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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总统却在此时抛出了那枚定时炸弹，她的直觉永远那么准确，她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果然，这一刻还是发生了。总统说，他再也无法从他们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丝毫欢愉，他想和她分手。最大的障碍是他的道德感，他觉得这件事无论是对他，抑或对他的家人都是不对的，而且他相信上帝不会容忍他做出这种事情。他向莫妮卡诉说着自己内心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相信自己的这段外遇将为所有人所不容。此时，他的妻子和女儿切尔西就在附近，她们在白宫游泳池里玩得正高兴，总统却在痛苦中，向莫妮卡揭露了他灵魂深处的不安与罪恶。
总统缓缓地说，他的一生其实都充满了谎言与欺骗。在他还很小时，他就对父母亲说谎，他其实明白这种谎言将会给他带来的后果，可是他却仍然不停地说着一个又一个谎言，因为他总是觉得没有人会发现他、揭穿他。1975年，在他29岁时，他与希拉里结婚，可他的这种隐秘生活还在继续。渐渐地，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一丝惊讶，他发现他不仅在不断地欺骗别人，甚至也在欺骗自己。一直到他40岁那年，他始终过得很不快乐，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而且他痛恨他对自己、对别人的欺骗，他的宗教信仰、他的道德感，以及他的这种天性之间的矛盾，在他心中不断交锋，使他始终处于矛盾和痛苦中。他甚至考虑过与希拉里离开，彻底远离政治，可是就在他已经下定决心时，他却第四次当选阿肯色州州长。他向莫妮卡告白，“如果我可以当一个汽车加油站的小工人，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每天都可以坦然面对镜子中的自己，那么，我也许可以更快乐。”
人到中年，克林顿觉得自己的人生一无是处，毫无方向。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继续与希拉里在一起，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对他深爱的女儿会更好。他说，从那时起他就尽量做到最好，尽可能地与希拉里维系这段感情，他甚至还保留了一本特别的日历，每天，当他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心时，他就会在上面画一个钩。
莫妮卡深深记得那个日子，1997年5月24日，星期六，被她称为“抛弃日”。她回忆说，“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他的心理斗争确实很激烈，能跟我说出这些秘密，可见他压抑得有多厉害，他的心里其实也很痛苦。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这么多年来与发胖进行的斗争。我真的可以体会他的感受。当然，他也说了一些分手时人人都会说的话，那些赞美我的废话，无非是想让我觉得好受点。可是那次约会，我们都动了真感情，我哭了，他也哭了。”莫妮卡还记得，总统不停地对她说，他仍然需要她，他不想让她离开自己的生活，她记得总统当时说，“如果我们只是一对单纯的朋友，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让他们下地狱。你可以继续来这里，与我聊天，而不需要担心他们的闲言碎语，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没什么。我真的想让你做一切你喜欢的事情。我想让你快乐。我想成为你的好朋友，我想，我肯定能在很多地方帮你的忙。”
莫妮卡把这些话当成了救命稻草，她说，“我们结束了这次谈话时，我只想记住他说的这些好话，比如他仍然需要我，他想让我做他的朋友。他想要帮助我、照顾我。”
尽管如此，莫妮卡仍然觉得她的天已经塌下来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席卷而来。贝蒂·库里将她从内室接了出来，因为过度绝望，莫妮卡忘了向总统提及凯瑟琳·威利正准备告他的事情。贝蒂带着她走进秘书办公室，接着，这个好心的秘书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妥，莫妮卡的眼泪立刻奔涌而出。贝蒂同情地看着她说，“你就跟我一样，没什么事能藏在心里。我从你的脸上就看出了一切。”
上帝不喜欢了（9）
莫妮卡在眩晕中走回了家，她为这次约会特意穿上的高跟鞋此时有如刑具一般，狠命地折磨着她的双腿。她回忆说，“我不停地哭着，绝望极了，我竟然可以安全回过家，没有撞上一辆车，这才真是奇迹。然后我躺在床上，整个周末就没有停止过流泪。我觉得自己失败透顶，而且心里很迷茫，我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回到头来我才发现，当年的我太年轻、太愚蠢，而且太容易轻信别人了。他怎么能这样残忍地玩弄我？”
就在这次分手后三天，高等法院驳回了总统声称的根据宪法规定，平民不可以起诉他的说法。
葆拉·琼斯现在成了这部戏剧的主角。
第八章特里普的罪
特里普的罪（1）
在与总统结束了他们一年半的感情后，莫妮卡几乎已经崩溃了，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却松了一口气，她们想，经过了这么久，她们的莫妮卡终于可以放下这段感情，去寻找真正属于她的人了。
在过去一年来，玛西娅使尽了各种招数，想要让女儿放弃这份可望而不可及的感情。为了让女儿扩大她的社交圈子，多认识一些老实可靠的单身男人，她替莫妮卡在各种社交团体
中报了名，还邮购了各种关于征婚交友的小册子。她甚至为女儿买了本书，上面专门谈到了人们应该怎样从一段不能自拔的感情中走出来。所以，当母亲发现莫妮卡开始和道格·威利，一个35岁的小政客交往时，她感到极其高兴。可是没过几天，这段关系便无疾而终。
莫妮卡迫切需要朋友的开导与关心，可是令整件事情雪上加霜的是，她的好友正在纷纷离开华盛顿。她最好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搬去了东京，现在她们之间的沟通只能通过互发电子邮件进行；内莎·迪曼·埃布兰德之前住在纽约，相对来说离莫妮卡还算近一点，可是最近又搬回了洛杉矶。这意味着，除了阿希莉·雷纳斯，在华盛顿她已经没有一个好友。
连莫妮卡的亲人们都正在离开华盛顿。1997年夏天，她的母亲准备搬去纽约，因为她发现自己孤独了这么久的生命里，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重新让她心跳加速的男人，她想住得离这个男人近一点。前不久玛西娅刚刚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三大男高音的私人生活》，书上讲述了卡雷拉斯、多明戈和帕瓦罗蒂的人生经历，在这本书的首发仪式上，她认识了彼得·斯特劳斯，一个富有而且很有魅力的纽约民主党人。这年9月初，玛西娅便搬到了第五大道旁边的一个小公寓里暂住，现在，只有莫妮卡一个人住在那套水门大厦的公寓里了。
当然，莫妮卡还有她的黛布拉姨妈，可是黛布拉毕竟还要料理家事，不能经常从弗吉尼亚州赶来听莫妮卡诉说她的心事。事实上，黛布拉非常清楚，莫妮卡仅仅有她还是远远不够的，她不能给莫妮卡太多建议，也无法做一个道德方面的导师，她能做的无外乎是当一个共鸣箱，莫妮卡可以将所有心事全都说给她听，而她只会表示对莫妮卡的同情，并不会做出任何判断和批评。黛布拉觉得事到如今，有她没她已经没有多大分别，莫妮卡毕竟还是需要自己从这件事中走出来，所以她去华盛顿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莫妮卡却根本无法领会亲友的用心，她只是觉得自己孤独无助，连一个听她说话、为她出主意的人都找不到。
母亲懂得女儿的苦闷，也知道她有多么孤独，她非常担心莫妮卡的情况，她说，“我一直想方设法想要转移莫妮卡的注意力，我们当初的想法很简单，要么说服她离开华盛顿，要么让她认识别的男人，只要她不再沉迷于这件事上就好。我们曾经劝说她搬到纽约，和我一起住，我们还跟所有朋友打听，问他们是否可以给莫妮卡介绍些年轻的好男人，我还挖空心思，想要劝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你知道，以我的个性，我只能想着让她不要在那段感情上纠缠不清，想让时间冲淡这一切痛苦。所以我常常对她说，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吧，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吧，我们去参加这个派对吧，诸如此类。”
莫妮卡却一头扎进了死胡同里。尽管碰到了那么多障碍和曲折，莫妮卡仍然想找到一份工作，无论做什么，只要能回到白宫就好，只要她能靠近那个她深爱的男人就好。她的心意在1998年8月6日，在大陪审团前作证时说得很明确，当时她说，“这一点，我也曾反复对总统澄清过。对我来说，将他留在我的生活中，远比……远比弄到一份工作要重要得多。”如果有可能，莫妮卡甚至愿意毫不犹豫地做一份薪水比现在更少、职位比现在更低的工作，只要可以让她重返白宫。事实上莫妮卡本来就对金钱没有多少感觉，她的工资虽然一直都不高，可她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钱。莫妮卡走上了一条充满绝望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不断为自己的境遇感到失望、愤怒和抑郁。与此同时，她仍然对总统抱着一线希望，她认为他还有可能回到自己身边，她拿当年与安迪·布莱勒在一起的经验作例子，当时安迪也曾经不止一次要跟她分手，可是后来，哪一次不是他主动找到她，说要与她复合的呢？只要，只要她有办法重返白宫，她就有把握不断见到比尔·克林顿，到时候他肯定会重新发现他是多么爱她、需要她。
5月底，就在克林顿要求与莫妮卡分手前几天，她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机会。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正缺少人手，如果她成功得到了这个机会，就可以直接为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工作。这份工作不仅可以为莫妮卡提供种种机会和挑战，而最让她感到兴奋的是，她将有机会与桑迪·伯格一起搭乘空军一号，那可是总统的专机。莫妮卡对这个工作感到了极大的兴趣，而特里普又在一旁煽风点火，一再跟她说，凭她的资历，她肯定会是这个工作的不二人选。
就在总统与她分手后一周，5月30日，莫妮卡参加了一次面试。莫妮卡想起他曾经告诉她，只要她是在应征白宫的职位，就一定要事先通报贝蒂·库里，好让他们心中有数。她还想起就在一个星期前，他曾经那样深情地向她承诺，他们还是朋友，他会尽全力帮助她。这确实是莫妮卡一个很大的问题，她从来不会怀疑他对她说过的一个字——对她来说，只要是他说的话，就意味着是一种极大的承诺。基于这种种信念，莫妮卡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却失望地得知，总统和贝蒂·库里现在都不在。
特里普的罪（2）
在她接受了国家安全理事会（简称NSC）的第一次面试后，6月的第一个星期，她设法联系了白宫人事主管玛莎·斯科特。自从3月份起，总统曾经数次向莫妮卡提起，他已经将她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斯科特，而且告诉她，他与斯科特是老乡又是同学，她一定会非常留意莫妮卡工作的事情，可是斯科特的助手竟然冷冰冰地告诉莫妮卡，斯科特从未听说过莫妮卡的名字，这让莫妮卡的心一下子坠到谷底，她感到极度震惊。
又一次，莫妮卡与生俱来的悲观情绪和不安全感，使她对斯科特的回应感到非常沮丧。之前，正是基于对总统无条件的信任，加上她自己也不清楚，总统是不是已经将斯科特当作自己人，对她说过了他与莫妮卡之间的事情。因此莫妮卡从未主动联系过斯科特，心甘情愿地相信，总统和斯科特肯定一直在为她工作的事情操心。可是现在，斯科特竟然说她完全不知道有莫妮卡这样一个人！莫妮卡开始怀疑，总统所作的承诺是不是都是假的，他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让她回来，好完完全全堵上她的嘴。这种想法让莫妮卡难以承受，她不愿意这样猜想，可又不能不从最坏的角度来怀疑那个她曾经如此信任的男人。
先是被人抛弃，后又发现这个人竟然有可能欺骗自己，莫妮卡痛苦万分。加上华盛顿现在对于她来说，几乎可以称之为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找不到一个对她知根知底的好友，莫妮卡发现，现在她只能求助一个人，只有这个人可以安慰她、鼓励她：琳达·特里普。1997年夏天，莫妮卡的母亲已经搬去纽约，而且开始计划与彼得·斯特劳斯共同生活，莫妮卡越来越依赖特里普。
两个女人反复讨论着克林顿，她们不断听着总统的每一通电话、每一句留言，分析着他曾经说过的每一个字。莫妮卡变得非常病态，她觉得自己正在从总统简单的一句说话中体会出微言大义。（后来他对她说，他没有想到莫妮卡竟然会那样重视他所说过的话，从他的这句话来看，莫妮卡是将她的希望搭建在一片摇摇欲坠的沙土基石上。）特里普鼓励莫妮卡找总统算账，凭什么他可以耽误她，阻止她回白宫？他曾答应她在1996年11月，大选结束后就把她弄回白宫，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特里普说，她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拖了这么久还没有一个结果，白宫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就业机会，总统竟然花了这么长时间，依然没办法给她解决工作，这实在是“荒谬之极”。
1997年6月9日前后，在玛莎·斯科特办公室受到冷遇和奚落后，莫妮卡百感交集。在特里普的“帮助”和催促下，她给总统写了一封措辞尖锐的留言，上面写道，假如他真的对她重返白宫工作一事深表关切，就应该帮助她得到这份工作。这条留言看来是起到了一点效果。因为没过多久，玛莎·斯科特就主动给莫妮卡打来电话，并且为她的“疏忽”而表示道歉，她说，她本人刚刚做了个手术，回办公室没多久，事情太多，所以忽视了莫妮卡。
这是一次友好的交流。斯科特说，她其实早就知道莫妮卡了，可是她的助手工作粗心大意，没有整理好莫妮卡的资料。有趣的是，在对大陪审团作证时，斯科特否认了总统曾让她替莫妮卡找工作的说法，她仅仅承认了一点：就在她与莫妮卡通电话前一天，贝蒂·库里曾给她打来电话，贝蒂说她的一个年轻朋友不喜欢五角大楼的工作，请斯科特帮这位朋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