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根到皇帝:刘备的奋斗- 第33部分

刘璋为人懦弱，少主见，却有一颗仁慈之心。倘若生在太平年间，他定为造福一方之良臣，可惜却生错了时代，在乱世众多英雄的光辉之下，他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

所谓成王败寇。弱者被强者取代，这是乱世的无情铁律，任谁都无法改变。

就这样，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年底，益州长达二十六年的“二牧政权”宣告终结，刘备入主成都，成为新一轮的益州之主。

回想当年当阳惨败，刘备领着一众残兵败将，惶惶如丧家之犬，几乎性命不保，没想到六年之后，他已成为南方两大州、数百万黎民的最高统治者，十余万大军的统帅，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人生的波谲云诡，莫过于此。

正所谓“赢要冲，输要缩”，已经五十三岁的刘备，自然不会在这里停下脚步，他将乘着这股上升的气流，挑战自己生命中最大的敌人，迎接那前所未有的荣光。

第八回　登上帝位

鸡犬升天

围城，是人类所能创造规模最大、最残酷的炼狱，除了城内的守军和居民备受压力与煎熬外，围攻的士兵同样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被驱策着日复一日扑向那座高耸的堡垒，看着身旁的战友被利箭射穿胸膛，被石头砸破脑袋，或是被滚油烫成畸形的怪物，而且，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

一天、十天、一个月、一年……被血肉浸泡得泥泞不堪的壕沟与尸体的腐臭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活着的人每一步都会踩过曾是战友的骸骨，但堡垒依旧在那里坚挺，城上依旧是那伙残酷的守军，或者说，凶手。

正因为围城的巨大伤亡与压力，当城池被攻陷之后，屠城也就成了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基层士兵不可能在一瞬间将城中的老百姓由敌人变成朋友。对士兵们而言，城里的人都是凶手，杀光所有男人，强暴所有女人，抢夺他们财物，不只是历经炼狱后所应得的报酬，更是为之前牺牲的战友实现正义。谁阻止屠城，就是伪善，就是敌人，即便是他们所效忠的领袖。

说了这么多，笔者并不是想为屠城者开脱，他们是恶魔，是刽子手，是变态杀人狂，这没错，但他们同时也是人，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过，也有一些人屠城不是为了复仇和震慑，纯粹是残暴、变态的心理在作祟，日军屠南京便属此列。

基于上述原因，经历过围城，却能避免被屠戮，成都的百姓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纵观历史，成都是被屠过最多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公元214年政权易主时，刘备的军队并没有太大的战损，这也就免去了一场惨烈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血腥冲突。然而即便是这样，刘备仍然得用一定程度的掠夺来满足他的荆州军团。

早在发兵攻刘璋时，刘备便告诉他的士兵：“一旦大事抵定，成都府库中的财货随便你们去拿，我不会干涉。”

于是，一场掠夺便开始了。

这或许也是这些士兵在三年间战无不胜的原因之一。

攻下成都后，刘备首先大开庆功宴慰劳士兵。但将士们可不是吃吃喝喝就能够打发的，他们记着主公先前的承诺，简单的吃喝之后，便开始搜刮成都官库内的财宝，而刘备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们搬。

甚至刘备还想将成都内外的田产赏赐给将士们，但这种行为被赵云所劝阻。赵云很务实地告诉刘备：“现在天下未定，将不动产分给军人，只会让他们思想懈怠，整天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以后的仗就没法打了。不如发还给蜀中百姓，让他们耕作，再向他们收税，既有收入，又可起到稳定民心的效果。”

刘备虽不善于内政，却也不是傻子，他采纳了赵云的建议，收回了之前的命令。

刘备对基层将士都如此慷慨，对待那些高级干部当然就更大方了。

四大功臣首先出列：诸葛亮、法正、张飞以及关羽被授的赏赐最高，各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单以黄金而言，每盎司黄金约为二十八点三四五九克，东汉一斤大约相当于现在二百五十克，以此换算，单这四位的五百斤黄金就相当于三百九十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两千六百多万（一美元折合六点八元人民币），而且显然这些赏赐是不用缴税的，比买彩票合适多了。

至于其他有功者也依其功劳，赏赐多寡不一。

分完奖金，再分权。

和所有的征服集团一样，最醒目的位置总是要留给叛徒。

蜀奸一号法正贡献最大，升任扬武将军，领蜀郡太守，掌管益州最精华地区，成为“外统京畿，内为谋主”的一号人物。

蜀奸二号孟达被拜为荆州宜都太守，镇守荆益要冲。

蜀奸三号吴懿被拜为讨逆将军，而且在法正的怂恿下，刘备还娶了吴懿的妹妹（此女之前曾嫁给刘瑁，此时刘瑁已死多年），也就是后来蜀汉的穆皇后。

另外还有一位可归为蜀奸之列的彭羕。他是广汉本地人，原本不受刘璋重用，在刘备起兵后通过庞统介绍进入刘备阵营，负责文宣和统战之类的工作，现在刘备自领益州牧，就以彭羕为治中从事，为州府副座。

不过，蜀奸们的地位虽然抢眼，但军政实权仍握在刘备的老班底手中，尤其是荆州集团。

诸葛亮从军师中郎将的位置跨了一步，成为军师将军，刘备让他“署左将军府事”，等于是刘备幕府之下职位最高的行政官员。

巴蜀北部防御的重责大任则分别交给霍峻和张飞。刘备将广汉郡北部分割出来成立了梓潼郡，由霍峻任梓潼太守，续守葭萌。张飞则取代了庞羲，成为巴西太守，准备面对纷乱的大巴山区（庞羲应该早就投降了刘备，却只担任营司马一个小职）。

另外，黄忠被封为讨虏将军，赵云被封为翊军将军，刘封被封为副军中郎将。原本只是一等兵的魏延，则如同坐上直升机一般，一口气升到了牙门将军，成为蜀军中最炙手可热的军事明星。

刘备的老班底糜竺、孙乾、简雍也各拜为将军。另外三蜀中的广汉郡太守一职，则交给了一个叫夏侯纂的旧部。关于这个夏侯纂，其背景不详，但从他和秦宓交往频繁这一点来看，应该不是蜀人。

除了以上两类功臣之外，还有一类人在刘备集团获得了跳跃性的发展。这类人可以被定义为东州集团，但笔者认为，对他们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旅蜀荆州人”。

由于刘焉家族本身就出自荆州江夏，因此吸引了许多荆州人士入蜀仕官。这些旅蜀荆州人一方面熟知巴蜀民情，另一方面又能够和荆州统治集团沟通，于是便成为了刘备和巴蜀本地最好的桥梁。

这其中最受重用的便是蜀奸四号李严，他拿到了犍为太守这一重要位置，另拜兴业将军。

另外一位是董和，他是南郡人，原本任益州太守（益州郡和益州是两码事，益州郡大约在今天云南一带，后改名为建宁郡），刘备将他升为掌军中郎将，和诸葛亮共同管理左将军府事，等于是小内阁成员。董和他的儿子董允在后来的蜀汉政权中也备受重用，名列“四相”之一。

除此之外，费观、费祎、邓芝、王连、吕乂等旅蜀荆州人，也备受刘备与之后蜀汉政府的重用。

最后，便轮到那位被曹操忽悠得很惨的刘巴老兄了。此人入蜀才短短几年，应该还进入不了“旅蜀荆州人”小圈子的核心，但他超强的名声却让刘备迷惑，于是刘备便让他担任左将军府西曹掾，主管幕府的人事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

相较于以上三类人马，益州本地人的待遇可就差得远了，相对来说算得上显赫升迁的只有黄权和张裔。黄权之前被刘璋外放到广汉当县长，现在刘备将他小升为偏将军，和张飞共守巴西要塞。张裔则被任为巴郡太守。

正所谓“豫州入川，荆楚人贵”，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年底，这个由新旧荆州人所控制的新成都小朝廷便正式挂牌营业了，它将统治益州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虽然益州本地人在之后蜀汉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但政府实权却始终掌握在荆州人手中，这与东吴政权的“江东化”形成了强烈对比。

这样的“省籍问题”，是导致蜀汉灭亡的原因之一，而单就目前而言，这种“外主内辅”的政权结构，也必然会引起益州豪族的反抗，更何况刘备入蜀之初，还遇到了一些财政问题。

孔明治术

之前刘备允许士兵掠夺成都府库，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态的激励措施，反正官库也不是我家的私库，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此并没有太多怨言，但搬完了之后问题就来了，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

刘备对此深感烦恼，向新成立的智囊团征询意见，刘巴大概是想将功折罪，便告诉刘备：“这个太简单了，只要发行1∶100的货币，同时平抑物价，派官员监管市场，这样就搞定了。”

刘备一拍脑袋：“我咋就没想到呢？”于是欣然接受了刘巴开出的这剂“特效药”，开始铸造“直百五铢”钱，也就是新钱一元等于旧钱一百元。没过多久，成都府库果然又再度充实了起来。

“金融学家”刘巴的建议是以课“铸币税”（Seigniorage）的方法支持财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直接印钞票向市场买东西，在忽略成本的情况下，政府想印多少就有多少。然而我们都知道，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的价值取决于金属的成分，并不像纸币可以无限制发行。换句话说，刘巴是借由虚增面额，达到铸币税的效果。

现代经济学课本告诉我们，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造成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之前董卓也曾搞过这一套，他发行相当于五铢钱重量六分之一的小钱（就是一元新钱等于六元旧钱），结果导致北方物价飙涨，最后货币不能使用，倒退回以物易物的体制，直到魏明帝后，才重新恢复五铢钱的制度。

“直百五铢”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但刘巴显然比董卓更有经济学概念，在大量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又进行“平抑物价”与“市场控制”这两项配套措施，以冲抵铸币税造成的通货膨胀。

从现有的史料上，我们不大看得出刘巴是如何“平抑物价”的，或许当时成都府库虽然没钱，但粮草充足，因此在发行直百五铢的同时释放出大量官粮，以此来缓和粮价上涨的压力。至于“市场控制”，可能因为成都市场规模比较小，配合诸葛亮的强力执法，使得物价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总而言之，从历史记录上来看，刘巴的政策除了“府库充实”外，似乎并没有太多正面的效果，当然也没什么负面效果，或者说负面效果不明显。

由于笔者是自由经济主义的信奉者，因此对于刘巴经济管制的成效，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

刘备之所以要充实府库，主要是为了支持他庞大的军事开支，或许在刘巴的主持下，通货膨胀的情况较为温和，但对于长久生活在富足、低物价环境中的益州人民来说，这样的改变势必会造成相当的不适跟困扰，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省籍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荆州、汉中之役，新成都小朝廷建立初期，蜀中百姓的生活应该承受了很大压力。

然而刘备入蜀之后，巴蜀地区除了小规模骚乱以外，并没有再出现如当年贾龙、赵韪等本地实力派领导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想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到目前为止行事都很低调的人，这便是诸葛亮。

现如今某些《三国演义》的翻案者，总是喜欢贬低诸葛亮的地位，说他不得刘备信任，在集团中的地位不如法正，连“谋主”都算不上。在这里，笔者很负责任地说，这种说法不仅仅是低估了诸葛亮，也低估了刘备。

在经过多年的历练之后，刘备已深谙用人哲学，对法正、孟达这种聪明又高傲的家伙，刘备给他们漂亮光鲜的职位，让他们提供天马行空的奇谋。但要担当整个政府的舵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更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同时还要守纪律、肯吃苦，把加班当作家常便饭，最大的心愿便是死在工作岗位上。而纵观整个蜀汉政府，能够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只有诸葛亮。

这时候大约三十二三岁的诸葛亮，仍然算不上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没有太多腾挪纵横的政治经验，所依靠的武器只有严谨而细密的管理逻辑，所以诸葛亮选择了法治，他先用逻辑制订出合理而又周密的法条，然后公平而又严格地去执行。

刘备入蜀后不久，成都小朝廷便颁布了“蜀科”，也就是蜀地的新刑法，由诸葛亮、伊籍、李严、刘巴、法正五人共同制定（注意，没有蜀人），诸葛亮亲自执行。

据说诸葛亮执法严厉，从政府高层到平民百姓都颇多抱怨，法正还为此劝过诸葛亮，说政权新成立不久，强龙不压地头蛇，执法应该宽缓一点。

诸葛亮告诉对方：“二牧政府十几年来从未强力执法，大家只会奉承拍马，有能力者胡作非为。当真是司法已死，只会用职位或金钱去收买人心，最后人家就不会稀罕了，蜀中乱象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让司法活过来，收紧执法标准，这样人们才会感受到守法的好处，提供的赏赐最多不过爵位，这样大家才会因赏赐而感到荣耀，这才是维持上下秩序的方法。”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管理风格，用八个字来形容，那便是：规矩至上，福利缩水。

不过，从“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普遍反应看来，诸葛亮的执法显然是公平的，没有既得利益的问题，这至少能消弭先前二牧政权之下，东州人侵凌益州人的问题，也减少了一般老百姓对严刑峻法的反感。反正一切都照规矩来，不分省籍，不分贵贱，没有特权，所有的行为都有可预见的法律结果，这样日子虽然过得苦巴巴，但至少不是“只准州官放火”的那种苦法，大多数老百姓也就默默地接受了。

在接下来的九年，也就是刘备还在世的日子里，诸葛亮一直都肩负着在成都留守的重责大任，蜀汉政权的基本架构也在他手中逐渐成形。

诸葛亮以高效率的行政手段，使得在前方征战的刘备后勤无虞，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诸葛亮就像一支摇滚乐队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