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再加以揣测。
还有一种是“特约撰稿”。
刊物初出，广告上往往开列一大批特约撰稿的名人，
有时还用凸版印出作者亲笔的签名，以显示其真实。
这并不可疑。
然而过了一年半
载，可就渐有破绽了，许多所谓特约撰稿者的东西一个字也不见。
是并没有约，还
是约而不来呢，我们无从知道；但可见那些所谓亲笔签名，也许是从别处剪来，或
者简直是假造的了。
要是从投稿上取下来的，为什么见签名却不见稿呢？
这些名人在卖着他们的“名”，不知道可是领着“干薪”的？倘使领的，自然
是同意的自卖，否则，可以说是被“盗卖”。
“欺世盗名”者有之，盗卖名以欺世
者又有之，世事也真是五花八门。
然而受损失的却只有读者。
三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无为而无不为”语见《老子》第四十八章。
“大雪纷飞”
张沛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
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
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２〕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
他
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是多么的不行。
这回李焰生〔３〕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
‘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
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
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
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
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
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
在江浙，倘要说出
“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
“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
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
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
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
然是“势所不免”的事。
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
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
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
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
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
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
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
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
一九
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任北洋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提倡尊
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
一九三一年起，他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曾为陈独秀、
彭述之等案担任辩护。
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申报》刊载他的《国民党与国家》一
文，谈及保障“民权”问题。
关于“二桃杀三士”，见他的《评新文化运动》（原
载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新闻报》，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北京
《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曾重载）一文：“二桃杀三士。
谱之于诗。
节奏甚美。
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
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是亦不可以已乎。
”按“二
桃杀三士”的典故出自《晏子春秋》，这里“士”应作武士讲，章士钊误解为读书
人。
鲁迅曾先后发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载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四日
北京《晨报副刊》）、《再来一次》（载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
第十一期）两篇文章，指出他的错误。
〔３〕李焰生当时反动刊物《新垒》月刊的主编。
他提出所谓“国民语”以反
对大众语，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
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
他所说的静珍的文章，指《新垒》第
四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刊载的《文言白话及其繁简》一文，其中说：“文
言文往往只有几个字而包涵很多意思，……譬如文言文的‘大雪纷飞’，这已经简
化到一种成语了，见到这四个字马上会起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而译作白话文
‘大雪纷纷的下着’，那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无形中就淡漠了许多。
”
刀“式”辩
黄棘
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２〕先生指明杨昌溪〔３〕先生的大
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４〕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
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
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
例如《毁灭》的译本，开
头是——“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
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
“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
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
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
武器。
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
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
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
可叹也夫！
五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阿芷
即叶紫（１９１０—１９３９），湖南益阳人，作家。
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
《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的文章是《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３〕杨昌溪“民族主义文学”的追随者，他的中篇小说《鸭绿江畔》发表于
一九三三年八月《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４〕法捷耶夫（Ａ．Ａ．_＇IXXY，
１９０１—１９５６）苏联作家。
作品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
《毁灭》由鲁迅译成中文，一九三一年先由大江书铺出版，译者署名隋洛文，继以
“三闲书屋”名义自费重版，译者改署鲁迅。
“京派”与“海派”
栾廷石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
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
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２〕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
生之心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
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３〕博士，
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
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４〕，
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
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
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
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
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
“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
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
“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５〕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６〕，前年大难临头，北平
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７〕这
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
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
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一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申报·自由谈》。〔２〕北平某
先生指沈从文，湖南凤凰人，作家。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
艺副刊》第九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创作缺乏“认真
严肃”的作风，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
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
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
列席”。上海某先生，指苏汶（杜衡）。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现代》月刊
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对“不问一切情由
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表示不满，文中还提
到：“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
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此后，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
等文，曹聚仁等也参加这一争论。
〔３〕梅兰芳（１８９４—１９６１）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
艺术家。一九三○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曾授与他
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４〕“居移气，养移体”语见《孟子·尽心》。〔５〕“若要官，杀人放火
受招安”语出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欲
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
〔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参看本卷第１３页注〔５〕。
〔７〕关于北平学者以古文化掩护自己和古物南迁，参看本卷第１３页注〔６〕、
〔２〕。
“莎士比亚”
苗挺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２〕，一提便完；梁启超〔３〕说过“莎士比亚”，
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４〕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
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
盲目〔５〕，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６〕。为
什么呢？将何为呢？
而且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
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
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
（《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
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
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
却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
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７〕而已呢，也
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
与《庄子》”里寻“词汇”〔８〕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
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
我何敢多撄众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
发表吗？——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