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引起庆功会：
……我很自豪，至少部分是因为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股市的有效性，并趋向于无为而治的股票管理。
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上针锋相对地说，这种新时代的交易活动正在把“凯恩斯市场就是赌场”的悲观预言变成现实。市场上到处都是投机行为，过分活跃的交易正在摧毁期货交易本来应具有的发现商品价值的功能。这种新的神秘方法不能算投资；它对社会毫无好处；也不是按“看不见的手”办事，而是按“绊社会的脚”来办的。这次巴菲特的讽刺十分刻薄：
我总是在想，假使一条乘着25个经纪人的船出了事，他们挣扎着游到一个荒岛上，没有获救的希望。为了尽量过得好点，他们开始发展经济。我想，他们会不会分出20个人来生产食物、衣服、住房等，而另5人坐那儿永无止境地对那20人还没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交易呢？
作为解决“赌场社会”的方法，巴菲特提出了一个乔纳森。斯韦夫特会认为“温和税收”的方法：对持有时间少于一年的股票和期货收100％的利润税。当然没人会理睬这个主意，但对过分活跃的交易的担心却一直存在。
1987年的市场动荡不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会出现崩溃。麦基亚再次在《纽
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按电钮的交易方法可以提高“流动”性。暗示市场时他说：“可是由于边缘影响，市场好像稍稍易变了点。”话音未落，三周后市场崩溃了。布拉迪对黑色星期一的报告说明麦基亚漏掉了一个普通道理：当所有人都站在交易的一边时，期货的流动性只是一个幻想。
麦基亚曾称赞职业投资者用期货“来转移和控制风险并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巴菲特认为真正的风险——比如说家具和世界百科销售量骤减的风险——是不可转移的。这种风险是伯克希尔与生俱来的。市场变化也不需要什么“反应”。他把市场崩溃归咎于受麦基亚称赞的那些人：
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管理着几十亿美元的职业投资家们制造了这次风波。许多威望显赫的钱老板们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将来的业务发展上，而是放在希望别的钱老板们会怎么干的上面。
市场度过了难关，但理论则出现了漏洞。价格怎能在风波前后都是合理的呢？没有人对此做新的解释。将来的利润预计从没有突然的变化。事实上10月19日卖出股票的人并没有长期的总利润的考虑。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西勒在黑色星期一后不久调查了1000人，表明投资者们在那天得知的新闻只有崩溃的消息。西勒描写的冷静、“安定”的《布里厄利和迈尔斯》的投资者那天也是满手冷汗，心率过速，高度紧张。他们平均查了35次股价。
调查还表明了小范围内的公众心理，有40％的机构投资者承认“从别人那里传染了恐惧”。
还有一个打击，尤金。费马证明股票的β值与期望的收益无关。β论点曾获诺贝尔奖，现在证明β毫无用处。但分析家和学者们还是利用它。它的定义不断改变，但整个理论体系仍然没变。《经济学家》报道说，该理论有自己的生命力，尽管事实是“这么糟”。
伦敦经济学院的查尔斯。古德哈德指出，没人提出过更好的理论。学者们只是试图用一种不这么吓人的方法来解释不妙的现实。
《布里厄利和迈尔斯》杂志在“崩溃”以后的版面也没有改革。它在一小段文字中承认黑色星期一反映出一些难题。但在同一页，作者再次建议：“……你可以信任价格。”到底是哪个价格——10月19日早上的价格？还是6小时后的价格？不过不要紧，该理论“已被事实反复证明是对的”。
从广义上看，这理论仍把持着投资领域。华尔街的股东们仍纷纷运用神秘的新工具，咨询者也还是建议最大的“多样化”。特别是伯克希尔的股东，老有人建议他们“多样化”——即卖了伯克希尔。J。P。摩根托管着某位妇女的投资，她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伯克希尔上了。当她的股票升到几百万美元时，她在摩根公司工作的丈夫反复劝说她卖出，可惜没用。他不相信某种投资是最好的，因此在她的话后面附了张条子来掩饰自己：“共同的托管人和受益人拒绝卖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
从狭义上看，该理论继续存在对巴菲特大有好处。他的数千个竞争对手被教导说研究股票是浪费时间。“从自私的角度讲，”巴菲特在风波之后写道，“格雷厄姆派也许应捐点钱保证一直有人在传授有效市场理论。”可是如果大学教巴菲特理论他会更高兴。在学术界，他仍是“异端”、“旁门左
道“和无关的”3Σ“。”没有人，“他描写理论支持者道，”说过自己错了，不管他错误地教出了几千名学生。更有甚者，市场有效理论仍是商学院的主要教程之一。“而巴菲特的理论则不是。但在黑色星期一之后，巴菲特更要提出自己最有力的理论了。
18圣堂里的秘密
1980年秋天，可口可乐公司发现有人在买它的股票。董事长罗伯特。C。戈伊兹亚塔和总经理唐纳德。凯奥对此人是谁十分好奇。现在的股价已从市场崩溃前的高度中跌了25％，这位神秘来客却有病似的大量吞进股票。当凯奥发现是中西部的某位经纪人在买进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过去的邻居，于是他对戈伊兹亚塔说：“可能是沃伦。巴菲特。”戈伊兹亚塔催他赶紧打个电话。
“喂，沃伦，你好吗？”凯奥说，“你总不会凑巧在买可口可乐股票吧？”
“很凑巧，我正在买。”巴菲特回答说。
他请凯奥在他公开此事前保持沉默，同时他继续买进。到第二年春天，巴菲特已买了10亿2000万即7％的可口可乐股票，平均价是10。96美元。
当消息传开时，他用爱喝红色可乐为借口来躲避问题。他俏皮地说这次投资是“最后一次为享口福的投资”。他的话很难懂：
这就像你娶了位姑娘，你要的是她的眼睛还是她的个性？那是她不可分割的整体。
华尔街上有位分析家说这是“非常贵的一种股票”，但只有3年，巴菲特在可口可乐的赌注就涨到了37亿5000万美元——差不多是他开始投资于可口可乐时的所有资产总值。
可口可乐在这三年里有什么变化？它的每股收入涨了64％——赢利不少，但远比不上股价上涨三倍的速度。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华尔街对本行业的认识发生了大变化。投资者们突然发现可乐很受欢迎，地球上几乎有人的地方就有它的踪迹。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要喝掉296瓶可乐，而地道的外国人则喝39瓶。可口可乐公司正迫不急待地要填补这个差距，它在东欧、法国、中国和整个太平洋地区迅速扩大市场。它在日本的赢利已经超过本国。在印尼这样的年人均消费仅有 4瓶可乐的地方的市场潜力也是巨大的。凯奥说：“当我考虑印尼时，这个有1亿8000万人口的热带国家人口平均年龄为18岁，而且它的穆斯林禁止喝酒。我觉得就像看到天堂一样。”到1991年，华尔街从它的股价上也看到了这一点。
是什么驱使巴菲特在可乐大发展之前成为它的最大股东的呢？是什么驱使他在可口可乐投入了比以前多得多的钱呢？这只是一次幸运的飞镖吗？或是像巴菲特自己坚持的，是由于他洞察秋毫的捕捉事物本质的能力？
在他之前有许多投资是根据单个事件或平衡表上可见的价值作出的。《华盛顿邮报》的卖价曾只比它能承受的破产价高一点；GEICO则几乎一无所获，没有人相信它能走出困境。可口可乐不同，巴菲特从它的平衡表上看不出它的价值。他看不出但算得出。
可能有人会问他是如何判断股票价值的。巴菲特把它比作债券。债券的价值在于把它将来的收益换算成现在的收益。股票价值的计算也一样，它等于每股的预测资金的变化，不同的只是投资者必须自己来判断细节问题：
如果你买了债券，你很清楚将来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种好债券——美国政府债券，比方说它的利率为9％，你有可能知道30年内息票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买的是公司股票，它也有息票，唯一不同的是没印上数额而已。这就要靠你算出或给它印上数额了。
巴菲特就是用这种价值观来找发现其价值大于价格的股票的。他的购买指南可以很快总结出来：。不理睬经济大趋势和预测，也不理睬人们对股价变化的预测。只注意业务的长期价值——这可以从街上的息票数目上看出来。。永远只经营自己力所能及的股票。对巴菲特来说就是拥有特权顾客的公司。总规格是一样的：如果你对业务不熟悉——不管是报业还是软件公司——你就不能正确评价股票。。要找对股东的钱像对自己的一样认真的公司。。要非常详细地研究股票的竞争对手的前景。要看第一手材料而不是分析家的总结报告。
巴菲特说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无须分析得过于精细。篮球教练选队员时不会看6英尺1英寸还是6英尺，他只选7英尺以上的人。。多数人不可强求的股票就不要理它。美林对每种股票都有看法，巴菲特没有。而投资人一旦看中某种股票就要义无反顾地买下，成吨地买。
巴菲特就是这么干的。在买下大都会公司后，他有整整三年没买过一股股票 （不包括套利活动和秘密的小额买进）。但当他盯上可口可乐后，他拿出了伯克希尔市场价值的1/4左右。
问题是，为什么可口可乐的股票几年来一直很便宜，它在世界饮料市场上也没有新进展。来自佐治亚州的罗伯特。温莎普。伍尔夫自1923年担任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以后一直决心让全球各地都有可口可乐。1928年它首次进入中国。二战期间，公司说服美国政府在海外建立了95个灌装厂，名义上是为了提高士气而不是专门为了扩大市场。1949年曼谷的工厂在9位高僧的主持下开张了。1956年公司的一位推销商决心要找出一个不知道可乐的人。他深入秘鲁内地150英里，最后在丛林中碰到了一位印第安妇女。推销者通过翻译介绍了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位妇女就从他包里拿了一瓶可乐。
巴菲特是在1935年开始喝这种奇妙的饮料的。“的的确确”，他在给股东的信中写道：
我家的杂货店巴菲特父子店是1936年开始以每瓶25美分的价格进可口可乐的，然后以每瓶30美分的价格零售出去。在这种高收益的短期买卖中我发现可乐很能吸引顾客，商业机会也很多。从那时起到可乐普及世界的52年中，我发现它一直有这个特点。但在那段时间里我小心地避免买它的股票，而宁可把公司资金投在市内地铁公司、风车磨坊制造厂、无烟煤厂、纺织业……等等。
可口可乐是种“简单”的生意，它有提价能力和“护城河”，正是巴菲特喜欢的那种。到70年代，巴菲特的口味从“无烟煤”转向了像喜诗这样的有特权的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主要业务不是卖可乐，而是提供装有浓缩糖浆的瓶子和苏打喷泉。这样的业务与灌装不同，它需要的资金很少。而且它的名字也很独特，特别是在国外，它与百事可乐的销量比是4∶1。用巴菲特的话来说，这个牌子就是收费桥梁。
但是尽管70年代可乐普及全世界，公司却搁浅了。推销工作由国外各灌装厂负责，但不是所有的厂子干得都不错。而且某些国家的文化倾向也延误了可乐的普及，比如法国的反美化情绪只能使葡萄酒大受欢迎。更糟的是，总裁J。鲍。奥斯汀不知该如何处置多余的现金。到70年代中期，他遇上了3
亿美元的财政困难。这位毕业于哈佛的漂亮的红发奥运快艇选手，把钱投资于众多与可乐无关的行业中：水净化、白酒、养虾、塑料、乳清饮料，还有水果和蔬菜。巴菲特认为这些举措是在浪费宝贵的资金。事实上70年代可乐公司的股率收益率仅为可怜的1％。
1981年，出生于古巴的化学工程师戈伊兹亚塔接管了可乐公司，他让笑嘻嘻的推销商凯奥做他的副手。戈伊兹亚塔上任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还要多样化。1982年公司把手伸向了影视业，它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后者出产的杂耍般的影片正是巴菲特所讨厌的。可口可乐那年的年度报告足有6页讲的是影片公司和白酒业，（其中有一整页是红得发紫的达斯汀。霍夫曼的照片，）只有三页讲可乐的国外的销售情况。
公司让可乐节食，而可乐恰恰是它成功的业务。戈伊兹亚塔不久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美国可乐市场的竞争。他是如此陷于百事可乐的争斗中，以致在 1985年，可口可乐放弃了已使用一个多世纪的果浆配方面公布了新的可乐。这一惊人的失误付出了出人意料的代价。在大众需求的压力下，老饮料又恢复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巴菲特由喝百事转向果味可乐。这种带樱桃味的冒泡饮料好像有催化作用，巴菲特开始对它的股票越发感兴趣了。新可乐的惨败也只能增加他的兴趣。他解释说，其实美国人更喜欢更甜的新可乐，可当他们得知新老交易的消息后就想要老可乐。可乐“不仅是种口味，它也能给人们带来儿时玩球喝可乐的回忆”。巴菲特继续深入研究，他读了能弄到的所有可口可乐的资料。《幸福》刊登的一段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
每年都有一个有份量的严肃的投资者，多次注意可口可乐的纪录，但总是遗憾地下结论说他来得太晚了。
这则报道发表于1938年，当时可口可乐为了分股，把价格订为45美分。
那时所有美国人就认为可乐有着非凡的品质，他们往自动售货机的投币孔中扔枚硬币说，“来瓶咝咝冒泡的。”然后一瓶冰冷的可乐就出现了。即使在1938年，人们都认为它能引起外国人止不住的渴望。这就是让巴菲特久久注目的原因。
到80年代中期，他终于看到可口可乐的经营策略发生了改变。戈伊兹亚塔渐渐放弃了与可乐无关的证券。他的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儿子 （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哈瓦那的一家灌装厂）也开始关心开拓国外市场了。
其中一个能说明的例子是菲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