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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此时的万科已经是少数派，明天的会议将处于劣势。我想，应该可以找到方法解决目前的问题。第二大股东是广东省核电投资公司，第三大股东是华西建筑，同万科有很多项目上的合作，万科加上华西就占到总股本的55％。只要说服华西万科就不会输。我本以为华西建筑肯定会站在万科这边。
然而李大海的态度却出乎意料—三家联手淘汰万科出局。
局面明摆着：只要开董事会，万科就会失去对万佳的控制权。
为什么吴冲站在吴正波一方？这里面还有一点个人恩怨。
发行B股期间，吴冲是万科办公室副主任，同宁志翔的私人关系比较好。君万之争时，决策信息对吴冲有些封闭，这导致吴冲感到自己不被信任。而今，对总部知根知底的吴冲已然站在反对的一方。万科这一仗，不好打呀！
友谊岂有地久天长
第二天，我前往李大海的办公室，李大海推脱说有客人在，将我冷落在一边。但我知道，只要我不离开，李大海也无法离开，董事会也无法召开。
我一个人坐在会议室，一杯茶摆在手边。没有人理睬，就这样，一上午过去了。
午餐时间，我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李大海再次进入会议室，对我尴尬地笑笑：“其他董事都在海燕大厦等着开董事会呢。”
“目前的气氛不适合开董事会，我建议改董事会为股东讨论会。”
李大海表示要征求核投和天安的意见。
15分钟，李大海返回，点头。讨论会确定在下午4点钟。
下午4点钟。股东们聚齐。失踪的吴正波、吴冲突然出现。吴正波显得有些紧张，没有讲话。
吴冲发表开场白：“不同意万科更换吴正波董事长的决定，经同三家股东协商，推举华西李大海为新的董事长……”吴冲一副股东联盟发言人的模样。
我耐心解释万科更换吴正波董事长的想法，结尾时表明：“万科不同意你们的做法，既然大家意见与万科有分歧，要么万科将你们的股票买回来，要么由你们将万科的股票买过去。”
三家联手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万佳的控股权，既然如此，还是把复杂的人事纠纷变成简单的股权买卖关系。这一着，包括吴冲在内都没预想到。沉默了片刻，吴冲表示三家需要单独协商。
20分钟后，三家股东返回会议室，吴冲声明：“只要价格合适，三家股东愿意将股票卖回给万科。”
“开价吧。”
“价格可不低呀。”省核投的李彬兰女士插话。
“多少？”
“2。8元/股。”李彬兰笑盈盈地报出价格。她有资格忍不住笑，10个月前买入的价格是1元/股。
“我接受2。8元/股的价格。现在是晚饭时间，晚饭后就签订买卖合同，如何？”
如此爽快地接受，再次出乎对方的预料，几个人互相对望，眼睛放光。
“王总，你太伟大了，大手笔呀。”李女士兴奋的脸颊泛起红晕。
“晚上我就不参加签字仪式了。”我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几双疑惑的眼睛盯着我。
“我岳父明早在省医院动手术，我必须赶回广州。你们为了赚钱硬把我扣下不合适吧。请放心，我委托徐刚来替我签合同。”
“徐刚要有授权书，否则签的协议无效。”吴冲脱口而出。
当着三方股东的面，我签了授权书，在吴冲的要求下，注明万科的收购价2。8元/股。
临走前，我对徐刚交待了几句。
回广州的路上，一想到晚上可能发生的情景，忍不住笑了出来。
晚上8点，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三方联盟股东急不可耐地返回会议室。
会议继续。徐刚给三方股东代表递过拟好的协议，严肃地说：“董事长授权，万科决定以每股2。8元的价格购买股票，但是，在你们三家之中，我们只选择一家，哪一家卖，由你们三家协商。如果三方认为不合适，万科愿意以每股2元的价格卖出。”
会场炸了锅。
万科暂时赢得了一点喘息时间。
第二天，李大海电话告诉我的秘书，下午召开董事会，请丁福源召集主持。
下午，万科没有派人员参加董事会。
在三方股东召开的董事会上，选举了李大海担当新一届的董事长。会后，新班人马带着保安人员到万佳的办公室夺权。一时间，双方的保安在万佳楼下形成僵持之势。
省人民医院手术室外廊，我用移动电话接听深圳的进展报告，我告诉徐刚：“我们激恼对方的目的达到了。今天对方召开董事会，万科董事长缺席，董事会的决议无效。形成的僵持局面对万科有利，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
既然万科不承认李大海的合法性，其他股东认为丁福源的身份没有被董事会确认，是不是董事长仍然是吴正波呢？万佳董事会出现了三个董事长并存的局面。但，只要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决议，万科就有办法打破三方联盟。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万科需要时间。
我担心曾在我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冲悟过劲来。
第三天，三方股东联盟向丁福源发出要求召集特别股东大会的函件。
这一函件表明：1）承认丁福源的董事长身份；2）宣布李大海的董事长资格无效。
显然这是对方迅速改变了策略。因为，操作万佳的实权在万科手上，拖延时间的做法显然对股东联盟不利。按照章程规定，超过10％股东有权就特别议案提出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申请，董事会在接到申请的一个月内必须召开股东大会。“3。30事件”中，君安阻击万科的策略就是以10％股东的名义发起改革万科的倡议书。一旦召开股东大会，在联盟面前，万科就只有交出控制权。
现在万科能够回旋的时间只有一个月。
恰在此节骨眼，我要随地产本部代表团参加墨尔本召开的国际城市发展论坛。去还是不去？我硬着头皮上了飞机—一定要给对方一个“万科不把这件事当回事”的错觉。
可是我一到澳大利亚，就先租了两部手机，在万里之外指挥，一部手机不够用啊。
熬了10天后，我返回深圳。我们的策略仍把主攻方向放在华西20％的股权上，只要买过来，万科就达到55％的绝对控股权。但我注意到：每当同华西建筑私下商讨时，其他两家股东立即就会知道会谈内容；而在同广东省核电投资公司的李彬兰商讨时，其他两家却并不知道讨论内容。显然，李彬兰有意隐瞒其同万科接触的举止表明：李彬兰想单独卖掉股票，联盟仅仅是其利用作为要价的砝码。既然只是价格因素，问题就简单了。
就这样，我们同李彬兰暗中达成协议，其他两家股东还蒙在鼓里。
我想到在联盟中扮演幕僚长的吴冲。毕竟，吴冲作为万科的老员工为万科征战数年，合同一签，一切都是落水黄花。我主动约吴冲一见，暗示其不要再扮演军师角色，如果回心转意，万科仍愿意留用。然而，聪明有余、涉世不足的吴军师却认为胜利在握。
此时，央视正上演连续电视剧《三国演义》，吴冲借电视剧里的人物比喻，“三家小股东联手打败万科，就像赤壁一战，刘备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打败曹操。老板约我的时候，我想诸葛亮同曹操有什么好见的？既然老板发话了，还是来了。毕竟，跟老板这几年也学习了不少东西。”
我几乎想告诉他，“商场上的友谊是靠不住的。”但一想到他在对方阵营中扮演的角色，就只好暗示性地表示：“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一个礼拜之后，协议签订。万科增持万佳股份至60％，而李彬兰则带领部分离开万佳的员工，争取到了中国核电集团投资，开办零售企业新一佳。
不久，丁福源功成身退，回到总部，徐刚正式入主万佳任董事长。随后，华西集团也将手中的股权转让给万科。但在万科的战略部署中，万佳迟早还是要卖掉。
1995年的新年元旦，万佳商场张灯结彩，人潮涌动。
职业经理的中年危机
身体发胖是进入中年最明显的生理变化。我不喜欢身体发胖，但却无法回避人到中年。1983年刚到深圳时我已33岁，身高1。74米（17岁当兵体检时，脚后跟踮高，号称1。76米）。在深圳开始时几乎天天户外奔波，三餐无定时，那是想胖都难的岁月。紧张的工作节奏，使我本来要发胖的身材显得还算苗条。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越来越有趣，生活也稳定下来，但我的体重却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始终保持在69。5公斤到70公斤的水平。1993年之前，我的腰围仍然是10年前的腰围。
控制体重的秘诀是什么呢？秘诀之一：不吃早餐。换句话说，我是用牺牲了3650个美味早餐的代价换来不发胖。岂止不吃早餐那么简单，午餐、晚餐两顿还要尽量少吃。平时和同事或客户一起就餐时，他们见我吃得较正常量少，免不了问原因，我均坦诚回答：怕胖，就像回答为什么不抽烟说是“怕死”一样。对死亡的恐惧，在青年时期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到了中年却换成对胖的恐惧了。要想胖就多吃，美国为什么那么多患肥胖症的，就是换了多食症，营养过剩。
要想中年不发胖，除了饮食节制外，多参加户外活动是秘诀之二。为了增加户外活动，我经常出差，大概每年一半时间在特区外，出差时还背一把网球拍。不仅要在户外，还要爱好一两项体育活动。刚到深圳时，喜欢到小梅沙游海泳，爬梧桐山。到了90年代，改成了打网球。下了班，在网球场上热身两个小时，再来个桑拿浴。晚餐只吃一个麦当劳巨无霸，一个大杯可乐，另加一个苹果派。身体有那么多消耗，只吸收有限的卡路里，怎么会发胖？
但从1993年开始，我感到不吃早餐有些顶不住，开始吃些巧克力。吃了没有两个星期，开始吃正规早餐：麦片、鸡蛋、面包，外加黄油。这一开禁不得了，8个月内体重从70公斤猛增到74公斤，过75公斤大关已指日可待。裤子的尺码已改换了两次。我知道是改变饮食习惯而造成的，但却不愿意禁吃早餐，倒不是尝到吃早餐的甜头，而是听一位权威保健医生讲，不吃早餐容易得胆结石，而且对大脑细胞损伤严重！
为了抑制腰围的迅速扩张，我只有加大运动量，同时减少正餐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经过1994年到1995年两年的努力，体重总算由75。5公斤降到71。5公斤。为了降这8斤重量，我用了两年不懈的努力。当看到秤上的指针在71。5公斤刻度上慢慢停下来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又产生了恐惧感，怎么下降得这么多？不会是得了糖尿病吧？中年人突然消瘦，十有八九肚里长了什么东西。我开始感到自己有病，同事和家里人要求我做全面体检，我发自内心地接受了。经过全面的体检，医生告诉我“你暂时还没有得糖尿病”，我自然高兴，但两年前买的裤子却显得肥大了。
女人离不开化妆品，尤其是中年女人，但对于中年男人，更离不开一种精神状态。即使身体保持不发胖，但其他困扰却无法一一避免。这两年头发明显稀疏，也出现白发了。有些人建议我去织发染发，我觉得人到年龄头发该掉就掉，该白就白，何必搞那“不白之冤”呢？
人到中年，公司已经成立10年，我也算是在万科当了10年经理。开始被称为“王经理”，不知不觉就被称为“王总”。可能是曾经在军旅中生活，加上人到中年的缘故，我很喜欢称呼上有个“总”字，使你联想到“总司令”、“总参谋长”之类的字眼，尽管当兵时我的最高职务只是班长。
总经理意味着手下有许多经理，就像总司令手下有军、师、团长一样。万科集团公司所有的大小经理共百人。也许是来特区前有着更多的让自己接受别人管理的经验和体会，我对如何让别人接受自己的管理并不在行，如何当好管理别人的经理，心里就更没数了。
对于管理不在行又大权在握的人，在决策争执不下时，会采取两种态度：或者沉默不语，或者发脾气，独断专行。前一种态度会使部下有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显得老谋深算，而后一种则明显以权势压人。两种态度比较，我自认是后一种。以权势压服固然不可取，但容易发脾气的人往往也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硬派小生。而一言不发，故做姿态的管理者才真正可恶！
坏脾气和冒傻气
我的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
早在1984年，我就结识了蔡顺成。那一次，蔡顺成和他的处长通过一位北京朋友的介绍，来特发商谈业务。我先入为主地认为：北京人特别能侃，做事却大不踏实。对大蔡态度非常不客气。不友好的气氛让来自美国的蔡先生非常尴尬。整个过程，蔡顺成却始终是一副善解人意的笑脸和心平气和的表现。事后，我也后悔，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如果大蔡的脾气同我类似，谈判早就掰了。再次见面，我主动表示了歉意。得罪了人，事后再检讨。如此循环。
80年代中期是公司创建初期，工作经常是没日没夜连轴转的状态。我对职员要求严厉得近乎苛刻，常伴随着严厉的呵斥。同事们认为：一定是睡眠不足才这样……后来，公司业务逐渐步入正轨，睡眠时间保证了，可脾气却没有改善。
一次与一位律师去餐厅吃饭，偶尔见到公司两位年轻职员，我主动过去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事后，律师对我说：你让对方感到害怕，我觉察到你问话的时候，他们紧张到双膝都在微微发颤……我说：我哪有那么可怕？批评严厉点是恨铁不成钢！但心里沉甸甸的，意识到在我和下属职员之间已经隔了一堵墙。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就下决心，要改改自己的坏脾气。
几年过去，公司业务发展，我的脾气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职员对此大体有两种议论。有的说：王总脾气不好，那是性格问题。有的说：管理公司需要铁腕人物，老板是故意板起面孔。
显然，同事对我是采取了谅解的态度。我因此也以这样的理由原谅了自己。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坏脾气改不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当看到我的副手向员工发无名火时，我隐隐感到，我的坏脾气已在传染着身边的人。
其实在平时生活中，我很少发火。发脾气往往都是因工作上的矛盾引起。公司大了，管理面多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