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于今日，且洋人虎视眈眈，仗势欺凌。沅甫，你三十岁前便读完了二十四史，你仔细想想看，今日天下局势，与历代末世有何区别？我这两年来常常想，下次再乱，必定是湘军余孽起骨干作用，即或是本人老了，不上战场了，也会是他们在幕后操纵。所以我说，我们兄弟究竟是国家的功臣，还是朝廷的罪魁，现在尚不能定，甚至我死之后，盖棺亦不能定案。”说罢，曾国藩重重地叹了一口长气，又沉痛地说，“沅甫，你平素可能很少从这个方面想过吧！”
“大哥，即使如你所预测的，天下大乱，湘军有些人参与了反对朝廷的活动，但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何苦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找烦恼呢？”曾国荃对大哥的用心还是不能理解。
“沅甫，”见九弟一直没有转过弯来，曾国藩正色道，“我何尝不知，天底下任多伟大的祖先都有不肖子孙，任多严密纪律的集团中都有不法之徒，湘军中混有朝廷的叛逆、社会的渣滓，自然难免，且你我兄弟以及死去的胡、塔、罗、李等人，对皇上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可泣鬼神。但湘军中只要有一人叛逆，湘军就会蒙上一粒灰尘，若今后有成千上万人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将会给湘军抹上一块多大的黑泥？江宁打下后，不上交一两银子，且纵火焚毁伪天王宫，这几年对此事的公开指责虽已平息，人们的腹非岂可消除！我朝无论八旗兵还是绿营，从来都是世业制，没有出现过半年之间裁撤十多万军队的先例。且撤勇之时，欠巨额之饷，积无穷之弊，通通没有解决，潜伏了大量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募勇之初所不可能想到的。倘若今后没有更大的乱子出来，朝廷和后人或不至于苛责；倘若湘军中的败类有朝一日举起反叛的旗帜，这些老账新账便会一齐算，史册上就会说曾某人建湘军是做了一件大坏事，连你曾沅甫打金陵，后人也会说你不是为了朝廷，而是冲着小天堂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来的！”
“让他们说去吧，我不在乎。”曾国荃嘀嘀咕咕地嘟囔。
“这不是在乎不在乎的事。”曾国藩阴郁地说，“这是件可悲的事。而更可悲的，是我现在已清清楚楚看出了它今后的结局，但无力扭转。前人说无可奈何花落去，明知花要落去，却不可能将春天挽留住，人世间真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此！”
曾国藩一时觉得五内隐痛、神志纷乱，他不得不停止说话。曾国荃脸色黯然，低首不语。督署书房死一般地沉寂。
过一会儿，曾国藩略觉心里平息一点，又坚持说下去：“我是活不久的人了，这次请你到江宁来，首先就是要提醒你，不要总以江山社稷大功臣自居。其次，世道乖乱，局势不稳，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长保今日的处境，住在荷叶塘，当你的财主庄东，不要再出来做官。大哥我早在打下金陵时就想激流勇退，只是那时要让你先回去，不能两兄弟同时开缺，故而留了下来。后来捻战失利，名望大损，我三辞江督而不允，孰料又遇天津教案，致使一生清名扫地以尽。庄子说长寿多辱，确是实话。我若在金陵打下时就死去，哪有后来被人骂作汉奸卖国贼的耻辱。你也差不多。这几年做鄂抚，捻战无功，又与官秀峰不睦，上下左右都有闲言碎语，处境也不顺利。我有时想，天降我们兄弟，就是为了对付长毛。长毛一平，我辈职责已尽，就都要解甲归田。老子说‘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实在是很深刻很明哲的话，可惜当年还见不到这一层，自取侮辱。故大哥我死后，不希望你复出做官，只望你和澄侯一起守住父母之坟，保住曾氏家族的平安无事，就万幸了。”
曾国荃想，大哥这番话尽管说得悲观哀痛，但的确是实情，兄弟二人自大功告成之后，日子过得都不顺心。过去当统帅，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痛快极了，做起疆吏来，却处处掣肘，事事不顺，连指挥打仗的看家本领都不灵了。莫非真如大哥所揭示的：曾氏兄弟是为平长毛而生的？
“唔，唔。”曾国荃轻轻地哼着，点了几下头，表示记下了哥哥的话。
“沅甫，我这里有一首诗，你看看。”曾国藩抽出屉子，从一个大信套里拿出一张精美的梅花水印笺来，递给九弟。
曾国荃接过一看，水印笺上是一首七律。他轻轻念道：“祇将茶蕣代云觥，竹无尘水槛清。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你看看，这首诗像是什么人作的？”
曾国荃握纸沉思好半晌，才慢慢地说：“‘金紫满身’，看来是个大官，‘文章千古’，又是一个擅长诗文的人。只是最后两句不好理解。‘一场春梦’，这是说的什么呢？难道说诗人对自己过去的作为有所悔恨吗？”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这是一个身居高位而心怀郁结的人写的。”曾国藩凝视着水印笺，右手无力地在胡须上抚弄了两下。
“他是谁，我想不出来。”曾国荃疑惑地望着大哥。
“恭王。”曾国藩淡淡地说。
“恭王？”曾国荃惊讶地重复一遍。
“这是昨天荇农给我寄来的。这首诗的要害就在最后两句：‘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什么是恭王心中的春梦呢？”曾国藩问九弟，九弟直摇头。
“我看极有可能是指的十一年前的那桩事。”曾国藩自己作了回答。
“大哥是说恭王协助太后除掉肃顺的事？”曾国荃盯着大哥，心里有点紧张起来。
曾国藩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恭王与太后隔阂甚深？”曾国荃说。
曾国藩仍未做声，只是又略为点了一下头。
“恭王与太后之间为何有这样深的隔阂呢？看来当年一罢一复的事，彼此的成见至今还未消除。”曾国荃喃喃自语。
“沅甫呀，这里的事情太复杂了。”经过一番很久的深思熟虑之后，曾国藩终于郑重地对弟弟说，“恭王器局开阔，重用汉人，这是恭王的长处；但恭王又过于聪明剔透，晃荡不能立足，这是恭王的短处。金陵初克，皇家内部便起矛盾，可以看出西边的太后容不得才大功高的叔子。而叔子又不甚检点，终于给嫂子抓住了把柄。一个回合下来，叔子败给了嫂子。同治八年，西太后派身边的大太监安得海南下办龙衣锦绣，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奏报到京时，恰逢西太后观剧。恭王与东太后商量后，杀了安得海。在恭王看来，以维护祖制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甚是乖巧。他没有想到叔嫂的怨恨又深了一步。近来为修圆明园一事，恭王又与西太后意见不合。令人担心的是，这中间还夹杂一个醇王。醇王胸襟狭窄，才识浅陋。前年津案发生后，他甚至说出捣毁所有在京外国使馆，赶走所有洋人的糊涂话来，于此可见他的才具。可偏偏他又爱出风头，不满其兄的崇隆地位。他又是西太后的妹夫。我已预感到，恭王总有一天会彻底败下来，接替其位的必定就是那位七爷。而这一点，恭王自己似乎也有所意识，故有‘一场春梦不分明’的感叹！皇家内部的争斗历来是国家祸乱的根源。李臣章那些人所说的娘偷人、崽嫖娼之类事情，或许没有，即使有，也远不能与此相比。这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不要再去想起复做官，安心落意守祖坟的原因所在。你明白吗？”
这番话说得一等威毅伯目瞪口呆，惊恐不安，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心里仍寒战不止。
“大哥还有一句老话要对你说，那就是散财求福。”曾国藩从弟弟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心灵深处的震动，知道自己这番话能被他接受，于是改以平和的口气说，“这一点，大哥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得老饕恶名，其实自己没有占多少非分之财，这也是这些年来你心情郁郁的一个大原因。”
“只有大哥你真正了解我。”听了大哥这句话，曾国荃很觉宽慰，过后又愤愤地说，“不知哪个绝子灭孙的家伙取了这个名字，流毒全国。”
“《春秋》责备贤者，这是人之常情。”曾国藩笑道，“你也不必去打听谁取的名字，既然能流毒全国，这就说明苛责你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再说你也是得了好处。眼红、妒忌，是人的通病，万年以后也消除不了，唯一的办法是散去一部分。散财分谤，这是古人常用的办法。我常对纪泽兄弟说，名之所在，当与人同分，利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长沙建湘乡会馆，我捐了一万两千两银子。”
“好，这是一件积大功德的好事。星冈公在日，常说晓得下塘，还要晓得上岸。散财正是为了上岸。”曾国藩对弟弟这个举动非常满意。“今后湘乡县的公益之事，如修路架桥起凉亭，冬天发寒衣，青黄不接时施粥汤等等，这些事，我们曾家都要走在别人前头。弟出一份，我也出一份，还要叫澄侯也出一份。耗银不多，却可赢得乡民称颂，是件惠而不大费的事，何乐而不为！京师长郡会馆多年失修，我还想邀李家、萧家一起，合资重建一座。这事意义更大，影响也更大。这件事，就由你为头如何？”
“行！”曾国荃爽快地答应。他跟大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大哥是慎入慎出，不要一丝分外之物，也不乱给别人一文钱。他是不择手段地大量攫入，同时亦毫不心疼地大把抛出，这正是他指挥的吉字营能打胜仗的原因。“我想在长沙建一个书局，就如大哥在江宁建金陵书局一样。书局建好后，先把大哥的诗文奏章书信等刻出来，尤其是大哥在京师期间写给我们兄弟的家书，当年对我们的教育很大，现在还可以用来教育子侄，刻印出来，定然有功于世。”
听了这话，曾国藩心中大为欣慰，十分高兴地说：“你有在长沙办书局的想法，真是太令我欢喜了。金陵书局的许多现成设备都可以运到长沙去。小岑也老了，思乡之情日增，正好叫他回去办此事。弟成就这桩事，可谓有大恩于士林。但所说的第一刻我的文字，这万万不可。我的文字只可留给后世子孙观览，不可刊刻送人。”
“为什么？”曾国荃不解，多少比大哥官位低得多的、平庸无任何业绩的官吏们，一到晚年，唯一的大事便是四处张罗为自己刻集；又有多少比大哥才学差得远的读书人求人募款，甚至不惜像叫化子一样地八方化缘，为自己刻个某某馆主诗汇、某某斋文集等等。大哥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早年对自己的诗文很自负，见京师文坛称赞梅伯言，颇不服气，又常恨当世无韩退之、王安石辈可以谈论。我一生若孜孜矻矻，穷究不舍的话，或许也可以写出几部像样的书来，但可惜后来又不允许。对经史，对诗文，我都有不少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很想记下来，一吐胸中之块垒。军务政务太忙，无暇为此，我常为之惋惜不已，以为将成广陵之散。赵惠甫笑我有汉成帝、明武宗那样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癖，唉！”曾国藩叹了一口气，充满感情地说，“赵惠甫不理解我。我曾涤生出身翰林，长期埋首经丛史集，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业；带兵打仗，安营布寨，这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事啊！惠甫与我天天在一起尚这样看待我，还不知后世子孙会怎样误解我哩！”
“这样的误解是好事。”曾国荃笑道。
“不管怎样，我是到死也没有一部书出来的翰林，我一生都为之不安。我不怪王壬秋讥讽我是一个没有理学著作的理学家，他说的是实话。我的诗文都是草草写成，未加细究，一时可以蒙混人，刻出来让后人一字一句来推敲，那岂不是把我推出来当一个靶子，让人射吗？”曾国藩自嘲似的笑了一下，喝了两口水，又说下去，“胡润芝死后，他家里刻了一部胡文忠公遗集，所选不当，我想若润芝九泉有知，一定会骂人的。他写给官秀峰的一些信，说了官许多好话，那是润芝的笼络手段，并非心里话。现在官秀峰就把它拿出来，作为其治鄂的政绩。”
“那老混蛋最会来这一手。”官文是曾国荃的死对头，一提起他就有气。
“这是给人戴高帽子，虽不合事实，尚不至于结怨。我没有胡润芝的涵养，书信中对人对事多偏激之词，倘若稍不注意伤了人，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子弟也会来找麻烦。就拿同治五年，我们兄弟私下议论李少荃人品的那些话，如果刻出来，他不恨死才怪哩！”
“有的可以删节。”
“注意到了的可以作删节，没有注意到的呢？世上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不刻得好。我人死了倒无所谓，受牵累的是你和老四，以及纪泽兄弟。”
隔了一会儿，曾国藩又说：“刚才说到刻书的事，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荷叶塘还存了几分参劾李次青的副本。次青从我最早，在江西时功劳又很大，别人都高官厚赏，独他一人至今仍为长沙一教书先生，我觉得很对他不起。若以后你们刻什么遗集之类，参次青的那些奏稿就都会刻出来，这不仅益发加重了我的罪，甚至连我的魂魄都不得安宁，所以你们绝对不能去刻集刊印。”
“说起李次青，我记得四哥有次说过，他想退掉那门子亲事。”
“不行！”曾国藩打断九弟的话，不悦地说，“定下十多年的亲事，哪有反悔的道理。澄侯的满女多大了？”
“今年十八岁。”
“你回去对澄侯说，万不能退，端阳节完婚。我素来嫁女是二百两银子的嫁妆，侄女一百两。他的满女，我出二百两，跟纪芬的几个姐姐一样看待。”
“好吧，我回去就告诉他。书局的名字我想了一个，叫贤声书局，大哥你看要得不？”
“贤声，贤声。”曾国藩轻轻地念了两声。“我看不大合适。尽管我不同意刻我的书，我知道死后还是会刻的。你百年后，纪泽、纪瑞他们也会给你刻个集子，那不等于自吹自擂，传自己这个贤者之声了吗？我看不是传贤者之声，而是传忠贞之心。你看呢？”
“是的，大哥想得远！”曾国荃恍然大悟，“就叫传忠书局。”
“对，这个名字好。”曾国藩称赞。“沅甫，我叫你看地的事办得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