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见该刊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15〕骗一口饭 这里指教书而言。林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晨报副刊》
发表的《致北京农大校长公开信》中说：“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
育牺牲？大多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
〔16〕“投畀豺虎”、“投畀有北” 都见于《诗经·小雅·巷伯》：“取彼
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据唐代孔颖达疏：
“有北，太阴之乡，使冻杀之。”谮人，造谣的人。
〔17〕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中
国，并在中国度过他的六十四岁生日。
〔18〕城狐社鼠 比喻依势作恶的小人。据《晋书·谢鲲传》，王敦欲除刘隗，
谢鲲说：“隗诚始祸，然城狐社鼠也。”意思是刘隗在皇帝身边，就像狐狸、老鼠
藏身城墙和土地庙（社），要铲除它们，又怕损坏城、社。
后记
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还得稍加说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话，是出于ZM君登在《京报副刊》（十四
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1〕的。
其时我正因为回答“青年必读书”，说“不能
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
〔2〕ZM君便发表了我在讲堂上
口说的话，大约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给我解围。
现在就钞一点在下面——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
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
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
他似乎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
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
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
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
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
又好像楚霸王〔3〕……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
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
最近像吴
佩孚〔4〕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5〕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
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
’”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
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
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
记得
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
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
现在却差远了，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
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
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末还说：其实，现在
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
武者君登在《京报副刊》（约十
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
我因此又
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
曾大受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
我
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过了十天，就“碰壁”；又过了十天，陈源
教授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流言”，过了半年，据《晨报副刊》（十五年一月
三十日）所发表的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6〕，则“捏造事实传布流言”
的倒是我了。
真是世事白云苍狗〔7〕，不禁感慨系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戏》中说杨荫榆女士“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
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那地点是错误的，后来知道那时的请客是西长安街的
西安饭店。
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们“碰壁”的那天，这才换了地方，“由校特请
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
”
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
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
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或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我凭空结撰
的了。
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庶几“收之桑榆”〔8〕云。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
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
※ ※ ※
〔1〕ZM的文章题为《鲁迅先生的笑话》，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通讯（复孙
伏园）》。
〔2〕参看作者当时所写的《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
（收入《集外集拾遗》）。
〔3〕楚霸王 即项羽。
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被刘邦围困于垓下的时候，
“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随后就败退乌江，自刎而死。
〔4〕吴佩孚（1873—1939） 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
他原
是清代的秀才，在当时报刊上，常有似通非通的诗作发表，所以这里称之为“名士”。
在鲁迅发表这谈话之前不久（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吴佩孚正因在奉直战争中失败，
暂时隐居湖北武昌西山的庙中。
（据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京报》）
〔5〕齐燮元（1879—1946） 河北宁河人，北洋直系军阀。
抗日战争时期成为
汉奸。
他也是秀才出身。
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他在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作战失败后，
避居日本别府。
他在那里对记者说：“不图数载之间，竟将军人生活达到止境，然
予一方面犹可为文人，今后将以数年光阴费于著述之上，故特借日本之山水，抒予
心气”。
（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
〔6〕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 指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
所载《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之九：《西滢致志摩》。
其中充满对鲁
迅的诬蔑。
参看《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徐志摩（1897—1931），名章垿，字志
摩，浙江海宁人。
先后留学欧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晨报副刊》编辑，是新月
派诗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
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
一九二四
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有人称他为“诗圣”；徐志摩追随泰戈尔左右，当时也
有人称徐为“诗哲”。
〔7〕白云苍狗 唐代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
”
变幻无常的意思。
〔8〕“收之桑榆” 语见《后汉书·冯异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
东隅，指日出处；桑榆，指日落时余光照耀处。
这两句话比喻起初虽有所失，但终
于得到了补救。
忽然想到〔1〕
一
做《内经》〔2〕的不知道究竟是谁。对于人的肌肉，他确是看过，但似乎单是
剥了皮略略一观，没有细考校，所以乱成一片，说是凡有肌肉都发源于手指和足趾。
宋的《洗冤录》〔3〕说人骨，竟至于谓男女骨数不同；老仵作之谈，也有不少胡说。
然而直到现在，前者还是医家的宝典，后者还是检验的南针：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
之一。
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相传古人壮健，尧舜时代盖未必有；现在假定为
起于二千年前罢。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用细辛〔4〕者稍有效，但也不
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
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
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
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
康圣人〔5〕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
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候的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6〕
也。身中间脖颈最细，古人则于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则于此打之，其格物都比
康圣人精到，后人之爱不忍释，实非无因。所以僻县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严时
亦尝恢复杀头，虽延国粹于一脉乎，而亦不可谓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着《苦闷的象征》〔7〕的排印样本时，想到一些琐事——我于书的形式上有
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
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奇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
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
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
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
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
“余裕”，“不留余地”了。
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
现在的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
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
小的。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
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
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
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
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
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
（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
“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
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
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
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8〕一类的话，便
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
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
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
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
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
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
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9〕闹
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
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伶俐人实在伶俐，所以，决不攻难古人，摇动古例的。古人做过的事，无论什
么，今人也都会做出来。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况且我们是神州华胄，敢
不“绳其祖武”〔10〕么？
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
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
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罢。
但这一点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
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因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
已有之”的。
其实这些人是一类，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的精神是不会苦
的，——因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
倘有不信，请看清朝的汉人所做的颂扬武功的文章去，开口“大兵”，闭口
“我军”，你能料得到被这“大兵”“我军”所败的就是汉人的么？你将以为汉人
带了兵将别的一种什么野蛮腐败民族歼灭了。
然而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
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