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则留意于中部长江流域。辛亥革命成功，共和国建设迫在眉睫，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立即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总统负责制，而宋教仁则主张法国式的内阁负责制。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这一看法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专制政体刚刚推翻，人们已经习惯了几千年高高在上的皇权统治，皇帝垮台，而总统又形同虚设，国家一时间极有可能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其实，宋教仁此前也赞成总统制，包括不久前由他亲自起草、主持制订的《鄂州约法》、《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便取美国总统负责制。现在之所以反对总统制，极力主张推行法国式内阁负责制，主要是因人而设，从防范袁世凯的角度出发。南京临时政府就要成立了，孙中山即将当选临时大总统，但这一切都得附加“临时”二字。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和议代表谈判，订立草约五条，其中就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据传黄兴也在一封电文中说“袁能令中国为完全民国，决举为大统领”；而民众渴求和平，以为满清政府推翻，只要战乱平息，汉人中谁当总统都是一样。眼见袁世凯即将坐收渔人之利，对他素无好感的宋教仁决计早为制约之计：“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宋教仁的真实意思不便明说，所以提议无人理解响应，因责任内阁制设立总理，宋教仁遭到其他党人反对不说，还被误解为争权夺利，想当总理。
误解也好，反对也罢，宋教仁仍拼全力争取。经过多次反复磋商，他终于说服了孙中山，决定采取内阁制，孙中山就任总统，黄兴出任国务总理。
临时更改政体模式，不得不对取总统制的《鄂州约法》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约法》已成过去，而《大纲》则为即将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蓝本，修改须征得各省代表同意。为此，宋教仁宴请各省代表，发表演说，陈述修改理由，而应者寥寥。加之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谣言愈传愈盛，《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虽作了一定修改，但只承认增加副总统、国务员的位置，责任内阁制并未出现。
1912年1月3日，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共和模式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华大地的结束，至少是形式上的最后终结。
1月13日，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受孙中山委托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宋教仁力主坚持责任内阁制，规定临时大总统权公布法律及政令，须经阁员附署，明确限制总统权力。不久，又以《鄂州约法》、《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基础，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公布。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国家政治体制作出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实行立法（参议院）、行政（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及国务员）、司法（法院）三权分立原则。立法制约行政，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干涉。
《临时约法》摒弃了孙中山一贯主张的民主共和模式，采取了宋教仁式的自由共和理论框架——责任内阁制，“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具体而言，责任内阁制通常设有内阁（中国称国务院），由总理和总长组成；内阁由议会产生，并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一个政党组成，或几个政党联合组成；内阁对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议会可决定内阁去留。总统虽然代表政府总揽政务，但其权力受到严重制约，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不同意则可驳回。国务员由参议院任免，因此国务员只需对参议院负责，而不必听命于总统。可见责任内阁制下的总统，是一名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的国家元首。
平心而论，这种视人立法的随意性手段，置国家大法为政治工具的做法，实在有失西方立法精神的客观与公正原则。此外，就已经施行此种制度的法国而言，内阁制极容易造成政府频繁更替，导致政局动荡不稳，这点也被革命党人有意无意间给忽略了。
表面看来，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可以有效地控制他所认为的“其人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袁世凯，但其内里隐藏着一个难以克服的误区与罅漏：内阁之权如何得到社会力量的保障？如果手握军权的袁世凯干脆将其一脚踢开，以武力解散内阁，看似设计完美的民主政体，又将走向何方？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旦确立，革命党人无不以为中国民主建设大功告成。
孙中山表示卸任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实业建设，黄兴常对人言“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皆不再汲汲于功名权力之争。1912年9月16日，孙中山、黄兴又与袁世凯协商，就民主共和政体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国会与政党的地位，军队国家化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制定了八项《政治纲领》。袁世凯表现出的开明通达，令一直有着防范心理的孙中山与黄兴相当满意。该做的似乎都做了，于是，也就放心落意地将国事完全交给了袁世凯。然后，孙中山成立了一家铁路总公司，准备实现他花十年时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诺言；黄兴则辞去南京留守，交出兵权，解甲归田。
一般而言，从封建专制脱胎而来的人物，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痕迹与烙印，而孙中山与黄兴却以一种功成身退的全新风姿，出现在新旧交替的中国近代历史舞台，其高风亮节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垂范千秋的表率作用。
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物中，唯有宋教仁还在为政治、为国事呼号奔走，以达“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之理想。责任内阁制的核心在议会政治，而议会政治的重心在于政党制衡，因此，宋教仁将组织政党视为民主共和的头等大事。原来的同盟会属秘密武装暴动的革命会党，带有一定的草莽气息。宋教仁决心“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其改组为一个带有建设性质的议会型政党——从暗处走到阳光之下，“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治之地位。”
早在1901年，清廷迫于各种压力，开始推行立宪新政。清末立宪新政虽然出于维护满清统治的目的，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但与历史上那些比附于古已有之的“三代遗意”以及“君民共治”的理想境界，以改善王权、美化王权的改革相比，一个最为显著的进步，就是顺应潮流，颁发了一道开放党禁的谕旨，为立宪党人的公开活动提供了政策保证。尔后又大量翻译外国法律、法学著作（清亡前达四百多部），通过一系列仿行宪政、预备立宪的措施，否定了封建专制的无限君权，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为民国初年的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
君主立宪制下的政党，自然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所谓朋党。国人对历史上那些“土生土长”的党派、帮派并无好感，常以“朋比为奸”、“结党营私”一言以蔽之。而对西方民主体制中政党的认识，也是通过与朋党的比较逐渐形成：“政党者，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也；朋党也，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
有了清末十年开放党禁的立宪基础，辛亥革命成功后的民国初年，在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刺激与促进下，出现了一股组党、建党高潮。一时间政党林立，派系纷呈，活动频繁，正如时人所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11年武昌首义至1914年国会解散的四年时间里，全国公开活动的各种会党多达六百八十二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为三百一十二个。除同盟会外，当时主要的议会型政党还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自由党、统一共和党、中华社会党、中华进步党、公民急进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自由党、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等等。
面对党派过多，混乱纷立的局面，宋教仁认为并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组成“强大真正之政党”，造成两大党对峙局面，才“合于共和立宪国原则”。其实，党派虽多，但宗旨纲领大同小异，无非以“民主共和”、“利国福民”、“振兴实业”等口号相互标榜。就其政治倾向而言，仅有同盟会派与非同盟会派之别，而有相当影响及号召力的，不过同盟会、共和党、民主党等十多个党派而已。宋教仁决心建立一个在议会中占优势的政党，控制多数席位，将实权揽在手中，以制衡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将责任内阁制曲解为总统集权制的袁世凯。在他积极而艰苦的努力下，终于促成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的联合，将其整合为一个新党——国民党。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讲：“全五大政党为一国民党，势力甚为伟大，以之促进民国政治之进行，当有莫大之效果。”9月3日，孙中山被推选为国民党理事长，此时的他，虽不能说完全厌倦政治，至少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了，诚如他在一封给宋教仁的信中所言：“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上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因此，他坚决辞去国民党理事长一职，委托宋教仁代理，“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
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兴趣与着眼点，全在实际政治。作为国民党的实际党魁，他在武汉的一次演讲曾慷慨激昂地说道：“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奋斗方式的选择上，宋教仁将选举视为一剂灵丹妙药：“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其实，约法也好，选举也罢，都是信奉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革命党人所制订的一厢情愿的“游戏规则”。它们在世故圆滑的袁世凯眼里，都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虚幻之物。高兴了，就拿这些规则往自己脸上“贴金”；不高兴了，便置之不理。作为一代枭雄，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心知肚明。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南京公布《临时约法》，这是一部他并未参与制定却要他宣誓遵守的宪政大法。孙中山追求的建国理念是集权于总统的美国政体，同盟会的革命方略以普通百姓民智未开、民主未识，于制宪过程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合理安排，那就是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期九年完成宪政。而《临时约法》不仅要求袁世凯马上实行宪政，还以内阁负责制处处束缚他的手脚。《鄂州约法》是一回事，后来出台的《临时约法》又是另一码事，袁世凯会不知道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就是专门针对他的吗？1913年12月19日的《政府公报》刊有一篇《大总统训词》，袁世凯就曾说道：“夫约法，乃南京临时参议院所定，一切根本皆在约法。而约法因人成立，多方束缚，年余以来，常陷于无政府之地，使临时政府不能有所展布。”惯于耍弄两面派伎俩的他，表面敷衍，暗地里则在寻找着相应的对策。
我们审视当年的民主改革进程，只要稍稍抱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就觉得体制“因人而宜”的临时更改，显得相当草率，做得极不严肃。制度应该是对事不对人，不能说对孙中山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总统负责制，而对袁世凯就要约束架空。对此，袁世凯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后在执政过程中，袁世凯每发一议、每出一令都要经过内阁审议、议员副署，使他感到处处掣肘、极为不满。因此，尽管内阁总理唐绍仪与他有过“二十年深交，生死一意”，也是他当初认可的最佳人选，结果两人很快反目为仇。唐绍仪被迫出走天津，旋即正式辞职，第一任内阁仅三个月便在袁世凯的强力压制下垮台。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矛头直指袁世凯，他也是洞若观火。在与杨度的一次谈话中，袁世凯说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多了。”为摆脱日益困窘的境地，袁世凯使出了惯用的“杀手锏”——收买。他先是许愿，要让宋教仁当总理，孰料“不恋权位，只重政见”的宋教仁坚辞不就。当然，为了孜孜以求的民主政治，宋教仁并非不愿任职，只是总理之位，必须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选举，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名正言顺地得之。封官许愿不成，袁世凯又施以物质金钱腐蚀，特地召见宋教仁，赠送价值三千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后又托人赠以高达五十万元可随意支取的存折一份。对此，宋教仁表现得光明磊落，全部退回不受。
收买不成，宋教仁在袁世凯眼里，便成了专与他过不去的政敌、异己与障碍。谭人凤曾言：“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推宋教仁。”
1912年10月15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回乡省亲。身居桃源，虽置身于陶渊明笔下那宁静澄澈的境地，而外部世界的喧嚣，却不时搅扰、打乱他的心绪。于是，他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