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1963年1月11日，初到香港的李文西以“庸人”笔名投稿“自由谈”：“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怀着痛苦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亲爱的祖国，来到这号称东方之珠，但却是个十分沉闷的地方！也和许多从内地出来的人一样，我爱上了《明报》的‘自由谈’。看了几篇文章，手痒难禁，也想发泄一下心中的苦闷，吐出鲠在喉中的由衷之言。”①
① 参考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12、118页。
金庸在1963年3月10日的《明报》社评说，“本报创办‘自由谈’副刊，目的就是诉诸读者的理性，希望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请读者们不要受任何宣传所蒙蔽，不要凭一时冲动而轻下判断”。《明报》从面向小市民的休闲报纸，转变为知识分子报纸，“自由谈”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自由谈”编辑室的座右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成为整个《明报》的报训不是偶然的。
三、社评初露锋芒
查良镛有长期编副刊的经验，他最初只想办一份副刊性的报纸，但那种只迎合市民口味的副刊并不是他真正的志趣所在，“自由谈”寄托了他的某些理想。他毕竟受过转向前的老《大公报》熏陶，“文人论政”的梦潜伏在他生命当中，在他的血液中暗暗流淌。
《明报》初创，他每隔两三天才写一篇社评，从1959年底起，他几乎每天写一篇，每篇三五百字，但“观点平平”，影响力无法与他的武侠小说相提并论。进入1962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写社评，他在5月13日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令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
“逃亡潮”使查良镛的社评浮出水面。8月31日他在社评中批评北京支持阿尔及尔新政府，送了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这个决定让香港人反感。内地粮食不足，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回内地，但内地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送粮九千吨，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港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9月18日，距离“逃亡潮”不到三个月，成千上万饥饿的同胞涌来香港的情景如在眼前，他发表《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社评，当时传来内地要给斯里兰卡二十万吨粮食的消息，他说不如分给老百姓吃了为妙。9月22日，他的《“预卜有大秋”》社评从陈毅9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旧体诗说起——
① 转引自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土地全公有、吃大锅饭、全部集体化的政策优越，我们对这种解释不表同意。
大陆农村经济有所好转，那是农民自留地增加……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的结果。……“人民公社好”口头上说说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死硬到底，坚持人民公社的生产办法，那就“预卜有大冬”了……
9月23日，查良镛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社评中继续说：
听说大陆今年农业生产比去年好，港人感到高兴。中国经过了这三年来的惨痛教训，大概已不得不认识到：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然而，“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现在农民有自留地了，鸡鸭可以自养了，尽管仍旧要农民在公社地里劳动，农民当作是不得不付出的“捐税”，那是可以忍耐的。
这些社评得罪了左派的老朋友，日后都将成为他的“罪状”。
内地针对头脑中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查良镛认为强行洗脑的做法根本违反人的自由，1963年3月24日，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办法。第一要义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中共军队在手，政权在握，实在不必害怕资本主义复辟、异己分子造反。为了坚持某一种主义和理想，为了追求一个‘未必在中国一定行得通’的目标，宁可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千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的呢？”
当然，他的社评也有对内地的肯定，1963年12月5日，他的社评《顶硬上还债，人穷志不穷》说，自1950年以来向苏联借的外债约一百亿港币左右，“中共在经济最困难的年月中，咬紧牙关还了苏联的欠债，那可说是‘人穷志不穷’了”。
四、“裤子与核子”
金庸在《大公报》系统工作近十年，虽不满其“左”的方针而离开，但终究是有感情的。他自办《明报》坚持中立的原则，《大公报》等左派报纸最初对《明报》不仅没有敌意，而且将其看作是朋友的报纸。《明报》头版的许多社会性特稿，都由左派报纸的记者、编辑提供，创刊号头条关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译文就是《大公报》编辑潘思勉翻译的。《明报》记者出去采访，也常常搭左派报纸的车。
1960年2月，台北警察查禁武侠小说，其中有金庸的《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大公报》19日作了报道，21日发表评论《怪哉，蒋集团怕武侠小说》（署名“迎侠”），为他们鸣不平：“何况一些比较好的武侠小说中，多带一点‘爱国思想’，而这种思想便正是读者所欢迎，而台湾当局认为（的）‘毒素’了。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都是贪官污吏，或为非作恶，或投靠异族之辈，才会怕侠士的，而今台湾当局竟然也怕武侠，不怕被人拿作话柄么？”
《大公报》为武侠小说辩护无非是借题发挥，出发点是政治性的，但说明他们对他这位昔日的同人还是友好的。从1955年到1960年，金庸几乎年年都应邀为《新晚报》报庆撰文庆贺。《明报》经济困难时期，新华社香港分社主动要提供白报纸。金庸为保持《明报》的独立性，婉言谢绝。《明报》初创的三年，他之所以不断表明中立的立场，也是要摆脱左派阵营的影响。
“逃亡潮”后，《明报》支持港府遣返难民，批评内地，引起《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不满，但矛盾的公开化要等到一年多后。
1963年，《明报》平均日发行5万多份，已经稳定。7月3日，从德辅道中搬到湾仔谢斐道399号，共租用四层，包括二楼、三楼、四楼及地下一层。地下是机房，二楼是排字房，三楼是编辑部，四楼是经理部和员工食堂。
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北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这年1月21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赤色巨龙将有核子牙乎？》。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挖苦中国如果勉强要制造原子弹，人民将会连裤子都没得穿。10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时驳斥这一嘲弄，表示不管中国有多穷，“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①日本各大报纸报道了“宁无裤子，也要核子”，全世界各大传媒纷纷转载，“核裤论”引起广泛关注。向来反对制造核武器的金庸，10月30日在《明报》发表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
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决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真正政策。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金庸如此不留情面，尖锐地批评内地还是第一次。此论一出，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文汇报》《新晚报》《大公报》《香港商报》《晶报》等左派报纸群起而攻之。10月31日，《文汇报》在“编余漫笔”发表评论《怕中国有？是什么人！》，不点名地指责他，“一望而知这是毒蛇嘴里的玫瑰”，“那决不是好人”，“利用中国人的身份，装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同一天，他的老同事羊朱在《新晚报》的“夕夕谈”发表评论《裤子固要，核子也要》。左派报刊虽然给他加了许多罪名，如“不是中国人”“其心可诛”等，但这次还算客气，并没有点名。
面对左派报纸阵营的围攻，《明报》孤军应战，但金庸没有低头，左派的围攻反而成全了他，他的社评读者与日俱增，《明报》的日发行量不断攀升。他在10月31日、11月1日继续发表社评《中共制核弹，无益加有害》《若非谣言，便须引咎》。31日，副刊上还发表三苏的《有核无裤、无核有裤与核裤皆无论》。11月2日，他发表社评《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重申自创刊《明报》以来，一贯反对核试验，主张全面、坚决、彻底、干净地销毁全世界所有核子武器的立场。
①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11—112页。
“纵然无裤也要核论”……我们对这句话深感愤慨，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意义对全国人民极为不利。我们还认为，陈毅的话根本不通。中共要制造核弹，未必要牺牲人民的裤子，即使要减少一些裤子，也决不至于全国人民都无裤子。如果真的如陈毅所云，“全国人民没有裤子”，我们相信核弹决计造不出来。
奇怪的是，左派报纸暂时偃旗息鼓，不再反击了。
五、笔战《大公报》
1963年，金庸成为国际新闻协会（IPI）的会员。这是世界性的新闻工作者组织，经常有机会到各国参加活动。1964年1月，他以《明报》记者身份应邀参加日本《世界周刊》举办的报人座谈会。4月，他再次赴日，参加国际新闻协会在东京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他发现日本报人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一个重要报人的地位高于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看到外相大平正芳对《每日新闻》前任社长、时为日本新闻协会会长的本田态度恭敬得很，本田却潇洒自在，并没觉得大平是如何“贵”的贵客。
他参观日销日报420万份、晚报280万份的《朝日新闻》，报社有几十架印报机，报纸一出来，就由几十条传送带同时输往打包车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现代化的报纸运作方式。日本三大报的记者外出采访可以坐各自报社的飞机。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他体会最深的是：“在民主的社会中，政府绝不能影响报纸，报纸却可以影响政府。政要可以上台下台，内阁可以改组更换，报纸的言论和立场却必须是一贯的。报纸不诚实，读者不看它，报纸非垮台不可。政府不诚实，报纸不断地攻击它，政府也非垮台不可。归根结底，政府的命脉，是真正操在广大人民手里。”①
1964年，《明报》从日出对开一大张扩充为对开两大张，已具备中型报纸的规格。自转型为知识分子报纸后，经常会接到读者来信，反对他们以大量篇幅刊载马经、狗经以及无聊小说。10月12日，金庸在社评中回应：
① 《金庸散文集》，279—281页。
每封读者来信我们都很重视，也很感谢。但我们真诚地以为，政治与学术固然是很重要的事，是很严肃的东西，但在人的生活之中，娱乐决不是不重要的。……本报在各方面的缺点很多很多……然而“注重娱乐”，我们以为这并不是缺点……同时也决不能不注重正经严肃的事物。
金庸景仰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发表《人类有前途吗？》，抨击核武器对人类的危害，他译为中文，在《明报》连载。当年9月底，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宣布中国将于近期举行核试验，但何日何时，北京方面严加保密，美方也一无所知。10月1日，金庸在《中共核爆应在下午举行》社评中指出：
我们相信中共造成原子弹的日子已不在远。鲁斯克所以提前宣布，目的是减少这个新闻的耸人听闻性，以削弱中共在这件事上所企图获得的宣传与心理效果。……因此中共举行核爆，最好选择在下午三四点钟，其时美国正是深夜，仪器中查到之时，国务卿来不及开记者招待会，北京电台就可先行广播了。
他对时间的预测不久就得到证实，10月1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成功爆炸，引爆时间是下午三时。10月18日，他在《明报》重登10月1日的社评，表示预测准确。此时，他感到十分为难。他一贯反对核试验，如跟着左派报纸说那是中国人的光荣，有悖良心。沉默原是个聪明的办法，既可不得罪人，也不违背良心。但到10月20日，他还是发表了《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价》社评，“我们不赞成中共制造核弹，决不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但我们赞成中共政府16日这个声明。他们主张彻底销毁核弹，大家保证不使用核弹，这是对人类前途有利的意见”。23日、24日，他接连发表社评《核弹是一种罪恶》《赞成全面毁灭核弹》，“觉得我们社评中的意见，没有改动的必要”。正好这时，10月22日，《明报》港闻版刊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电影《血手印》宣传广告，有“血手出现，兵燹可消”等词句，因漏印“广告”二字，被《大公报》抓住把柄，指责“血手淋淋，妖言凿凿”。
10月25日，《香港商报》发表社评《也谈核弹》，指控“一小撮别有用心的黄面皮人，做出‘中立’‘公正’之状，挖空心思大骂中国人的‘核自卫’”。从这一天起，《大公报》发表《略揭最恶毒反华的的画皮》《主笔的罪恶》《何以妖言惑众》《光荣轮不到这些人头上》等文章，指名道姓攻击金庸和《明报》，不仅翻出了“核裤论”的老账，还从1959年以来他的近两千篇社评中找出大量的“毛病”，称他“下流反华”“恶毒反华”，是香港报界“反华宣称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