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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要有创造城市文化的责任感，对后代负责，但绝不等于说“赚钱是次要的”，而是阐明万科企业文化的一个简单的逻辑：赚钱是结果，不是目的；赚钱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必然回报，绝不牟取暴利，合法的赚取高于平均利润的回报却是公司竞争力使然。在这样的企业理念下，《万科》周刊不断演变发展，从刚开始的“企业视角，人文情怀”到今天的“弘扬万科文化，彰显企业价值”，《万科》周刊已经成为一本具有强烈的市场媒体、同人杂志特征的企业内刊，它的关注点远远超越了企业本身，而更多聚焦于社会动态、思想探索、学术普及和人文思考，成为“有教养的公民”的一个精神栖息之所。
万科是《万科》周刊的家园，而《万科》周刊是万科的精神家园。创业20年来，人本主义和对人的尊重构成了万科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万科》周刊坚守人文主义的理想，坚持对人的尊重。坚持理想和对人的尊重，这是万科人值得骄傲的资本。
周刊发展到现在，能被公司内外承认，背后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就我的感觉来讲，周刊编辑部这帮年轻人，他们付出的心血可能更多。从公司目前可能提供的条件，从编辑部尤其是主编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到刊物截稿的时间性，决定了整个周刊编辑部的超负荷工作状态，甚至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在万科整个20年的发展史上，一个部门持续保持着这样的工作状态，也是不多见的。可以说，周刊编辑部的年轻人，他们是在用生命去实现他们的价值，实现他们的理想。
超过25％的利润不做
1992年尾，深圳国土局主办了一次房地产沙龙。
作为万科代表，我在发言时明确告诉与会者：“万科超过25％的利润不做。”
会场哗然。
我解释说：“现在只要手中有一块地，半年还没开发，地价就涨了一倍。低于40％的利润不做的说法由此而来。但这正常吗？万科做贸易出身，20世纪80年代做录像机，也做过200％~300％的利润生意。因为是超额利润，许多公司都进口录像机，供过于求，录像机降价，销售的边际利润就开始下降，甚至利润变成负数。今年，我让财务将万科1984年到1992年的贸易记录整理了一遍，赚钱用黑字表示，赔钱用红字表示，结果红字多于黑字。这说明这么多年贸易的结果是赔钱超过赚钱；这也说明市场很公平，先前你怎么暴利赚的钱，之后你都得吐出来，而且还要多吐。
现在的房地产火爆同80年代的贸易何其相似。如果任由下去，一旦市场逆转，利润空间变窄，你怎么办呢？”
哪有不愿多赚钱的发展商？
与会的国土局官员、开发商、新闻记者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有的与会者嘀咕：“唱高调也不是这样的唱法呀。”
还有的更直接：“你赚不到25％说明你没本事。”
1993年第一季度。
地价继续上涨，钢铁、水泥、木材价格翻番。
万科三个工地停工，对方要求增加建筑费用，谈判代表理直气壮：不增加建筑费，开工就得赔，停工被罚款也是赔，但至少落个清净。
预售楼花，如果不能按期交付使用，对万科来说损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信用。不得已，只好修改合同，增加建筑费。
进入第二季度。建材价格继续上涨。
建筑公司再次停工，要求增加建筑安装费。只有忍气增加。核算下来，万科卖出的楼花已经处于亏损边缘。老天爷呀，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呀，难道老老实实做好人就得吃亏吗？
就在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团团转的时候，中央针对股市和房市的泡沫进行调控挤压。三大建材的价格应声而落。房地产价格迅速下降。发展商叫苦不迭。
听到宏观调控的消息，我由衷发出内心的声音：“我举双手赞成！”
我要求万科地盘的建筑队停工。
“为什么停工？”
“为什么？三大建材价格降下来了，我们得重新定价。”
万科超过利润25％不做的理性思维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在许多发展商艰难度日的宏观调控期间，万科地产的规模以平均70％的年均速度递增，到1998年，万科突然发现自己排在了沪深两市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第一名。
在一次研讨会上，我这样概括了万科地产的特点和理念：
第一，万科地产自起步始，就选择参加土地拍卖、高价得地的办法，以突破经营范围的限制，进入房地产市场。由于高地价带来高建设成本，万科地产只有坚持“高来高走”的原则，即建高档房，高售价，才能有利润回报，使新拓展的房地产业继续下去，并使公司在房地产业务的支撑下开展其他业务。房地产业务能否按预期发展，是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之后的最关键问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以建造高档次、高品位的物业，向社会奉献高尚的居住空间为己任，在高起点上树立万科地产的企业形象。
第二，万科抓住机遇，率先大规模拓展跨地域地产业务。尽管万科在深圳房地产业起步较晚，但是在跨地域经营上却后来居上，1992年后公司实施了东南沿海开发计划，已经取得多幅土地的开发权。在深圳，万科尚未被承认是“正宗”的房地产公司，但在全国许多大城市，已经形成了规模影响力。
第三，万科地产从单体住宅和小区开发走向规模经营，增长迅速。万科地产开发初期，地域限于深圳，发展的物业规模有限，“天景花园”、“威登别墅”均属小面积住宅区，万科地产的影响力受到限制。随着公司地产业务形成规模经营的态势，万科地产已开发和即将开发的物业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仅以上海城市花园项目为例，其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总投资额8亿多人民币，整个项目预计用2。5~3年时间完成，年营业额约3亿元人民币。考虑到万科公司1992年全年营业额为4亿~4。5亿元，可以预见万科地产的经营规模在未来几年将成几何级数增长，其占万科集团经营额的比重及回报都将举足轻重。
第四，万科地产旨在推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是万科地产与其他房地产公司迥然不同的经营特点。万科开发房地产，不以赢利为惟一目标，也不只是单纯为客户提供居所，而是从满足人们追求舒适、便利、完美的生活方式出发，自始至终为客户的各种合理需求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为此，每个项目都力求规划合理，设计完善，施工管理一丝不苟，把高品质的物业交给客户，而且在房产售出之后，注重物业管理，提供成龙配套的服务，保证客户处在优雅、宁静、清洁、安全、便利的生活环境之中，处处感受到万科对他们的关心和尊重，万科还邀请客户参与物业管理，共同营造完美温馨的生活氛围。
除了上述经营特点外，万科地产还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理念，称之为“理想主义加实际的操作技巧”。万科不仅要有推销新的生活方式的信念，还要有创造城市文化的责任感，要有将建造的物业变成城市景观一部分的理想，对城市负责，对后代负责，相比之下赚钱反而是次要的，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必然回报。
震惊中外的8。10风波
当万科的同事们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势在房地产领域开疆拓土的时候，深圳的股市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从普通市民到机关干部、从普通职员到公司高官，整个城市似乎都在关心议论同一个话题：股票、股票、股票……
这一时期，万科推动的海南新能源公司股份化也开始进入券商辅导期，上市进入倒计时。
一次，我从外地出差返回到公司总部，无意中发现总部的一些员工不时掏出BB机看着什么。
“他们在看什么啊？”我好奇地凑过去…… 原来是股票行情！炒股之风早已蔓延到万科。可想而知，总部如此，一线公司同样不能避免。
当天下班后，我立即召开总经理办公会，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总部明天就下文，绝不允许员工在上班期间炒股票，不允许上班期间去交易所，一旦发现，便做开除处理。同样，也不允许员工在上班期间用BB机阅读股市行情，发现一次就给予警告，发现两次就没收BB机，第三次就坚决开除！绝不姑息！”
我的直觉告诉我：或许，在下属公司中还会有人动用企业的钱介入股市。股市的诱惑太大了，如果不坚决制止，谁还有心思做本职业务？
郁亮和丁福源提出了建议：职员想投资股票的可以把钱筹集起来，由公司组织专职人员负责。否则，很难令行禁止。
经过审慎考虑，万科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来帮助有意股票投资的员工，由一位外表文弱、承受力坚强的广州女孩朱晓兵负责。
经过检查，公司意外发现：国企、工业公司、工业精品公司、彩视电分公司都介入了炒做股票的队伍中。国企的两位职员更已经深陷股市，公司还没来得及处理，这两位竟不辞而别。其中一人，更成为股市上小有名气的炒家。
一天，朱焕良进了我的办公室。仍然是一件皱巴巴的夹克衫，但此时的他已经是股市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据说更可随时调动资金两三千万。这一时期，炒做股票让许多人发了财，过年时，更有一位股民贴出对联，上联是：翻身不忘毛主席，下联是：致富感谢朱焕良。
朱焕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王总，我打算和万科一起搞股权投资，外地的地产项目也行。”
“哦，不想在股票市场上赚快钱啦？”
“跟着王总做点事业更塌实些。”
“就怕你耐不住寂寞。”
“只要你不嫌弃就跟着走。”
“求之不得。”
“那我就把手中70％的股票卖掉，跟着王总投实业。”
在朱焕良出手股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却从全国四面八方涌向深圳。中国股市的赢利神话将国人的热情燃到极致，人们狂热地追逐新股，这股热浪也最终在８月的深圳达到顶峰。
1992年8月6日，深圳发售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的消息见报。第二天，深圳市人民银行、工商管理局、公安局、监察局发布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凭身份证认购，每一张身份证可买一张抽签表，每人一次可最多买10张表。适当时候，将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本次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1 000股。
身份证搜集大战开始了。一连数天，深圳的电话线路被内地长途严重拥堵。邮局的特快专递和包裹里也满是一捆一捆的身份证。公告发布当天，全市300个发售点就开始有人占位，广州至深圳的火车票根本无法买到。
8日一大早，各个发售点已经排起椅子板凳大长龙，到了晚上，长龙又加入了凉席、折叠床。来自全国的数十万人在深圳市303个即将发售认购抽签表的网点通宵排队。
9日，整个深圳满街满巷都是人，每个发售点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经过整日暴晒，人反而越聚越多，越来越密，傍晚雷雨临头，湿气蒸腾，依然人潮鼎盛。
这时候的深圳，街巷已被人占据，人们手里揣着大把的身份证和钞票，到处在排队，人人都指望抢到一个发财的机会。据不完全统计，发售抽签表前夕，排队的人超过了100万。市政府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突击加印1 000万张抽签表（兑换券），以满足市场需求。
然而，发售开始时，部分销售网点的内部人员私分抽签表，秩序混乱；在8月10日上年11点左右，抽签表仅卖了两个多小时，多数网点就亮出“表已售完”的牌子。很多抽签表都被人从后门拿走了。排了几天几夜而买不到表的股民们不愿离去，人群中更有人因不满而起哄。
傍晚，千人在深南大道游行请愿，要求同市长见面，并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多辆警用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不得已使用了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来查实，在全市300个销售点中，有95个点收到群众举报，到12月10日，自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到105 399张之多。
毫不夸张地说，8。10事件成了深圳股市当年最大的利空消息，早先普遍认为新股抽签表发售势必牵动人气的乐观估计被事实击得粉碎。股灾过后，行情显示屏上尽是卖盘，股价下跌，又一轮熊市降临了。限量发行认购证这种发行方式也在实施不久后被终止。可以说，正是“8。10”事件催生了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的诞生。
在轰动全国的“8。10股灾”整个过程中，万科集团没有一人参与。朱焕良也因改变投资方向而躲过了一劫。但是，此时万科的兴奋点正聚焦在深圳特区外的圈地运动和股权投资上。
常务副总蔡顺成，放弃了钟情的进出口贸易，同黄胜全牵头组建香港银都置业有限公司，投资青岛银都花园，万科占股份40％。这一时候，鉴于跨地域扩张速度与资金紧缺的矛盾，万科始终坚持“0。4”投资法则。
郭钧从《万科》周刊辞去主编职务，领衔天津万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同样的法则，60％的股权由万科最大个人股东刘元生组建的香港太平洋投资、皇岗村的“牛仔”和朱焕良所拥有。
仍兼任国企董事长的鲁东勇则创建鞍山万科东源公司，兴建万科东源大厦，其60％的股权由香港太平洋投资和朱焕良拥有。
大姚的副手郭兆斌在北海建立了北海万科地产公司，除万科的40％股权外，其余60％的股权较为复杂，其中包括太平洋投资、深圳有色金属和海南证券。
外地最大的合作项目—上海万科城市花园60％的投资权益为张恭泰先生的香港冠都公司、深圳李世奇的康芙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蛇口钟小剑的爱利国医学科技发展公司所有。
1992年，万科在参与投资12家企业中共拥有4 280万股，涉及商贸、房地产、饮料、化工、运送、印染机械、机电产品等7个行业，所在地区涵盖了西安、天津、北京、武汉、吐鲁番、海口、沈阳及汕头。
1993年，万科在参与投资13家企业共拥有8 182万股，新增通讯设备生产、汽车制造、高新技术开发、能源、水产养殖、工程机械等行业，所在地区则涵盖长春、顺德、上海、北京、苏州、鞍山、哈尔滨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