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奉守禹祠，国号为“于越”。秦始皇时期改名为“山阴”。因其在会稽山之阴。这是把越语地名改为通用语。《王阳明年谱》及书信中屡次出现的“越”“山阴”就是绍兴。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仇复国的精神最见越人气性。现在绍兴的越城区就是当年范蠡帮助勾践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规划设计的。这也是绍兴城又称作“蠡城”的由来。勾践灭吴的次年将国都从蠡城迁到琅（今山东胶南县附近）。王阳明的远祖即琅人，不知是随勾践迁过去的，还是越人到了琅后繁滋的，抑或是琅土著。王氏是望族，不像平家子如张居正那样族谱多不过从本朝讲起，王氏族谱上的“始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王览的曾孙便是大名永垂的王羲之。羲之少随父王旷渡江，先安家建康（今南京），不满意，又搬到会稽。当时两城是齐名的江南大都会。但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美景叠现，令人应接不暇的风光更能满足他那艺术家的心灵。他的后代又迁华唐，石堰，达溪。始终在这一带打转转。羲之的二十三代孙王寿，自达溪迁到余姚。阳明的父亲王华思恋山阴山水佳丽，又搬回山阴（绍兴）。余姚遂成为阳明的“老家”，现在两地都留有遗迹。
山阴被习称为越，还因为隋朝时在此建越州，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婆留定越州为吴越国东府，行都。改称为绍兴，则是南宋赵构避金兵跑到这里，两次把越州当成临时都城，越州官绅上表乞赐府额，赵构题“绍祚中兴”，意为继承帝业，中兴社稷。公元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并将越州升为绍兴府。于是，于越，会稽，山阴等名称一统为绍兴。绍兴府城的东西两部分分别为会稽县城和山阴县城。也就是说绍兴府署，山阴县署，会稽县署当时都在同一大城之中，统称越城，即今浙江绍兴。
一提绍兴，人们就能想起一长串让人心酸眼亮的英名：周恩来，周树人（鲁迅），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学诚，刘宗周，张岱，王思任，徐渭，再往上陆游，贺知章等等，等等。虽然不能说阿Q的未庄与越地没有关系，但越地诚如王思任所说：“乃报仇雪耻之，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许，一张苦脸，一副刀笔的绍兴师爷形象最能体现越人的强项、狷介和几分刁钻的个性。人杰地灵的绍兴，因走出个王阳明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阳明出生的余姚是个山岭丛集的古朴闭塞的城镇，多亏了一条姚江勾通了与域外的联系，更多亏王阳明创立了姚江之学，从而使之成为浙东文化重镇。黄宗羲在《余姚县重修儒学记》中说：
元末明初，经生学人习熟先儒之成说，不异童子之述朱，书家之临帖，天下汩没于支离章句之中。吴康斋、陈白沙稍见端倪，而未臻美大圣神之域，学脉几乎绝矣。……贞元之运，融结于姚江之学校。于是阳明先生者出，以心学教天下，视以作圣之路，马医夏畦，皆可反身认取，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圣人去人不远……至谓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牵补度日，是人皆不可为尧舜矣。非阳明亦孰雪此冤哉……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校之人，出而定……故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阳明非姚江所得而私也，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
其实阳明的工作就是恢复了孔学之仁学的本质，把它从已经学科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恢复其彻里彻外的身心之学的特质，恢复其生活宗教的本体地位，就是把道德教化贯彻到百姓日用之中。阳明的良知之道就是将“仁”变成大全之道，将孔学之学变成弥漫天地间的文化正气。
另一位明末史学大师张岱说：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各行各业的人对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这毫无疑问是阳明开辟的姚江之学的后泽。但在南宋绍兴二年就能刻出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来，说明余姚在文化上早就绝非等闲之地。
姚江，又叫舜水，全称为余姚江。余姚江源出四明山支脉太平山，蜿蜒东流经余姚，于宁波汇奉化江后成为甬江。关心郡国利病的大儒黄宗羲写有一篇《余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记》，其略曰：吾邑至省下，其程不过三百里。而曹娥，钱清，钱塘三江，横截其间，又地势卑下。曹娥而东，未入姚江。各江之间，充满桥坝土堰，支港林立，或水少难以舟行，须候潮；或江水湍急，险恶难行。历任地方官想改革舟渡办法都是治此彼起，改变不了舟子迹同杀人的摆渡习惯，改变不了候渡甚难的状况。“是故吾邑风气朴略，较之三吴，截然不同。无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略变为智巧。是则非三江叠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归之世运耳。”阳明在《送绍兴佟太守序》中说：“吾郡繁丽不及苏，而敦朴或过；财赋不若嘉（兴），而淳善则逾。是亦论之通于吴、越之间者。”
地理环境决定了初始条件，决定了基本生存格局。黄氏将越地民风不同于三吴归咎于江运条件，有相当道理。浙东是丘陵，山多，乡民赖江水冲积的平原而栖息，都在“地势卑下”的范围中。
余姚县境中最大的山是龙泉山，为四明山的支脉，又名龙山，灵绪山，屿山，在余姚西边。南坡山腰有泉，虽微不竭，名龙泉，以泉名山。海拔67米，面积14万平方米。是南方惯见的那种小山。其北麓半腰处有栋小阁子楼，本属于莫家，王华还没中状元时租用为书房，并家居于此。但因生了王阳明而成了文物。阳明高弟钱德洪撰有《瑞云楼记》详细记述了“神人送子”的神话：阳明的奶奶岑氏梦见五彩云中，神人在鼓乐声中抱一婴儿交付岑氏。岑氏说：我已有子，我媳妇对我极孝敬，愿得个好孩子为孙子。神人答应，然后，怀孕十四个月的郑氏生下阳明。等阳明大贵之后，乡人便把那个小楼叫做“瑞云楼”。有趣的是，24年后钱德洪也生于这个楼中。
《明史》写的清灵精练，相当讲究，但依然信服神秘的灵异的话头，照录了许多人物赋有奇迹色彩的出生故事。好象大人物就是天纵之圣似的，自然对阳明也不例外。也说他是神人自云中送来，因而初名“云”，也因此而五岁尚不能说话，经异人抚摸后，更名“守仁”，才会说话。因为“云”在古汉语中是说话的意思，道破了天机。其实，妊辰14个月或更长些时都是有的；几岁不会说话后来成了大智者的也是有的（如爱因斯坦）。但是瑞云送子是神话。瑞云楼焚毁于清乾隆年间，遗址尚存。有关部门要重修以供人观瞻。阳明成了人物后，回故居，“访瑞云楼，指胎衣地，收泪久之”。这个人就是这么重生，人情味浓。这，也可能是天生的。不是这种气质的人，不可能创立重生命顺人道的心学来。阳明有《忆龙泉山》等诗。在《忆诸弟》中很有感慨的说：
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觉来枕簟凉，诸弟在何许？
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王守仁以“阳明”自号，是喜欢“阳明洞天”这个地方和这种仙气的名称。“阳明洞天”被当地人简称为阳明洞。这个阳明洞在会稽山，据说是大禹藏书或葬身的地方，也叫禹穴。《康熙会稽县志》卷四载：
（阳明洞）洞是一巨石，中有，在会稽山龙瑞宫旁。旧经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洞天也。龟山白玉经：会稽山周回三百五十里，名阳明洞天，仙圣人都会之所。
据此，阳明洞天不龙瑞宫之一石矣……其后王文成为刑部主事时以告归结庐洞侧，默坐三年，了悟心性，今故址犹存。其谪居龙场也，尝名其洞为小阳明洞天，以寄思云。阳明31岁时告病回绍兴，筑室阳明洞侧，行导引术。后来讲学于阳明洞都是在洞侧的房屋中，即王龙溪说的“精庐”，而非在洞中。会稽山在绍兴东南13里，阳明就近结庐是十分自然的。另外的诸多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如明人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生靖乱录》中说王31岁告病是回的余姚“四明山之阳明洞。”“洞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围二百一十余里。”冯氏是直接用了道经上的说法，道经第九洞天是在四明山，高度大小一如冯氏说云，洞中有石窗，四边玲珑如窗牖，通日月星辰之光，故称之为阳明洞，取四明之阳意。但阳明不可能去，再说《年谱》是由阳明的同乡钱德洪主撰、众弟子参订的，阳明回的是余姚还是绍兴，不会搞错，冯氏倒是明末的追记了。另外在广西，贵州还有两个阳明洞，都是阳明后来的讲学处。古越阳明子的阳明洞在会稽山上。而且还有人径称会稽山为阳明山。
《嘉庆山阴县志》《绍兴府志》都强调阳明是绍兴（山阴）人。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先生世居山阴，后迁姚江”。这也许有抢乡贤的意思。就象钱德洪是余姚人，特采王寿自达溪迁余姚的说法入《年谱》。反正两地都在“越”境，文化风俗是相同的。古越也是含括这两地的。余姚自来隶属山阴。达溪是溪的上流，是王羲之晚年定居和墓葬之地。阳明的高祖王与准为避永乐皇帝之举遗逸而逃到余姚，则是无争议的事实。“举”他，他不起，还号“遁石翁”。显然是个讲操守而不汲汲于富贵的气节之士。王华迁回绍兴后，王家就世居于此了。余姚是阳明的出生地，绍兴是他的生长地，中年以后的家。龙泉山、会稽山都属于他。
湛若水在给阳明作的墓志铭中深情的说：“夫水土之积也厚，其生物必藩，有以也夫。”——良有以也！
３．第一等事
会稽山，原名茅山，苗山，防山，涂山。东翼为五百冈山，西翼为西干山，中翼为化山，北与宁绍平原相接，是钱塘江支流曹娥江和浦阳江的分水岭。最高点为东白山，海拔500米，峰岭秀异，奇气弥漫，素称“浙东名山”。它敦实了王阳明的品性，我们应该感谢它。这有他的诗为证：“昔年大雪会稽山，我时放迹游其间……我尝亲游此景得其趣……”
更有一座“王家山”，因阳明的远祖王羲之建宅于山麓之中，故名。它在绍兴的东北，周围约2公里，高52米，相传山上长蕺，越王勾践为雪耻兴国曾经在此采食蕺草以自励，所以又名蕺山。蕺山因“蕺山书院”而名漫天下，明末大儒刘宗周在此讲学，培养了一个更大的儒——黄宗羲。黄的《明儒学案》是心学专门史。清末于书院旧址创办山阴学堂，秋瑾的同志徐锡麟曾任堂长。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是杜甫的名句。鉴湖在绍兴西南，俗名长湖，大湖；雅名镜湖，贺鉴湖。它因“鉴湖女侠”秋瑾的英名而广为人知。也因其水酿造的绍兴黄酒而成为俗话题目。阳明咏鉴湖的诗无甚名气，但可见他对家乡水的感情：“鉴水终年碧，云山尽日闲。”（《故山》）“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忆鉴湖友》）
罗列这些是为了“呈现”我们已无法确知的王阳明的“生态环境”。越山是神奇的山、越水是神奇的水，越人是既不同于齐鲁人，也不同于燕赵人的。吴越素称肝胆相照的邻邦，但越人强项，吴人奢靡。民风格捍难通。浙东学风与湘湖学风相近，而去浙西较远。阳明只能从姚江走出，而不可能从秦淮河畔崛起。秦淮河出名士，不大出志士。越地出志士，即使是名士也带有孤傲倔强的志士风。
阳明十二岁那一年，向塾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阳明的天性和个性使他直言不讳的反驳老师：“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当伟人为目标。这就是说，阳明不想呆走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赁于帝王家”的钦定官道。这条已通行两千年的正途，无法安顿这个追求不朽的少年的心灵。尽管不能排除这个细节是《年谱》作者为树立老师高大形象而倒果为因的“合理虚构”，但还是“合理”的，是能见出阳明卓尔不群天赋的有用之言（阳明，李贽都重视“有用之言”）。
早期经验是人的性格的奠基地。性格是受自我内驱力支配的追求体系。人们都在追求幸福，而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早期经验的满足。刚刚登第当了状元的父亲嘲笑儿子这种不着边际的理想：“汝欲做圣贤耶！”然而若没有他儿子，这位龙山公早已被人们归入忘川。阳明是跟着爷爷长大的，他爷爷象贾母保护宝玉一样保护了小阳明豪迈不羁的天性。阳明的成圣意欲也应该说是从小从他爷爷那儿听来的。小阳明会说话以后就会背诵爷爷曾经读过的书，大人惊奇，问他为甚么会？他说：“听爷爷读时已默记住了。”在纯真的童心中种下了古典情结。学为君子，学为圣贤，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主题。所有的精致文化都是要把人教育成名曰君子的艺术品。孔，孟，荀，《诗》《书》《礼》《易》《春秋》，各讲一套，但在教育人一定要成为君子圣贤这一点上高度一致。
他童年的心地如同古朴的越地，尚未受到“文明”的污染，阳明越过“现代”的父亲人格（当然包括塾师所体现的教育系统），通过爷爷上接了古典的原教旨。所以提出了大人不以为然的真正的根本性大问题。阳明悟道之后才明白这叫作“良知天然现成，却被闻见习气给遮蔽了”。大人们觉得他可笑，其实大人们下等资质的蔽于欲，上等资质的蔽于意见，可怜得找不到大和真觉了。阳明终生自豪的自己的这“千古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的心学，就他个人的“发生学”来说起脚于十二岁时的这一问！
当然，阳明现在的“第一等事”还只是蒙胧的生命意志，是他的良知天然呈现，尔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我心”变成天下之公器。但没有这种出发点，这一条夜行船也许会销蚀在夜色中。戴震小时候问他的老师：朱熹怎么知道千年以前的事情？梁启超用他特有的夸张表达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