引起时人的共鸣，产生强烈的效果，以达到认识世界、富国强民之效。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全国士绅百余万，具有阅读此书能力者三百多万，可最终发行量不过千册左右。人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社会的“赞美”之词，更有不少守旧官吏认定《海国图志》是一本妖言惑众的逆书，欲将其付诸一炬。
然而，《海国图志》还是很快就有了“知音”。只是这启蒙最快、获益最大的“知音”不是国人，而是日后时时处处与中国为敌的东邻岛国日本。1851年，《海国图志》通过中国的贸易商船带到长崎，日人如获至宝，顿觉眼界大开，认为这是天照大神送给他们的特别礼物。于是，数年间刊刻二十多种，引发日人大规模的阅读热潮。日本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特别善于学习模仿，先是吸收唐朝先进的汉文化，一旦发现西方海洋文化超过华夏文明，又赶紧掉头转向，逐渐西化，“脱亚入欧”。一个早已为中外学者所认同的事实，那就是日本幕府末年有识之士对外国情况的了解，大多源于《海国图志》，此书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曾给予华夏民族远远多于大和民族学习西方、追赶西方、超越西方的机会，然而，我们却出于顽冥不化的盲目自大，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些难得的历史机遇。上帝只青睐、眷顾那些有所准备、善于学习、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民族，满清王朝拒绝学习，拒绝开放，固步自封，报应与恶果竟由一个我们从未放在眼里的昔日学生、蕞尔岛国日本强加而来，先是19世纪末彻底败绩的中日甲午战争，接踵而至的便是差点亡国灭种的抗日战争。
继《海国图志》不久，又有了梁廷枬于1846年杀青的《海国四说》，徐继畬于1848年完成的《瀛环志略》。《海国四说》向国人描述西方国家的同时，重点介绍美英两国，其中对蒸汽机的描写大开国人眼界，对基督教的议论也相当到位。而《瀛环志略》则毫无国人惯有的附会臆测，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资料上更为详尽准确，思想上更富创造建树。
徐继畬曾任福建巡抚，不仅与主战派、民族英雄林则徐有过一段过节，还是道光宠臣、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而穆彰阿一直被认为是在鸦片战争中与林则徐为敌的投降派代表人物；又因《瀛环志略》刚一出版，就遭封建卫道士的上奏攻击与挞伐，他们说徐继畬将“泰西”说得比天朝还好，是心存“乱心”，结果使得该书初版即封禁多年。因此，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要么被人们忽略忘却，要么被有意曲解。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客观的审视与描述。
1868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重要文章评述遭皇帝放逐的清朝官员徐继畬，认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地志体系，被这位东方伽利略改革了……对中国人来说，研究夷人历史，肯定险象环生，而这位地理学家，正直勇敢，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辙”。美国人将徐继畬类比于欧洲黑暗中世纪时期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似乎有点不类不伦，但我们只要稍加探究，便会发现他们之间，实则有着不少相通相似之处。
鸦片战争爆发时，徐继畬出任汀漳龙道道台，驻地漳州离海防战略重地厦门约七十里。为防英军入侵，闽浙总督颜伯焘花了半年时间着手战争准备，在厦门一带安设了四百位以上的岸炮，部署守军五千六百八十名，另雇乡勇九千二百七十四名各保地方，并以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花岗岩在厦门构筑当时中国最为坚固的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1841年8月26日下午1点45分，英军分别向鼓浪屿及厦门岛南岸发起进攻。在鼓浪屿，经过一小时二十分钟炮战，英舰基本打哑了三座清军炮台，陆军登陆后从清军侧后发起冲击，很快占据该岛。在厦门南岸，清军炮台虽然抵御了英舰炮火两个小时的猛烈轰击，但英军在石壁以东的沙滩登陆后立即扑向清军侧后，仅十五分钟，阵地就陷入敌手。坐阵督战的颜伯焘见此情景，由战前的极端自信变为极度恐惧，率文武官员连夜渡海逃往同安。英军随即兵不血刃地占据厦门全城。
厦门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少有的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战斗，也是一场真正惨败的战斗，作为当时清朝疆域内最为强大的海防要塞，几小时内就全部土崩瓦解陷入敌手。置身与厦门仅一水之通、英军旦夕可达的漳州，民众一日数惊，在真切感受、深刻认识到英军凶猛强大的同时，徐继畬也做好了与城共存亡的战斗准备。
随着《中英条约》的签订，西方商人、传教士纷纷涌入五口通商之地。徐继畬受命专办厦门、福州两口通商事务，在战争的强烈刺激下，他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接触、了解洋人。在厦门，他认识了许多美英传教士与外交官如雅裨理、李太郭、阿礼国等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为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徐继畬不懂英语，也没有经过西方的科学训练，除搜集书籍、报刊等文字图画资料外，他的另一个法子，就是与外国人对谈交流，通过不耻下问的方式获得第一手资料，了解世界大势。雅裨理认为徐继畬“是我迄今见过的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中国人。他询问了许多外国的事情后，我们提出，拿一本地图集，向他说明最感兴趣的各个地方和区域。对此，他欣然表示赞同。我们尽量（使语言）简洁，在一个下午时间里，给他介绍了尽可能够的基本情况”。
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精心准备与数易其稿，徐继畬才完成了《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初版五十卷，四年后又增补为六十卷相比，《瀛环志略》只有十卷，显得十分单薄。当然，它们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纸张的厚薄，更在内容的区别：《海国图志》以编辑整理现成资料为主，是一部探究域外知识的集大成之作，《瀛环志略》除采用书本资料外，还有博采的第一手资料、口头传说等，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综合撰述而成；《海国图志》中的“海国”二字，其实是新形势下的四夷，以中国为天朝、为天下的概念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与变化，而《瀛环志略》是一部体例严谨的世界地理著作，“瀛环”乃世界之意，说明作者已走出“天下观”的束缚，向世界意识转化，视中国为万国之一；在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海国图志》仍视西洋各国为“夷”，《瀛环志略》除了引语及个别地方，一般不用“夷”字，与各国平等相待，如称英国为英吉利，英领事为英官，而当时无一例外地分别称之为英夷与英酋；《海国图志》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瀛环志略》的侧重点，已跳出“技”的约束，着眼于中西制度的差异……一句话，徐继畬的突出与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通过《瀛环志略》一书，使得国人第一次睁大眼睛，通过认识世界而认识中国，从而客观地了解自己，是最早感受西方对中华大地的冲击，意识到古老中国将面临“古今一大变局”的清醒者。
然而，正如伽利略不得不违心地屈服，宣称自己错了一样，徐继畬为使《瀛寰志略》能够顺利出版，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在引言中写道：“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尽管如此，也未能逃脱书一出版，即遭剿杀的厄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日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尖塔耸立，高约五百五十五英尺的标志性建筑——华盛顿纪念塔，塔壁镶嵌着一百九十方取自世界各地，全为歌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铸文石刻。其中镶嵌在第十级墙壁上的一方石碑为汉字，内容便出自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一书：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对民主制度及其代表人物的赞美与向往溢于言表，尽管只是当时极少数优秀代表人物的认识，但足以展示国人睁眼看世界之初的超迈情怀及所能达到的高度。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6月29日的北京大学演讲中专门提及此碑此文，认为它是“一百五十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证”。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睁眼认识世界仅局限于国内，通过搜集资料与进入中国的外人了解世界，那么第一位真正走出国门与西方世界“接轨”的中国士大夫，便是长期遭人唾骂与误解的郭嵩焘。
作为中国第一位远赴欧洲的驻外使节，郭嵩焘在国内任职期间，便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较系统地接触过西方事物。由对“日心说”的颇为怀疑过渡为豁然开朗，由对西方新奇之物的道听途说到前往上海洋泾浜亲眼目睹洋行洋楼、风雨表、双眼千里镜、火轮船等西方器物，对印刷机、碾麦的“火轮磨”和所谓“传书铁线”的电报，赞不绝口。
刚开始，郭嵩焘也只是相信、佩服西方的器物与技艺，认为只要稍加引进，与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就可收到事半功倍、一蹴而就之效。而国人半点也不肯开化的顽固守旧及洋务事业受到的阻挠与挫折，才使他对中国几千年的政教习俗、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他发现西方也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并非仅在器物、技艺方面优于中华。当然，他的这种超出同辈的认识在国内还较为模糊，当他出使英法观察西方社会的经济生活，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法律文化等亲身了解、细加研究、认真考求之后，这才变得清晰与明确。他看到了西方新闻报纸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亲赴英国下议院旁听议员对政府的责难，通过英国的两党制体会到西方政体的开明，对西方的议院制更是感受强烈，认为英国的强盛在于议院制的设立，日本的繁荣也是因为仿效了西方议院制的缘故。经过一番比较，郭嵩焘深刻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属于两种不同的政体：中国崇君，强调德治，皇帝总揽大权，机构的运转依赖有限的官僚体系；西方重民，推重法治，凡事以民为本，庶民可以参政议政……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要远远优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尤为可贵的是，郭嵩焘还深层次地触及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命题，将改造国民性，提高民众的内在素质作为中国近代化转型与实现的一项重要探索内容。
郭嵩焘的见解不仅超越常人，即使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等第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也走得更远，算得上一只名符其实的“早叫的公鸡”。比如开埠通商，于清廷而言，是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的无奈之举。林则徐虽了解西方世界，但并未明确肯定西方文明，没有彻底摆脱华夷之辨、以华变夷的传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