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和玛西娅去OIC接了金斯堡，然后把他送到所下榻的丽池卡特酒店。在车上，他宣布他要公开声明总统曾经性骚扰过莫妮卡，而且他就是一个调戏孩子的家伙。莫妮卡要发疯了，她第一次发现金斯堡的话不仅不是帮她，反而是害她。这立刻有了作用：“我要抓狂了，冲他咆哮说他（克林顿）没有调戏我，我们是成人之间的关系。”
那时，她还说自己想被送去精神病院，说：“这不是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我只觉得自己就要精神崩溃了。”金斯堡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大声叫她清醒过来，还冲她嚷着，她要挺过难关，必须学会坚强。这是他未来几个月内一直使用的手段。
在丽池卡特，三人一旦镇定下来，就去租了一个会议室，讨论金斯堡和斯塔尔手下面谈的结果。他说，现在有两种选择，同样麻烦。第一种是莫妮卡答应带着窃听器或者录下电话，这个她早已说得很清楚，绝对不会这么干的。第二种就是接受审讯，很可能要花上50万，那将耗尽她父亲行医而来的积蓄。玛西娅痛哭流涕起来，莫妮卡也触情伤心，这让金斯堡大为光火：“这是一次滑稽的会议。”莫妮卡回忆说。
同时，库里不断地给莫妮卡的电话发送焦急的留言。“这真是让我伤心啊。”莫妮卡如今承认。虽然她一直渴望去警告库里和总统，但是她知道，如果这么干了，那将失去获得豁免权的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不仅将她，而且还有她母亲置于险境。那样，玛西娅就会面临和一起阴谋有关的几项犯罪指控。无论如何，OIC的调查官们都不肯给予免予起诉的豁免权，仅仅答应如果莫妮卡被判有罪的话，他们会告诉法官她曾经和他们合作过。金斯堡毫不犹豫就拒绝了这种辩诉交易。
（3）
第二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日，斯塔尔手下准备搜查莫妮卡的公寓，结果他们没来。同时，库里还在不断留言——“家里有急事，请回电”，“好消息，请回电”，诸如此类。然后，维农·乔丹和她的前律师弗兰克·卡特也都给她留了言。莫妮卡太害怕了，不敢回电。最后，她决心要让库里明白，她没有背叛总统，也没背叛她。她跑去一个付费电话，打给库里。她再次幻想会被看不见的敌人所偷听，于是想了好几种秘密的交流方式，告诉总统秘书发生了什么。因此，当库里拿起听筒，莫妮卡只是说了一声“胡佛”就挂断了（J·艾德
加·胡佛1924年开始担任FBI主任，直到他去世的1972年）。短短一个电话后，她开始害怕使用电话，于是写了一张条，在里面感谢库里“让她的女儿凯伊（她们的秘密代号）参观白宫和FBI大楼”。这张纸条从未被寄出去，也没有解决她痛苦的两难境地。她的思绪一再变化：拿到豁免权就要背叛总统；反之，她相信就要看着母亲被起诉。“我母亲、父亲和所有总统这边的人，不断通过我的脑海。”她说：“我不在乎自己，只是不想牵连任何人。”
莫妮卡在和自我意志搏斗的时候，金斯堡和他找来的华盛顿刑事犯罪律师纳瑟尼尔·斯派兹，正同斯塔尔的调查官们较量着。她几个小时里一直等在OIC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被不同的调查官“照看”着。同时，她的两个律师——曾经向她强调他们只想保证她没事，不管其他人会有什么麻烦。——正努力达成一个协议。前景看来不妙，金斯堡一度向莫妮卡描述了她所在的处境：如果不同OIC合作，就像麦克道加尔，她或许会因为藐视法庭罪而被判刑，送去女子监狱。即使审讯时，胜诉的可能也很渺茫。
她正在冲出轨道。华盛顿到处都是总统绯闻的流言蜚语，“苦工报告”在1月19日这天点了莫妮卡的名字，帮谣言火上加油了。她现在可是“放射性物质”，斯塔尔的手下说，他
们不知道还能否拿到保证证人不会因为证词内容而被起诉的罪行豁免权，因为白宫现在肯定也注意到她卷入了这起案子。
在几小时徒劳无功的谈判后，莫妮卡和她的律师团穿过马路，去“硬石咖啡”吃晚餐，一边希望斯塔尔会提出肯定的报价，用豁免权交换莫妮卡说出她所知道的一切，而不是他们之前要求的带窃听器和录电话内容。
10点30，他们回到OIC，莫妮卡在办公室里焦急等待着，突然被金斯堡低沉的吼声吓了一跳：“你这个混账！你还想传诉她父亲？”然后，他开门，抓起莫妮卡就说：“走，我们离开这里。”他们走下走廊的时候，他告诉她，他们打算把一张给莱温斯基医生的传票交给他。这时，莫妮卡说：“我输了，因为绝望、精神混乱而摔倒在地上，感觉到无尽的折磨。他们到底想对我的家庭干什么？我无法再承受了。”
金斯堡强硬地告诉她，站起来，冷静下来：“你不能让他们看出你非常害怕。”他和莫妮卡离开了OIC大楼，斯派兹则留下来，最终成功地说服他们放弃了传召伯尼的念头。
同时，玛西娅也刚聘用了一个律师，比利·马丁。当她拿到传票后，两人在1月18日初次见面，那时他非常不安。作为一个有着15年从业经验、处理过自杀到强奸各种案件的律师，他看出，种种迹象都表明，和自己打交道的这个女人是一出大案中的牺牲品。“她非常非常担心害怕。”他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在夸张表演，没多久就发现，她有这样的反应是完全正常的。”
迫使玛西娅出庭作证反对自己的女儿，这个决定背后隐藏着的险恶用心让许多资深律师对这个案子望而却步。正如马丁所说：“OIC内部好像有一个决定，就是抱着起诉总统的目标去调查这起案子，这个决定也从未改变过。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们都要起诉克林顿。”
其实，他们迫使玛西娅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是策略的一部分。“就是为了胁迫莫妮卡同意和OIC合作，因为很明显，所有出庭作证的人之中，她知道得最少。”
莫妮卡和玛西娅现在确信，电话被录音了，公寓里有窃听器，决定收拾东西搬到玛西娅的母亲在6楼拥有的一套公寓里。因为她们都收到了传票，也被警告哪怕互相之间也不许谈论案情，所以他们就在深夜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彼此低语。莫妮卡回忆着她们如何每晚难以入眠，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在突发的精神紧张中醒来，说：“这让我想起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我们哪像是呆在本世纪的美国啊，而是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之中。”
1月21日，故事终于发生了。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后，大众传媒还从未陷入如此不断增强的集体狂欢。谈论教皇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高级电视新闻播音员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录音带里的细节，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总统在莫妮卡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她到白宫的秘密行动，还有所有关于两人关系的阴险传闻、猜测和发明创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原本已经挑选好了今年给他的情人节礼物，是几行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她原来还想登在《华盛顿邮报》呢！
1月20日，周二，是她默默无名的最后一天。她离开了母亲的房子，因为斯塔尔的人终于来搜查她的公寓里。当他们彻底检查她的私人物品时，她只能漫无目的的晃来晃去消磨时间。“太粗暴了，这些男人仔细翻检着我的东西。”同时，斯塔尔还拿出一张白宫的传票，要求任何与总统有关的东西都要交出来。
（4）
第二天早上5点，莫妮卡睡不着，来到走廊，捡起《华盛顿邮报》的晨版。故事终于发生了，头版内容是苏珊·施密特引用的“原始材料”，里面讲到在特里普的录音带里，可以听到莫妮卡说“克林顿和乔丹引她作伪证”。那完全不是这回事，莫妮卡可以发誓，这正是斯塔尔可以扩大调查权限的关键，也是未来几周每个报纸的封面新闻故事、每个关于丑闻的电视广播节目的基调。
她读到《华盛顿邮报》的故事时，时间似乎停止了，感觉在做着一场无尽的白日噩梦。这种感觉在未来几天内越来越厉害。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后，大众传媒还从未陷入如此不断增强的集体狂欢。谈论教皇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高级电视新闻播音员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录音带里的细节，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总统在莫妮卡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她到白宫的秘密行动，还有所有关于两人关系的阴险传闻、猜测和发明创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原本已经挑选好了今年给他的情人节礼物，是几行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她原来还想登在《华盛顿邮报》呢！
狂野之夜！狂野之夜！
当我和你在一起，
狂野之夜就是
我们的奢华盛宴！
不止一次，比尔·金斯堡跳出来煽风点火，指责总统是一个厌恶女人的家伙，而斯塔尔则摧毁了莫妮卡的生活。“故事一开始。”莫妮卡回忆说：“我们坐在房间里，风暴在头上不断盘旋。所有人都在讨论他应该辞职，我真不敢相信。我依然深爱着他，想保护他。我一点也不喜欢金斯堡说他是一个厌恶女人的家伙。同时，我也非常沮丧，因为那些指控都不是真的，他从未要我去撒谎。”她依然非常支持总统，当他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和她“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时，她也欣然接受。
她希望保护总统，同时又充满着担心，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她一个也不敢打电话——怎么面对这个新闻。她的姨妈黛布拉当时正在波士顿，感觉“非常可怕”；她的弟弟则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卡耐基·梅隆大学里能度过那噩梦般的几天，完全要感谢如兄弟会般温暖的室友和同学的友谊。除了很短又含糊不清的电话，迈克尔不能和家人说上话，一个月以后才听见姐姐的声音。“丑闻爆发前两天，我还非常担心发生的事情，感觉自己像个孤独的残骸。”他回忆说，“故事发生后，我简直要疯了，不愿意承认这一切。在我脑海里，那个出现在每个电视频道的女人不是我姐姐。那真是太丑陋了，我能挺过来，真要感谢我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
莫妮卡的朋友也陷入烦恼之中，她和那些闺中密友的关系现在可以浓缩成两个词：法律危险。如果她给她们打电话，或者反之，马上就会有一份电话记录，她们就也在斯塔尔眼皮底下了。而且，莫妮卡和母亲周围也建立了所谓的“法律保护”，防止那些和她们关系好的人接近她们，可以增加她们的孤独感和恐惧感。那时，她已经知道特里普录下她们在五角大楼城的谈话，但不知道她们之前的许多谈话也被录音了，她的好友们早已牵连在内，因为莫妮卡总是告诉特里普，自己和她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这些都已记录在案了。
莫妮卡特别担心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她在被抓前一天还给她打过电话，留了言。当内莎回电时，莫妮卡已经被控制了，只告诉她自己会给她回电的。和所有莫妮卡的朋友一样，内莎是在开车经过加州的马里兰德尔雷的时候，突然听到电台广播里提到莫妮卡的名字。她说：“我要疯掉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内她没有再能和莫妮卡说话，送上自己的安慰，要和她联系只能通过金斯堡。
对莫妮卡在波特兰的朋友来说，这消息同样残酷，而且更麻烦，几天内她们发现自己被媒体包围了。那时正在怀孕的琳达·埃斯特加好像回到过去的学校时光，昔日学生从世界各地打电话到她在波特兰家中，她像一个“母亲”那样对他们说“无可奉告”，然后每天不断重复这句话，给上百名打电话来或者在她家门口晃悠的记者。
像琳达和无数莫妮卡昔日的同学，正在攻读心理学博士的卡里·亨德森也为莫妮卡的遭遇担心受怕，他说：“每个人都想逃避现实，我们都为莫妮卡感到害怕，我冲着电视又哭又骂，心想她肯定在考虑自杀，因为我无法想象她如何能面对这一切。在电视新闻里，她甚至还排在教皇出访古巴之前，上帝保佑。”
莫妮卡朋友只能通过电视了解她的情况，这原因很简单，而且凄凉。她和母亲生活在黄昏世界里，窗帘垂下，水门公寓在世界各地媒体的重重包围之下，每个电话都可能带来好消息或坏消息。她们根本不敢外出，楼层管理人已经警告过，摄影机组已经控制了可以俯瞰她们阳台的建筑物。一个上午，黛布拉打电话来看她们情况如何，也顿时了解了她们的生活。风暴过后，天气明媚晴朗，不过玛西娅根本不知道雨已经停了，因为窗帘遮住了。黛布拉说：“这就是她们生活的写照——就像生活在笼子里的动物。我的姐姐没有犯任何过错，现在只能躲在暗处，好像是一个罪犯。”
没有缓和的空间。丑闻后几天，两个女人在凌晨2点趁着没人注意，潜到阳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莫妮卡说：“我感觉自己正在死去，就像被整件事慢慢凌迟处死。太让人害怕了。”
（5）
公寓内，电视整日播放着。玛西娅这样形容电视对生活的霸占：“太不真实了，这故事居然是关于我们的。那种巨大的暴行惊吓我们，压垮我们，当你看着自己的生活在电视黄金时段被慢慢摧毁，真是恐怖啊。”
就像水虎鱼发现了新鲜的猎物一样，大众传媒迅速将莫妮卡和她父母的生活蚕食干净。或许最能体现这点的就是洛杉矶法庭外成群结队的记者，他们都想捕获莱温斯基家离婚案的
细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丑闻爆发前几周，玛西娅就谈到因为她马上要和彼得·斯特劳斯结婚，报纸可能会“合法”行动。
伯尼也有她那种痛苦又无能为力的感受，他正在夏威夷心不甘情不愿地度着假期。虽然他和芭芭拉在洛杉矶布兰特福德的住处离O·J·辛普森谋杀案发生的地方还有好几个街区，但在最近这场疯狂的媒体杂耍表演中，是不可能让他们置之度外的。伯尼是一个谦虚冷静的人，从不装腔作势，不过当他发现自己的生活被一群完全陌生的人观赏研究，被媒体解剖时，也几乎要被逼疯了。“每次金斯堡打电话来，消息越来越坏。”他说：“最糟糕的是离婚报道也被捅了出来。”芭芭拉记得他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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