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中提到传票，这说明她向朋友隐瞒了不少事。
特里普总是说她不会对任何人讲莫妮卡和总统的事，因此莫妮卡一开始根本不担心，而是本能地反应到特里普如果出庭作证，可能会失去工作。这种担心好像是杞人忧天，特里普告诉她，自己见了律师科布·巴赫，得到的建议是根据宪法第五修正案去保持沉默，拒绝谈论这事。她还在莫妮卡的答录机上留言说：“我和科布谈过了，别担心，一切OK。”
这周，重归于好的两人一起到五角大楼的中央广场，为科布买一件圣诞礼物。她们购物的时候，特里普扔下了第一颗炸弹，她告诉莫妮卡，自己写下了她和总统的关系的所有细节，把材料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交给律师，只要听到自己的死讯，律师就会将里面的内容公之与众。莫妮卡吓坏了，她回忆说：“这是她嘴里蹦出来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我当时真的吓一跳，也开始发现这女人非常非常的危险。”
特里普第二枚导弹接踵而至。她告诉莫妮卡：“如果他们问起你，我会说出真相。”莫妮卡顿时呆若木鸡，害怕不已的她提醒特里普早就答应要保守秘密了，还说为有人问起她而担心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特里普坚定地站着，说如果她被问起是否知道有谁和总统有染，她会说出她的名字。她解释说，如果她否认知道这样的人，或者不说出她的名字，那么一旦葆拉·琼斯的律师们有证据证明她其实知道，那么将控告她作伪证，甚至把她扔进监狱。
所有这些都让莫妮卡惊心不已，不过更糟糕的还在后头。12月17日凌晨2点30左右，她被电话铃吵醒了，好不容易摸到话筒，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她的“爱人”。虽然早就习惯他在这种奇怪的时间打来电话，可是这次她吓了一跳，因为她一直看新闻了解希拉里的日常动向，第一夫人如今正在华盛顿；而夫人在附近的时候总统几乎不会给她电话。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电话，他的声音充满关怀又忐忑不安。
没有任何开场白，他直入正题：“我要告诉你两件事。贝蒂的哥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她被这个可怕的消息惊呆了，泪水夺眶而出——贝蒂去年就失去了一个姐妹，现在母亲又在医院。他们谈了会儿贝蒂的不幸，总统建议莫妮卡早上给她打个电话，然后就公布了第二个坏消息：“今天我看到了葆拉·琼斯案的证人名单，你的名字也在其中。当我看到你的名字时，心都伤透了。”大概两周前，12月6日，当名单传真到他律师那里，总统就早知道里面有她，不过费解的是当时没有告诉她。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2）
尽管那些在名单里的人不一定就会自动收到传讯，莫妮卡还是惊恐万分。不过总统把事情的严重性大大降低了，说她不太可能接受传讯。莫妮卡问他如果收到传票，她该怎么办。总统则告诉她或许能签署一份书面陈词，那就不用出庭作证了；如果万一真的接到传票，那么她应该和贝蒂联系。
莫妮卡对法律专业一窍不通，对政治牵连也知之甚少，不过一直有个建议，她告诉总统
自己读到报道，葆拉·琼斯已经把赔偿金降低到50万美元，那么他就应该结束这官司，再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自己厌倦了把精力花在官司上，这事也给他的家庭造成伤害。（琼丝案最后虽然宣判克林顿无罪，不过1999年1月达成的和解还是要求他支付琼丝85万美元）
40分钟的长谈过后，他说如果她愿意来取圣诞礼物，他可以叫贝蒂把她带进白宫。不过，莫妮卡拒绝了，温柔地驳斥了他的想法：“这个周末贝蒂是如此悲伤，怎么能再去麻烦她呢？”
挂上电话那刻，莫妮卡感到身体不适，泪水哗哗滑落。她回想说：“总统真不善于讲坏消息啊。疼痛从肩膀直接传来，我真是感觉不舒服、惊恐、紧张——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
她回去也睡不着，急着想找人聊聊。犹豫一阵后，最后还是打电话给特里普，既然她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就该好好讨论讨论问题。因此，12月17日凌晨，满面泪痕的莫妮卡打电话给特里普，告诉她自己也在琼丝案的证人名单里。
她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下度过了那个夜晚，早上她去库里的家中安慰她。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陪伴贝蒂，帮她筹备哥哥的葬礼。即使在她帮忙干活的时候，也忍不住去想那沉甸甸压在身上的新麻烦。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葆拉·琼斯的律师们盯上，怀疑很可能自己的电话被人窃听，房子被人监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公寓价值5万美元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第二天，12月18日，她有两个纽约的面试。17日晚上她出发前，打电话给母亲，恳求她去机场接她。她想找人说说过去那可怕的24小时，又担心母亲的公寓也被人监视，觉得惟一能进行秘密谈话的安全地点就是玛西娅的汽车里。最后，玛西娅是坐的士来接她的，她们两人都不懂法律术语，莫妮卡只能泛泛谈了自己可能要被叫去当琼丝案的证人。私底下，她非常担心特里普的改变，也越来越怀疑后者的言行举止。
第一场面试在MacAndrews&Forbes，第二场是和一家叫Burson…Marsteller的公共关系公司。她在后一场面试中表现出色，他们叫她几天后参加一次正式的笔试。然而，这么积极的开局也没有让她快乐起来，她坐的士去机场回华盛顿，途中泪流满面。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白宫梦彻底破灭了。她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这个想法之中，回归的希望起起落落，表面上也曾接受特里普的判断——她被列在黑名单中。不过，不管埋藏得多深，她总是保存着一线希望。现在，在另一个城市看另一个办公室，考虑另一个全新的工作岗位，那线希望最终彻底消失了。她说：“那时我意识到，没有哪里的办公室氛围能和白宫相比。被迫承受如此苦涩的失落，真是痛苦万分。”
如果说总统凌晨那个电话是莫妮卡的噩梦，那么真正的梦魇要到两天后才真正开始，1997年12月19日下午3点30，她一直担心害怕的那个电话终于来了。“莫妮卡·莱温斯基？”电话那头的声音响起：“我要给你一张琼丝和克林顿案的传票。”她装作一副惊恐的样子，不过无阻于真相的来临。
她到五角大楼地下出口的检查站那里接过传票，把它卷进包里，糊里糊涂地走了回来。她回想说：“我紧张，呼吸急促，情绪反常，眼泪也流了出来，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除了找贝蒂，她没有别的联系总统的办法，可是她又不能去找正为哥哥去世而悲痛欲绝的贝蒂。绝望中，她走到一台公用电话前，打给乔丹。
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最后恼怒的乔丹告诉她，自己一句也没听懂她的话，叫她下午5点去他办公室。莫妮卡冷静下来，洗了洗脸，回到办公室，对上司肯·培根说自己因为有急事要早走一会儿。培根注意到她的神情不对劲，告诉自己妻子达茜晚点时候给莫妮卡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问题。
更糟糕的是，当她来到乔丹办公室，发现他是如此粗暴无礼和漠不关心。他说传票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相当标准的法律程序而已。当然，他们还是达成一致，要为莫妮卡找个律师，乔丹打电话给华盛顿的一个顶级律师弗兰克·卡特，帮她约了个时间。莫妮卡告诉乔丹，真正让她紧张的是传票里提到了总统曾经送给她一个帽子的别针作为礼物，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事。
这时，莫妮卡根本不清楚乔丹是否了解她和总统的真实关系。每次她和特里普讲到这律师，特里普总是兴奋地说他知道真相，不过聊天时他又让莫妮卡琢磨不透，到底他是否知道。这次见面，乔丹直截了当地问她：“有两个重要问题，你是否和总统做过爱？或者他有没有要求和你做爱？”她给了一个“香草”答案：no。她相信，如果乔丹真的知道内幕，那么就是在试探她是否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证人。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3）
乔丹那晚正好要见总统，莫妮卡要求他如果克林顿问起，就把传票的事情告诉总统，她还要乔丹“代我给总统一个拥抱。”他回答说“我从来不抱男人的”，然后拍拍她的后背，示意“小姐，可以走人了”。
被传讯也有好处，可以缓一缓和特里普的关系。这晚，莫妮卡给特里普打电话，让她安心，因为她不是惟一需要坐在证人席上的人。因为担心电话被监听，莫妮卡隐晦地说“花儿
”已经收到了，意指她拿到了传票。等到特里普终于了解她的意思，两人早已云里雾里地说了一通，谁都不清楚对方在讲什么。
莫妮卡真正希望亲眼见到她的朋友，第二天晚上特里普家的圣诞派对正是个好机会。莫妮卡到她家开始帮忙准备，觉得很奇怪，虽然只有几个客人，冰箱里满满地放着各式饮料和
食物。对一个老是抱怨几乎上班都没钱买公交车票的女人来说，这好像有点问题。其实，特里普根本不像她上个月说的那样要靠卖衣度日，而是挥霍和炫耀着自己最近买的新玩意儿。莫妮卡也觉得古怪，她怎么会突然有钱了。“我想，呀，她哪里来500元出来办派对？”
然而，只有等到临走前，她才有机会和特里普说上话，她们来到屋外，坐在莫妮卡的车里，特里普念着传票，其中要求莫妮卡列出所有总统送给她的礼物，还特别提到了“帽针”。特里普也装出一副迷惑不解、不知道琼丝律师团怎么会盯上莫妮卡的样子。莫妮卡努力说服她，在发誓陈词时说莫妮卡和总统一清二白的不只是她一个人，特里普似乎能接受这点。莫妮卡临走前，特里普坚持要她和律师卡特在12月22日中午11点见面后，给她打电话，这样两人就能商量对策了。
传票、特里普和工作，都让人担心受怕，紧张不安。莫妮卡在周末好好上了一堂感情课，周六出去借酒浇愁大醉一场，第二天好不容易从宿醉中恢复过来，就整日盘算着给总统和去卡特办公室各带什么礼物。
和卡特碰面前，她先见了乔丹，承认了自己和总统曾发生过电话性爱。乔丹问她什么是电话性爱，她只能解释了一通，然后乔丹就开车送她去卡特的办公室。和乔丹一样，卡特显然对事情也没怎么特别在意，觉得琼丝的律师们是在“非法审查”。她告诉他，自己和总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只是见过几次面，还在周末送过文件，莫妮卡还强调，关于琼丝案，她是站在总统这边的。
这天过后，她回去工作时，最终发现她不能再依赖这个无法共患难的朋友了。她们在五角大楼一条小路再次交谈，很明显她遇到了大麻烦，特里普的承诺毫无效用，她说：“莫妮卡，别让我撒谎。如果我被问到你的事情，我会抖搂出来。”
莫妮卡就像过去那般又惊又怕，还有一股子愤怒：葆拉·琼斯倒是自由自在，为了金钱控告总统，结果她的隐私权遭到了侵犯。她说：“我和总统的事和别人无关，我从来没有受到骚扰。我丢掉工作，因为我是他的女友。问题的根本是我和总统的关系妨碍，而不是有益于我的工作前途。事实上，我的经历正好可以驳斥葆拉·琼斯所谓性骚扰的说法。”
这些辩论根本对特里普毫无作用，在这场不断聚集的风暴中，她的话和录音保证了她的安全。圣诞节前一次谈话中，她告诉莫妮卡：“我是一个坏朋友，这是我最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我不愿意在发誓的情况下撒谎。你觉得那会让我有什么感受？如果我能撒个他妈的谎，让你不再哭泣，让你的生活不再那么痛苦……我觉得自己好像拿把小刀在刺你的背。我知道，如果我最后一意孤行，你将不再和我说话，我会失去一个好朋友。”
莫妮卡太害怕了，比之前生命中任何一次都要恐惧。她特别担心，总统会发现她早已把他们的关系告诉别人。她打算不择手段，也要让特里普答应保守秘密。
过去这几个月，她们关系逐渐恶化的时候，莫妮卡发觉自己或许可以利用一下特里普对自己母亲的莫名依赖心理。虽然两人从未碰过面，可是一遇到什么情况，特里普总是要问玛西娅的看法，而且总是顺着她的意思来。这个永远一文不名的五角大楼文秘，一直积极收集玛西娅那个富有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的财务情况，一度莫妮卡甚至以为特里普的报复只是因为自己总是闭口不谈这些问题。情急之下，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许诺，只要特里普保持沉默，自己就会把悉尼郊区一套价值5万美元的公寓的一半所有权送给她，那是莫妮卡和弟弟共同拥有的财产。她说：“那时，我早已不顾一切，可以做出任何事。”
一说起玛西娅·刘易斯这个名字，莫妮卡就往往成功地化解了争论或麻烦，其实她母亲很多时候根本对这些谈话一无所知。在她们的谈话中，玛西娅是一个看不见的裁判，一个用来取悦特里普的护身符。比如，莫妮卡会说她母亲告诉她，和特里普吵架是错误的，这样她们就很容易重归于好。当特里普谈到她想到加利福尼亚做脚部手术，也能避开出庭作证，莫妮卡后来就告诉她，玛西娅觉得这是个好主意，甚至愿意帮她付点手术费。莫妮卡回想说：“我只想让她别泄露我的秘密。我可以把左臂切下来给她，换取她的沉默。这就是为什么我妈会被卷进麻烦，因为她录音的时候我不停地提到我妈。”
肯尼斯·斯塔尔出现（4）
1998年圣诞节总统的礼物：他选的礼物有着他们两年关系的痕迹，包括一只曾被莱温斯基称为戴上就像肉鸡的太阳镜。后来他戴上了她送的新墨镜，从那以后，总统就把这副墨镜放在他的公文包里，走到哪儿都带着。然而，让她感到残酷的是，1998年1月丑闻爆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