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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溪融化释道，开辟出宋代理学新世界。明道是大程，与弟弟伊川同受业于周濂溪。周的《太极图说》公认是从道家宇宙论模式中深化翻转而来，其《爱莲说》则融合了《华严经探玄记》的基本意思。宋儒明通二氏之学，多很坦然。也不以言神秘为羞。因为中国儒学虽非绝对神秘之宗教，但有超验性，借助神道是其天人合一逻辑的必然要求。
有人问称伊川：“方外之士，有人来看他，能先知者，有诸？”
伊川说：“有之。向见嵩山董五经能如此。”
问：“何以能尔？”
伊川说：“只是心静。静而后能照。”
问：“圣人肯为否？”
伊川说：“何必圣贤？使释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为。释子犹不肯为，况圣人乎？”
这个董五能就曾预知伊川前来访他，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先生欲来，信息甚大。”跟他交谈，也没什么过人的了不起的地方。之所以能预知，只因为“久不与物接，心静而明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8，12）
引述这则故事，为衬映阳明的同类事情。他31岁这一年，从九华山下来后，他回到京城复命。当时流行的诗文复古运动，已经安顿不了阳明了。用王畿记录阳明后来的话说是：
“弘「治」正「德」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德业乎？’”（《明儒学案．浙中王门二》）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对现实失望还是觉得文学不足成圣；或者是对朱学失望想退而为隐士，反正他决计要告别京师，告别政治，告别文坛，告别那些喧哗与骚动，他刚刚干了三年，就不想干了。弘治十五年八月，他上疏请批准他因病回家。他不是什么离了他地球不转的人物，自然照准。
他遂回到绍兴，在会稽山的阳明洞盖上房子，摒弃诸凡冗务，专意修炼道术，静坐行导引术。他的学生王龙溪追记听老师讲的经验是这样的：阳明在洞天精庐日夕勤修，八五八书房练习伏藏，洞悉机要，对道教的见性抱一之旨，不但能通其义，盖已得其髓。能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为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扣除其中的自圆其说、自神其话的成分，也能感到他们师徒的确摸着了神秘的超凡的灵悟的境界。这种感受是阳明在龙场洞悟的一个基础，也是他后来总坚持先让学生静坐以收放心、这种教法的一个来源。真知来源于实践。
《年谱》载，他在洞中持续修练，“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行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摒去。”他摒去的是气功状态。据说，这种能感应万物的气功态是相当折磨人的，别人浑然不觉的信息，他就收发不停了，自然是簸弄精神了。
这很像伊川的话及其故事的再版。就像阳明少年的“第一等事”像陆象山四岁问“天地何所穷际？”的再版一样。若相信伊川说的，则阳明此事也可信；若连伊川说的一并觉得不可信，则这种再版也没什么说服力。自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阳明到底有没有这种本事。简单地说，导引术是制气术，汉张良功成身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导引，轻身”（《史记》本传）。
阳明大约起初为保健，因为不管他到底是因追随朱子而得病，还是因学古诗文而得病，他曾得过吐血症则是事实。就常规论，过分劳累要得肺结核的，治疗不及时就会吐血。他最后死于肺病，恐怕是肺癌了。所以，他筑室阳明洞，第一目的是保命。调息，调心，排除杂念，收气，静坐，积久“心静而明”，能敏感地意识到一些问题都是可能的。佛教的止观修行术，道教的吐纳术等等，不能说全是自神其说的虚构。阳明现在所练的导引术属于神仙家的功夫，神仙家是道家中的现实派务实派俗而杂的一派。练习气功能保养身体，至少比熬心血写作或勤奋工作能延年益寿。
他自然并不枯守古洞中，他到处游玩，登高览胜，留诗不少。烟霞之气盎然，什么“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青山暗逐回廊转，碧海真成捷径通”“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归越诗》）。似乎是魂归自然了。
他在这种静养中尝到了甜头，凡干事专注的人惯性也大，他想“离世远去”，真想大隐息声，彻底下决心了断尘缘了。但他犹豫不决，他不忍心丢下奶奶（岑氏）和父亲，他现在还没有孩子，但他自幼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知道天伦不可违，这血缘的力量把他拉住在人间。灰心绝望对自己使唤可以，单不能对亲人使用。他虽有桀傲不训的个性，但善良温情，他做不了绝情绝意撒手天崖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他是个儒生。而且诚如道士所云“终不忘官相”，他的山水诗中依然有这样的话头：“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显然，“王公”还是他心头中占分量的标准。
看来，练功夫并没有彻底治好他的病。他要为亲人活下来，还得治病。第二年，即他32岁时，搬到钱塘西湖去养病去了。
到了西湖之后他心情颇沁爽起来，什么“十年尘还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西湖醉中……》）又开始热爱生活了，“复思用世”（《年谱》）。在虎跑寺中，他遇见一坐关三年的老僧，不语不视，王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这一喝，足见阳明熟捻此道，他在四处寻找“真理”时不可能忽视弥漫士夫既深且久的佛学，只是有讥心学从禅学中翻出者，故王及其门人从不仔细“交代”这一脉的线索。还是诗歌诚实，他在《与胡少参小集》中明说：“道心无赖入禅机。”这次从绍兴到西湖一路旅游，佛门寺院是必去的，但似乎不“入”，什么“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是诗人的惯性；“林栖无一事，终日弄丹霞。”又是道士语。（均《化城寺六首》）因其不入，才未被缚住。在面对二氏之学时，他像个淘气的孙悟空。心猿意马不可羁，说什么“独挥谈麈拂烟雾，一笑天地真无涯。”有了这“半啃半不啃”的功夫和态度，才向老僧发出那一喝。
老僧被这内行的一喝给振得还原了，“开视”并与王“对语”。王问他家里情况。僧说：“有母在。”问：“起念否？”僧说：“不能不起。”王刚转变过来，很有热情地跟他讲了一通“爱亲本性”的理论和心得。僧可能也正思想斗争到这个坎上了，遂哭着谢过阳明，回家去了。
阳明也又回到滚滚红尘中来。
只可惜他没有学到家，就急忙返回了耗人的“工作岗位”。
他之所以毅然放弃之，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只是无关道体的杂术，波弄精神而已。这与项羽学书不成去学剑，以为剑是一人敌，又改学“万人敌”－－但兵法又没学了几天，“未竟其学”，最后遂以悲剧终，是颇不相同的。阳明是登岸舍筏，运载火箭式的逐级“超越”着，什么都一学就会，会了就转向新的未知。
但他若深入掌握了道术；若道术真灵的话，他至少不会50出头就留下“所学才见到几分”的憾恨而骤返道山。儒学使其成圣，道术本来可以使其长生， 但他急着要返回主航道，去圆他的宰相梦。事实上，他若晚点死，也许能当成宰相。
６．牧羊人
他回到京城，销了这不长不短的病假。仍然是刑部主事。但机会似乎来了，离京前的文名给他创造出一种可以加入圈子的“形势”，他父亲的影响也有一定的作用。总之，他被巡按山东的监察御使陆聘去主持山东的选拔举人的乡试。
他一点也没有去提牢厅当班的烦恼牢骚，反而欣然前往，这不仅是因为聘请之“礼”与“币”，也不全因为这有些破例的荣选满足了他积久寂寞的虚荣心………
“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职任；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后来，有人建议改革。“天子曰：‘然，如其故事。’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而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于兹土，虽非其人，宁不自庆其遭际！”
以区区一刑部主事的身分来任主考，又是到夫子之乡来典试儒学生徒，他自然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最重要的是，总也找不到符合自己本质的角色的才志之士，终于有了机遇。欣慰之情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心境，二是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点。他此刻自我实现的意欲，跃马腾飞的冲动溢于言表。一直想当圣人却总也当不了圣人的人来到圣人的故乡，想的一定是要做出让圣人复出也心肯的事情。当不成“素王”了，就当个名儒也行。
孔门高弟，也大多出于齐鲁宋卫（均属后来的山东）。人杰与地灵互生共长。王阳明要在这片“灵秀奇特”的圣贤故乡、实践学做圣人的夙志，也算来朝圣的一点“贡献”。他自然还是只有手中的这支笔。但只要拥有权力一支笔便成了赶一大群羊的鞭子。他前日还是一条羊，今日成了牧羊人。
在那么些生员面前，他是政府这个牧羊人的法人代表了。这比领着民工练习八阵图高贵又重要多了。而且在他中进士前一年，他曾以相当于幕友的身份，在他父亲王华主持顺天府乡试时看过试卷，据《年谱》讲，他看的相当准，最后评定高下时，都依了他的判断。判卷如相面，要通过“文”的气质来判断人的品质和素质。阳明是精于识人的。跟他父亲一同主试的杨廷和后来成了大学士。这次山东乡试的主持者也不是阳明一人，从由他来做序录工作看，他是主要干活的而非挂帅的。
像任何知识分子一样，他只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占在一个“中间物”的位置上。这规定了他的两刃剑的角色，他身为官僚身、心是士子心。对于应考的生员，他是〃牧羊人〃，但对于那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说，他又是条羊。
现在从他出的题以及作的〃陈文〃或者说〃标准答案〃来看，他当时心中期待的首要读者，并不是那些应试的生员而是当朝大老们，他是再上一道《陈言边务疏》，他要向全国人一展自己的宰相之才，但又不是耍小聪明，而是一本儒学之正经。他要炸开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官场这个活棺材，他把这些年“观政”发现的诸多积弊、倒错扭曲的现象以或明或隐的方式向全国的读书人“提”出来。
７．咽喉处着刀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不对圣上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强调的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家产制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犯忌讳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着”阳明，也是事儿。或在明初洪武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叠进去的大霉。
也因此而证明这个题出得太好了，太有儒学风骨了，他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宗臣的名文《报刘一丈书》虽然揭露的是比阳明略晚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阳明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这与他在“拟……表”试卷中揭穿的“名器太滥”是相表里的。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等等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阳明则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才大放异彩。王阳明还只是讲“我”与天下一体，不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改造运动。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