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不过这种研究，不能仅从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说一些漠不关心的空话，或佯示感慨，犹之示遭毒蛇蟠绕过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引起幸运者和自矜成功者，则昧于社会需要；而华装贵妇则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
我不知道这两者的为害孰浅孰深！后者的罪行在于而缺乏警诧，以为这是民众忘恩的佐征。
实则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他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故实不应望而感德，这是她们所不能了解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惟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
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方能确立一良好的原则以为我们发展的途径；
一是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药的赘疣。
上帝并不重要维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养新的生命，使种族得以继续下去，人类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过分重视目前的积弊，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应立即确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谋将来的发展。
当我在维也纳生活而奋斗的时候，我观察得十分清楚，知道社会事业决不重在公益事业，这种事业是可笑而无用的，应该除去经济和文化生活组织上的种种错误，因为这种错误足以使个人陷入堕落的境地。
奥国因忽视社会的立法，所以他不能排除社会的积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
当时最使批骇异的，是为工人的经济痛苦，还是他们的卑鄙行为，或成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实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说他们只要足以维持生活，则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样的，中产阶级听见了这种话不是要勃然大怒吗？
他们对于这种“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声斥责，表现出他们憎恶的意思。
为什么中产阶级有比较优的情绪？真正能够返躬自问的竟有几人？
能够了解在祖国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艺术生活之中，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使他们成为得天独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几人？
能够明白祖国的先荣，在于祖国各方面的伟绩的，又有几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
欲使民众“民族化，”须得先造成健全的社会环境，然后再教育个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欲使知道祖国在文化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种种伟绩而自幸为此民族的。非成教育入手不可。
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爱的而奋斗，而所爱的也必须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东西，那又何能对他发生敬意？
我对于社会问题既发生了兴趣，便透澈的研究他们，于是新异的世界，逐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O九年到一九一O年中间，我的生活环境渐渐的转好，无须靠佣工来维持生活，我靠了制图及画水彩画来维持我独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底和带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为民众所不欢迎的。
民众爱严峻的统治者，甚于爱乞怜的人，他们对绝对的主义，较之对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还要觉得满意，就像妇女的性情，对于受抽象理论的感动，决不能像敬羡一种优越的势力一样。
他宁愿屈服于强者，而不愿去支配一个弱者，所以民众对精神是所受的威胁，并不觉得可耻，就像他们不觉得他的自由被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为可耻的，他们或许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见到统治者举止的果毅，言论的坚利而终使他们服从到底。
若以一个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却是非常残酷的主义，起而反抗社会民主党，那么无论这个斗争怎样剧烈，这主义必会得到胜利的。
不到两年，我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它的专门用途了。
社会民主党从它的经验中很知道实力的可贵，所以对于该党认为有实力的人，就攻击不遗余力，——实力实是不可多得的东西。
而在别的方面对于敌方的弱者极力颂扬，起初很小心，后来大胆地实行起来，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对于无权力意志的畏惧，还不若他对于资本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惧为厉害。
他又能够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决；同时以不动声色的举动，乘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潜施压力，或竟大胆的出而掠夺，得寸进尺，以拓张他的地位。
这纯粹是利用人类弱点的策略。假如对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战术，他这种策略是步步胜利的。
我们不得不对弱者告诫说这是一个存亡的关键。
在工场、商店中或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时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势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迟早必定要被贫困所迫而加入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对于人类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对，这不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对于他们也无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极守纪律的，但也不得不固此退出工会而参加政治。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对于保障工人权利和改进劳工生活的工会，和那阶级斗争中为政党作工具的工会，也已能够辨别清楚了。
社会民党知道工会运动的极端重要。所以就利它作为一种工具，因而获得相当的优势，反过来，资产阶级不能见及于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
他们以为看轻工会运动。不使他按步的发展，便就可以使之消灭；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说工会运动的祖国为敌有害的，那实届荒谬可笑的。实在说起来，那是恰恰相反的。
倘若工会目的是在改善国家的墓础中某阶级的生活状况而能获得效果，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这样，工会运动对于社会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少的助力。没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无由中去着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绩，便是在于除掉社会的流毒，根治身体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于说到工会的本质，这便成为复述了。
假使在雇主之中还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误解了正义和道理的，那我们民众中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来反搞个人的贪婪无理，以之来保护全体的福利，还不但是为了权利，而且也是为了义务。
因为保持民众间的忠诚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这正和保持民众的健康，有着同样的功绩的。
因了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当局未能够有适合的解决之前，那这种斗争的胜负，只好由最强大有力的一方来裁决了。
如果许多的劳力，和资本雄厚的某一雇主发生了抵抗，倘若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了不易获得胜利的希望，那劳工就得非团结一致不为功，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十年中，工会运动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专家的手中，由保护人类社会权利的工具，一变而成为摧残国民经济的利器了。
那班利用工会为目的的人，完全没有计及工人的福利。
因为在政治方面，当一方在毫无顾忌的横行不法，而一方则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时候，那经济压迫，常是成为掠夺的良策的。
工会运动在本世纪的开始已早失去其本来的目的了。
年复一年，于是工会亦堕入了社会民主党政治的势力中，后来竟成为阶级斗争的唯一的利器了。
资产阶级于这种现象，不但不取攻势，反而受其压迫和蹂躏。
最后．才采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为时未免太晚，不能发生效果，而且因其弱点很多，终于遭到民失败。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旧，而且不平反较前更甚。
“自由工会（free trades nuion）正像骇人的狂风暴雨，竟而低降于政治水准之下，它威胁着社会的安全，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巩固，以及个人的自由，可以说是一种最可怕的工具。
尤其厉害的，它会嘲笑着民主的观念。
玷辱自由，讥讽博爱；说是：“你如果不从我，我便把你的头颅打破。”
工人略略懂得了一些“人类的友情”，为时既久，我的见解，也就日益广大而深，因此也就无法来把他改变。
我既洞悉了纳碎党的外表，于是便想进一步知其学说中的要旨。
可是党当局发表的文字，于我几毫无裨益。
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其立言的辩证都不大正确；而说到政治方面的进，其所说的更是不能成理的。
因此，我对于那些琐辩的诡饰的文字，憎厌达于极点。
最后我才知道了这种残贼的学说是和那某种种族的特性有关的，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铖太人，便明白纳粹党内部真相的惟一关键了。
明白了这民族，便是揭穿了对于这党的目的和意义上一切错误的观念，并且再暴露了马克斯主义滥用社会主义的美妙的文字以以欺世。
“犹太”这一个名词，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对我发生了特殊的意义？这个回答，纵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难的。
我现在已不能追忆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会于家中听过了记词否。
叩使他老人家曾经说及这名词，我想大概也是指一种之遂古的文化而言。我父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观念，而且还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在我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在学校中的时候，也不会有过其他足以更易了我居家的时所受了印象。
在家科学校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了一个铖太儿童，他很快被我们所重视；因了各种的经验，得悉其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们便不很信任他了。
当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常于政谈中听到“犹太”这个名词。这时我对之未免稍有不悦；至于讨论宗教的歧异时，那我便感到更觉不安了。
那时无对于这问题尚无他方面的观察。林兹（Liuz）的犹太人很少，以过了数百年之后，他们业已貌似欧洲人了，而我仍视之为日耳曼人。
当是我还不知道这种观念的错误，因据我的所见，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就在其特异的宗教上面。
我既以他们因宗教较之故而受到虐待，故对于不利他们的评议，常常鄙视而加以痛嫉。
至于对犹太人的仇视，则我尚有同学有这种意思。
以后我就到了维也纳。
奥京的建筑十分壮丽，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
这时候我正被困难压迫，所以我对此大都会中人氏的成分，不大晓得，虽然在维也纳二百万的人口之中，约有二十万的犹太人，但我竟不会感到。
在最初的数星期中，心目所触的一切，令我应接不暇，迨后
我的心神略定。对此新世界才得了一个较深刻的观察，而犹太人
间题亦就因之而起了。
我和犹太人的相识，一无沽洽意的地方。
我仍认犹太教就是一种宗教，因而本了人类互相宽恕的意念，极不想就宗教上来对他们加以攻击。
找因此以为维也纳反对犹太人有报纸所持的论调不合—个伟大民族的文明的惯例。
我又想到中世界发生的某些事件，心中很为不快，快极不愿见其再于今日重演。
但是，这类报纸大都没有什么声望，——一我当时也不知道所以然一一—我认为是偏激的论调而非正直的言论。
在当时确有声望的报纸，对于此种的攻击，大都作着庄严的答辨，或者竟置之不顾；这种态度，颇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见，也就因之而亦坚。
我秀勤于阅读那些所谓世界报，像新自由报（Neue FreiePresse）维也纳日报（Wiener Tageblatt）等，但恨为满意其对于宫廷的谄媚的那种卑污态度。
宫廷之中有一事件发生，莫不以欢欣讴歌的醉人的语懈灾为之刊物，这种愚蠢的行为，施之于最最贤明的对主，也无异于“山鸡”交尾的行为。
我深以为这是自由民主政策（LiberleDcmokratie）的污点。
我住在维也纳，仍是秀热心的注意于：德国的一切事件，不论是政治问题或是文化问题。
我以德国的兴隆和奥国的衰替相比较，不禁为德国人庆幸。
告别珍的外交事件。虽然差堪慰藉，但是内政方面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
对于抨击威廉二世的运动我是不赞成的，我不但认威廉为德国的皇帝，且还尊之为德意志海军的创始人。
所以对国会不许皇帝演说一事，使我不胜愤怒，因为在我看来，国会不配发出禁令的。
这些混蛋，在一次会议时所发狂妄的谬论，较之历朝皇帝——甚致最没有用的——于几百年中所发生的表演无聊的谬论为尤多。
在一国之中，任何的愚春，都有着批评的权利，而且都有人入国会为立法员的资格，现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这最荒谬的机关所谴责，这实使我愤怒的事。
更使我愤怒的，就是维也纳的报纸，从前对于宫廷的卑污谄媚，现在则用虚伪的关切来发表它反对德皇的言论，它们竟显示出不可遮掩的仇来了。
这是我所不得不承认的，在反对犹太人的报纸之中，有一种叫做德意志民众报（Deutsches Volksblatt）的，关于这论题的态度，比较是适当的。
那些较有势力的报纸，对于法兰西人谄媚的丑态，那也使我很不痛快。
当一个人看到赞扬他们所谓“伟大文明民族”的歌颂时，不能不羞于做一个日耳曼人了。
这种向法兰西求欢的卑污状态，使我把这种世界报纸愤而丢弃的已非一次了。
我看到民众报，对于这种事的所持的见解，虽然稍为狭隘，然而实较纯洁。
我本来不赞许其反对犹太人的苛论，但是，当我在看其辩论的时候，虽以使我发生着一种深思。
总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当时决定维也纳命运的人信其运动的主持者是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Lueger）和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alistParty）。
当我抵达维也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