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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一天之内去把标语贴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担扰，担忧着听众决不愿冒雨前来赴会，而愿安居家中；且这一次的开会说不定要发生恶斗惨杀的暴动。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运货汽车两辆完全围着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裁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在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
除了马克斯党主义的共产党外，其他的党用了汽车插旗而驰骋于街上的这还是创举。
我一走进会堂，立即就感到一种欣慰，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莱好士会堂第一集会时所感到一样。
当我从人群挤入登堂的时候。
我才知道了我党胜利的全部情形。
因为在目前的会场上，已经被千万的听众所塞满了。
我的讲题是“前进或灭亡。”我一直演讲了二小时半。
在最初的半小时以且，我就感到这一次大会，一定要获得巨大的效果，事实上确也是如此．
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一次的示威不过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报纸依了它向来的平稳的态度，把发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大会以后，我们在慕尼黑集会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每星期的开会不止一次，有时是两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竟开大会三次，
我们在这时候常在克罗纳戏院集会，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绩，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党的人数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们有着这样的成功．敌党看了当然不为甘心坐视的。
所以他们决定从事最后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来阻止我党的集会。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开会了，他们便首先发难。
因此，我赴何夫布莱好士会场的大会讲演，他们便把这会场作为袭击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就得一个正式的报告，说他们要用断然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大会。
这种消息，我们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说是不幸。
在那天，我们已从斯安克儿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荣的旧办公处逛了出去，但是还不等逛入新的办公处，因为新的办公处尚未完工的缘故。
结果，我们只有四十六名势力薄弱的卫队在维持会场秩序；突然警报来了，我们无法于一小时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是七时四时十五分钟。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变故要发生了。
那时在会场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警察正在阻止后来的人入场。
因为敌人进场很早，大家都聚在会场内；而我党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门外。
少数的卫队，他们在会场前应侯着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厅到会场的门关起来，并召集这四十五人（或许是四十六人）前来听受命令。
我对他们说明；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实践的试验，我们忠心于本党的运动，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们誓不退出会场，除非是死了以后舁出去。
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会弃我而走的。
如果我见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亲自去摘下他的臂带和徽章。
于是人再使命令他们当敌人发出破坏大会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冲前去奋斗，但是必须牢记着自卫的方法最好是进攻。
我的话受到了他们三次的高声欢呼，这欢呼声的勇猛热烈，在为空前所未有的。
于是。我是走进会场去，眼见到当时的情景。
那些敌人大家并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还有无数的人，大家都转过头向我作一种愤恨的仇视，那种态度真是咄咄逼人；还有人做出一种高声怪叫，一切丑态真是不一而足。
因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实力较强，所以有必操胜算的自信的那种感觉。
那时可以宣布开会，我便登台去演讲。
大约我讲到一点半钟以后。
敌人就发出他们捣乱的信号来了。
于是有几个起来怪声怒叫，一个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声，那些“自由”的战士便开始行动了。
不过几秒钟内，全场哗然大乱，头上的瓶孟乱飞，椅脚折断了。玻璃击声碎了。狂呼怒号的声音像是大风雨，全场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旧鹄立在原处，就注视着我们的活泼青年同志的行动。
当敌人骚动正待要发作的时候我党的挺进队便奋身而向敌人进攻。
挺进队的名称，实在是从这里来的。
他们个个都勇猛得像狼一样，每十个人或八个人为一组屡次向敌人的队中猛冲进，把敌人完全驱逐出会场外面去。
过了五分钟，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不是血流满面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品质了。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 Hess）他现在做着我的私人秘书，以及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不奋勇进攻，只要能够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负重伤，仍是力战不却。
在会场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敌人，还在顽强抵抗。
这时候忽然有头枪弹从入口的地方向讲台飞来，一进就人声鼎沸了起来。
这种枪声，唤起了我们过去的战争的记忆，这是十分欣喜的事。
当时我不能辨认出开枪的是谁；可是只见我党青年的再接再励，再行进攻，终于把所有来捣乱的敌人完全逐到场外去了。
这件事共计费去了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到底控制会场的还是我们。
这是主席赫尔曼·伊塞尔（Hermann Essetr）发言；“大会照常进行，请演讲者继续演讲。”于是我仍旧继续演讲。
大会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十分张皇的巡长，他突然跑进会场。
摇着手高声大呼：“停止开会”我不禁觉得好笑，因为这是一套老例的官样文章。
那天晚上，我们所得的教训很多，然而我党的敌人，他们无法忘去他们所受的教训。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报（Mnncher Post）对于无产阶级捣乱的新闻竟是一字也不提。
第八章 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一般的公民，他们听到各种劳一团体合组成工会。
努力团结避免分化的消息，他们必定是十分快慰的。
人人都深信这种的组合必定能够增加巨大的力量，而且以前弱小的团体，必定可以变为强大的团体。
可是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
有人宣布某种真理。说是解决某项的问题，提出某一种的目的，并创始某一种的运动．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从前的计划或是在革除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们的计划，或是在革除现存的罪恶或是在实现将来的新社会。
同一的目的而奋斗的，都应该参加这种运动，借此而增加他的实力，使他们共同的希望更为容易实现。
然而在事实上，恰好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是有着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可以称之为悲惨的原因；第二种原因是基于人类的弱点可以称之为可怜的原因。
照普通的情形来说，世界上不论那种丰功伟业，大都是在实现众人所共有的宿愿。
这是各时代和各种大问题的特质，千千万万的人努力于解决这种问题，而且有些人还自认自己负此重任，完全是受着上天的使命。
于是在一群英豪大家互相争势的时候，惟有比较强壮比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头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能够担当了这项巨大的任务。
所不幸的就是他们大家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达到共同的目的，他们只相信自己是对的，各自照着自己的主张去做并不互相的帮助。
人类往往为了尝试的失败而得到教训，终于获得事业的成功。
这就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们从历史中去研究要解决德国问题．有两条途径。
这两条途径的代表和战士，是奥地利普鲁士，也就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伦皇室他们老早就应该合并为一，其余的小势力，应该各自依他们自己的意见去把团结力归附于甲方或是乙方。
这样最后胜利的一方面所采取的途径．自然是应该人人所遵守循的了。
不过，奥地利所用的方法。断不能造成德意志帝国。
总而言之，统一而又坚强的德意志帝国，这是全体德国人心目中所视为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结果。
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并不像一般的人所说是从巴黎的围攻所得来的，实在是得之于寇尼希格莱兹（Koniggratz）的战场德意志帝国建树，并不是用协用力的主法去从事共同的志愿，实在是由于竭力争霸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普鲁士是由争霸获得了最后胜利。
所以多数的人大家都超向于同一目的，这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去认识出最坚强最敏捷，而且能够战胜一切的人。
第二种理由，不但是悲惨，并且是十分惋惜的。
这就由于嫉妒，贪婪、野心以及盗窃观念混合而成的人类的劣根性。
人类的重大事件，大都杂有这类的邪念，这是十分可欢的。
当一个新运动发生而且采取特殊的党纲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起来用这新运动的目的奋斗。
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忠心着去参加这个新运动而想获得优先权，实在是想乘机窃取党纲，以谋自己去另组新党。
一九一八年扯到一九一九年间，有不少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新团体和新政党。
这些团体和政党系自然的发展，不能归功于他们的创始人的。
到了最一九二○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慢慢地团结为一个胜利的政党。
有几个某党的创始人，他们自知他们的运动没有什么成绩，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牺牲了他们的个别运动，无条件的归附于强有力的运动，这种行为，足以证明他是确实忠诚诉。
那连（Nurnberg）德国社会主义党（German Socialist Party）领袖唐留士·史特莱希（Julius streieher）他尤其是是诚挚。
两个政党的目的的相同，但是不相依附而各自独立。
当史特莱希有一天确切地知道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实力和发展确是超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党时候，他就停止了他的活动，使他的同志，大家和优胜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举行，实行合并而为共同的目的去奋斗。
这种果断的精神，深堪赞美，能够像他这样来干的。
实在是得难能可贵的。
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
由群力的结合而得到的成功，决不能长久，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就含有共日分化的种子，甚且前功尽弃的。
真正足以必变世界思想的伟大的革命，除掉由单独的力量所领导猛烈斗争而外，决不会有什么完成的希望的。
民族的国家的创造，断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金钱一般的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
第九章 挺进队的意义和组织
旧德国国力所维持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机关和军队。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体打倒了，把军队解散了，把政权委托给腐败的政党了。
国家的权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凭依。
然而这三颗柱石，常常是国家的权威所维持者的，也就是一切的权威的基础。
权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众的一致拥护，可是，单单靠了群众张做基础，那权威仍旧是十分脆弱而不稳固的。
所以权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显然是武力了。
如果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武力两者相辅而行，那么，到了相当时候，基础便会致稳固，而成为伎的权威了。
如果群众不一致拥护、武力、以及传统的权威，三者合而为一，那这权威可以说永不会发生动摇了。
革命兴了起来，这种希望，便就成为绝望。
传统的权威已经消失．
旧帝国的崩溃，和旧帝国过去的光荣徵象的破毁，已经把传统的精神悍然打破，结果，是国家的权威，受到了一个极重大的打击。
就是支持国家权威的第二柱石一武力一也不再存在为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领袖大都不惜把旧帝国中有组织的军队，来加以摧毁，把这残余的军队从事于革命的斗争。
这种动不动就要改变的乌合的军队，他们把军役看作寻常的的八小时工作一样。
实在我们并不能希望他们来有助于国家的权威。
所以第二种保障权威的要素也就消灭了。
而实际上革命所赖以建立权威的，只是群众的一致拥护的第一种要素而已。
不论那一种民族，都可以分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种的美德，并且有牺牲的勇气和决心的最下的是人类的败类，他们只知道自私纵欲自利，放佚淫侈。
在这两者中的是第三阶级，为数最多，他们既没有英勇的决心的牺牲精神，但也没有卑鄙的枉法的自私行为。
我们可以加以注意，就是这班群众——我一向称他们叫做中间阶级一从来不会变成重要，只有当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始能显示出他们的重要来。
比方他们不管那一方面获得胜利，他们都望风而靡的去归附胜利的一方面。
如果有贤者来握权，他们固然安心相从；可是被小人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