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第159部分

　　你想：从有着很古的历史的中州〔4〕，传来了青年的声音，仿佛在豫告这古国
将要复活，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

　　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
些：站在十字路口。
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
多。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
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
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
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
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
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有敢来
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
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5〕竟有父母
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
可是这一流
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
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
他就活不下去了。
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
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
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
这实在是无可奈何，因为我们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缘
故。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

　　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
这监狱在宣
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
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
住在里面，
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
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
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
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
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
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
因为他挂了生
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
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
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
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
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6〕，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

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
以上的事来。
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
五月八日夜。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

　　〔2〕蕴儒　姓吕，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当时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
当时常为《莽原》周
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豫报》　在河南开封出版的日报，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创刊。

　　〔4〕中州　上古时代我国分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于九州中央，
所以又称中州。

　　〔5〕“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尽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岩
墙之下”。
岩墙，危墙。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语见《史记·袁盎传》。
意思是
有钱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坠瓦击中）。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语
见《孝经·开宗明义章》。

　　〔6〕指北京学生纪念国耻的集会遭压迫一事。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
学生为纪念国耻（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要
求承认“二十一条”）和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
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
部已训令各校不得放假，当日上午警察厅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门戒备，禁止学
生外出。
因此各校学生或行至校门即为巡警拦阻，或在天安门一带被武装警察与保
安队马队殴打，多人受伤。
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魏家胡同教育总
长章士钊住宅，质问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理由，又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





　　　　　　　　　　　　　　　　　　　　　　　　　　并非闲话（二）〔1〕

　　向来听说中国人具有大国民的大度，现在看看，也未必然。
但是我们要说得好，
那么，就说好清净，有志气罢。
所以总愿意自己是第一，是唯一，不爱见别的东西
共存。
行了几年白话，弄古文的人们讨厌了；做了一点新诗，吟古诗的人们憎恶了；
做了几首小诗，做长诗的人们生气了；出了几种定期刊物，连别的出定期刊物的人
们也来诅咒了：太多，太坏，只好做将来被淘汰的资料。

　　中国有些地方还在“溺女”，就因为豫料她们将来总是设出息的。
可惜下手的
人们总没有好眼力，否则并以施之男孩，可以减少许多单会消耗食粮的废料。

　　但是，歌颂“淘汰”别人的人也应该先行自省，看可有怎样不灭的东西在里面，
否则，即使不肯自杀，似乎至少也得自己打几个嘴巴。
然而人是总是自以为是的，
这也许正是逃避被淘汰的一条路。
相传曾经有一个人，一向就以“万物不得其所”
为宗旨的，平生只有一个大愿，就是愿中国人都死完，但要留下他自己，还有一个
女人和一个卖食物的。
现在不知道他怎样，久没有听到消息了，那默默无闻的原因，
或者就因为中国人还没有死完的缘故罢。

　　据说，张歆海〔2〕先生看见两个美国兵打了中国的车夫和巡警，于是三四十个
人，后来就有百余人，都跟在他们后面喊“打！打！”，美国兵却终于安然的走到
东交民巷口了，还回头“笑着嚷道：‘来呀！来呀！’说也奇怪，这喊打的百余人
不到两分钟便居然没有影踪了！”
　　西滢先生于是在《闲话》中斥之曰：“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
呸！”
　　这样的中国人真应该受“呸！”他们为什么不打的呢，虽然打了也许又有人来
说是“拳匪”〔3〕。
但人们那里顾忌得许多，终于不打，“怯”是无疑的。
他们所
有的不是拳头么？
　　但不知道他们可曾等候美国兵走进了东交民巷之后，远远地吐了唾沫？《现代
评论》上没有记载，或者虽然“怯”，还不至于“卑劣”到那样罢。

　　然而美国兵终于走进东交民巷口了，毫无损伤，还笑嚷着“来呀来呀”哩！你
们还不怕么？你们还敢说“打！打！宣战！宣战！”么？这百余人，就证明着中国
人该被打而不作声！
　　“这样的中国人，呸！呸！！！”
　　更可悲观的是现在“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真如《闲话》所说，
而且只能“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枝冷箭”。
而且如果“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
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

　　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报不顾利害的专论是非，自然免不了诽谤丛生，谣诼蜂
起。
”〔4〕这确是近来的实情。
即如女师大风潮，西滢先生就听到关于我们的“流
言”，而我竟不知道是怎样的“流言”，是那几个“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者
所造。

　　还有女生的罪状，已见于章士钊的呈文〔5〕，而那些作为根据的“流言”，也
不知道是那几个“卑鄙龌龊”且至于远不如畜类者所造。
但是学生却都被打出了，
其时还有人在酒席上得意。
——但这自然也是“谣诼”。

　　可是我倒也并不很以“流言”为奇，如果要造，就听凭他们去造去。
好在中国
现在还不到“群众专制”的时候，即使有几十个人，只要“无权势”者〔6〕叫一大
群警察，雇些女流氓，一打，就打散了，正无须乎我来为“被压迫者”说什么“公
平话”。
即使说，人们也未必尽相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些“公平话”
总还不免是“他或她的酒饭”填出来的。
不过事过境迁，“酒饭”已经消化，吸收，
只剩下似乎毫无缘故的“公平话”罢了。
倘使连酒饭也失了效力，我想，中国也还
要光明些。

　　但是，这也不足为奇的。
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
人
自以为“公平”的时候，就已经有些醉意了。
世间都以“党同伐异”为非，可是谁
也不做“党异伐同”的事。
现在，除了疯子，倘使有谁要来接吻，人大约总不至于
倒给她一个嘴巴的罢。

　　九月十九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猛进》周刊第三十期。

　　〔2〕张歆海　浙江海盐人，曾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当时是清华大学
英文教授。
这里所说关于他见美国兵打中国车夫和巡警的事，见《现代评论》第二
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陈西滢的《闲话》。
该文除转述张歆海
的话以外，还对五卅爱国运动加以辱骂和诬蔑。

　　〔3〕“拳匪”　反动派对义和团的蔑称。
参看本卷第295页注〔10〕。
陈西滢
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的《闲话》里辱骂
五卅运动和爱国群众说：“我是不赞成高唱宣战的。
……我们不妨据理力争。
”又
说：“中国许多人自从庚子以来，一听见外国人就头痛，一看见外国人就胆战。
这
与拳匪的一味横蛮通是一样的不得当。
”
　　〔4〕这里的引文都见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
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
陈西滢为了掩饰自己散布流言，就诬蔑别人造谣，并
乘机向吴稚晖献媚，说：“高风亮节如吴稚晖先生尚且有章炳麟诬蔑他报密清廷，
其他不如吴先生的人，污辱之来，当然更不能免。
何况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
章炳麟，因为章炳麟还敢负造谣之责，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施些鬼蜮伎俩，顶多匿名
的在报上放一两支冷箭。
”对他自己袒护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帅大师生的言论，
则说成是“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
参看本书《并非闲话》。

　　〔5〕章士钊的呈文　指《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
其中有“不受检制。

竟体忘形。
啸聚男生。
蔑视长上。
家族不知所出。
浪士从而推波。
……谨愿者尽丧
所守。
狡黠者毫无忌惮。
学纪大紊。
礼教全荒。
为吾国今日女学之可悲叹者也。
”
等语。

　　〔6〕“无权势”者　指章士钊。
一九二五年九月初，北京大学评议会在讨论宣
布脱离教育部议案时，有人担心由此教育部将停拨经费，有人认为可直接向财政部
领取。
陈西滢为此事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
《闲话》中说：“否认一个无权势的‘无耻政客’却去巴结奉承五六个有权势的一
样的无耻政客（按指财政部总长等），又怎样的可羞呢？”



　　　　　　　　　　　　　　　　　　　　　　　　　　并非闲话（三）〔1〕

　　西滢先生这回是义形于色，在《现代评论》四十八期的《闲话》里很为被书贾
擅自选印作品，因而受了物质上损害的作者抱不平。而且贱名也忝列于作者之列：
惶恐透了。吃饭之后，写一点自己的所感罢。至于捏笔的“动机”，那可大概是
“不纯洁”的。〔2〕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
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
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
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
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
　　我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
〔3〕；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前几天早晨，
被一个朋友怒视了两眼，倒觉得脸有点热，心有点酸，颇近乎有什么冲动了，但后
来被深秋的寒风一吹拂，脸上的温度便复原，——没有创作。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
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
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
倘用现在突然流行起来了的论调，将青年的急于发表未熟的作品称为“流产”，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