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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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九十四期。
原题
《记鲁迅先生的谈话》，署名培良。

　　〔2〕培良　向培良，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

　　曾为《莽原》周刊写稿。
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

　　〔3〕《工人绥惠略夫》　俄国阿尔志跋绥夫（M．＇．　NFjhRVST，1878—1927）
著中篇小说，鲁迅译本于一九二二年五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于一九二
七年六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该撒（G．J．Caesar，前100—前44）　通译恺撒，古罗马统帅、政治家。

克来阿派忒拉（Cleopatra，前69—前30），通译克利奥佩特拉，埃及女王。
大马色
（Damascus），通译大马士革。
世界最古的城市之一；现在是叙利亚的首都。

　　〔5〕对德和约　指一九二一年五月在北京签订的《中德协约》。

　　其中规定德国放弃以前在山东攫取的特权，双方声明保护在各自管辖下的对方
财产，并决定重建外交关系，互派公使。

　　〔6〕这段话见于《工人绥惠略夫》第六章。

　　〔7〕“毛鸦头”　即毛丫头。
吴稚晖对女师大学生的蔑称。
参看本卷第121页
注〔12〕。

　　〔8〕任可澄（1879—1945）　字志清，贵州安顺人。
一九二六年六月任北洋政
府教育总长；八月末，他将女师大与女大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自兼院长。

　　〔9〕林素园　福建人，研究系小官僚。




　　　　　　　　　　　　　　　　　　　　　　　　　　　　可惨与可笑〔1〕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
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2〕。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
“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
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3〕，
宣统年间用“革党”〔4〕，民二以后用“乱党”〔5〕，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
了。
　　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
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
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6〕。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
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7〕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
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
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
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
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
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8〕发表了。因为
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
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
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
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
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
后委员会〔9〕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
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10〕
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
日才见于《京报》。〔12〕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
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
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
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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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报副刊》。
　　〔2〕应为二百多人。参看本卷第265页注〔6〕。
　　〔3〕“康党”　指清末参加和赞同康有为等变法维新的人。
　　〔4〕“革党”　指参加和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人。
　　〔5〕“乱党”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
世凯就把国民党作为“乱党”取缔。
　　〔6〕深文周纳　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条文，陷人于罪。
　　〔7〕“整顿学风”　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执政段
祺瑞和总理贾德耀，侈谈“整顿学风”。他胡说当时“学风日窳，士习日偷……现
已（男女）合校，复欲共妻”，“江窃以为中国之可虑者，不在内忧，不在外患，
惟此邪说诐行，甚于洪水猛兽。”
　　请段祺瑞“设法抑制”。段祺瑞接到电报后，除令秘书长章士钊复电“嘉许”
外，并将原电通知国务院，责成教育部会同军警机关，切实整顿学风。去年的“整
顿学风”，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8〕通缉令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徐谦等五人，胡说他们
“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
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
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徐谦（1871—1940），字季
龙，安徽歙县人。李大钊（1889—1927），参看本卷第66页注〔8〕。李煜瀛，字石
曾，河北高阳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顾兆熊，字孟余，河北人。
　　〔9〕清室善后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冯玉祥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后，北洋
政府为办理清室善后事宜和接收故宫文物而设的机构。
　　〔10〕俄款委员会　即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
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
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
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这里所说的
三个委员，即李煜瀛、徐谦、顾兆熊。
　　〔11〕“优美的差缺”　这是引用陈西滢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
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闲话》里说：“在北京学界一年来的几次风潮
中，一部分强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见，常常不为另一部分人所赞同，这一部分强有力
者就加不赞成他们的人们一个‘捧章’的头衔。然而这成了问题了。……不‘捧章’
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许多优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几个副刊小报的拥戴，为
什么还要去‘捧章’呢？”
　　〔12〕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报》登载消息说：“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
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原注：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
均包括在内。”


　　　　　　　　　　　　　　　　　　　　　　　　　　　　　　　空谈〔1〕

　　　　　　　　　　　　　　　　　　　　　　　　　　　　　　　　　　　一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
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
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
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2〕，章士钊和他
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3〕。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
就如自投罗网一般。
　　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
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4〕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
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
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
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
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
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
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
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
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
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
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
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
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
近，而四烈士〔5〕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
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
　　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
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
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
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6〕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
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
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
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
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
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
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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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国民新报副刊》。
　　〔2〕贾德耀　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三一八惨案的凶手之一，
当时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国务总理。
　　〔3〕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研究系机关报
《晨报》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为《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诬蔑徐谦等“非迫群众至
国务院不可，竟捏报府院卫队业已解除武装，此行绝无危险，故一群青年始相率而
往”。并公然叫嚷：“吾人在纠弹政府之余，又不能不诘问所谓‘群众领袖’之责
任。”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评论
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也企图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
身上去，说他“遇见好些人”，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来不打算再到
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所以又到执政府
门前去瞧热闹。……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
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
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
领袖的责任。”
　　〔4〕锻炼　这里是罗织罪名的意思。
　　〔5〕四烈士　指辛亥革命时炸袁世凯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炸良弼的彭
家珍四人。他们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约二里的万生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在张、
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上一个字。圆明园在北京西直门外二十余里的海淀，
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清咸丰十年（1860）被侵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