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
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即指罗家伦的这篇论文。
〔9〕“邻猫生子” 指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引英国斯宾塞的话：
“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
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
”
〔10〕“如苍生何” 语见《世说新语·排调》：谢安“屡违朝旨，高卧东山，
诸人每相与言：安石（按谢安的字）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后人常用的“斯人不
出，如苍生何！”一语即由此而来。
〔11〕沙滩 北京地名，当时北京大学第一院所在地。
下文的南池子，也是北
京地名。
〔12〕大琦 即王品青，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撰稿人。
曾任
北京孔德学校教员。
〔13〕他“家翰笙” 指陈翰笙，江苏无锡人，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
授。
他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临
时抱佛脚》一文，说北京政治学会图书馆藏书在一万册以上，“会员里十九是留学
欧美归国的人”；他根据馆内借书统计表，指出一九二五年因有“沪案（按即五卅
惨案）和关会（按即关税会议）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借书的人数较前一年大为
增多；因而他用“临时抱佛脚”这句俗谚来形容当时学术界大部分人平时的“懒惰”。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发表《做学
问的工具》一文中引用陈翰笙的话时，称他为“‘吾家’翰笙”。
〔14〕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即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
庄士敦
（1874—1938），英国人。
曾任威海卫“英国租借地行政长官”，一九一九年起，
任溥仪的英文教师，以后即长期和溥仪保持密切关系。
一九二四年春夏间，曾与金
梁、康有为等密谋复辟；同年十一月溥仪被逐出宫后，他又与郑孝2胥等于十二月护
送溥仪逃往日本使馆，是个长期在我国从事阴谋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
〔15〕章士钊早年署名青桐，后改秋桐，自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办《甲寅》周刊
时起，又改署孤桐（见《甲寅》周刊第一号《字说》）。
陈西滢在文章中常亲昵地
称他为“孤桐先生”。
〔16〕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为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政
府举行示威游行。
群众对于段祺瑞和平日依附他的一批政客如章士钊、朱深等人深
为愤恨，游行时曾到他们的住宅示威；事后，章士钊即写了一篇《寒家再毁记》
（按同年五月七日，因章士钊禁止学生纪念国耻，学生曾赴章宅质问，发生冲突，
因此他称这次为“再毁”），说他“家中所有。
以中西书籍为第一项。
……西籍为
愚历年续续购办。
哲学政计诸门差完。
……最后一批。
乃两年前在柏林所得。
甚称富有。
”又说当日群众“一拥而入。
遇物即毁。
……自插架以至案陈。
凡
书之属无完者。
”（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接
着，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里又附和说：
“孤桐先生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是我亲自看见的。
他柏林寓中两间屋，几乎满床
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
我不知道这些书都在北京否。
从《寒
家再毁记》看来，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
这真是很可惜的。
”
〔17〕刘百昭在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期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
门学校校长。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因要求关税自主示威游行时，刘
的住宅也受到冲击，他便乘机吞没存放家中的艺专公款八千元，捏词呈报教育部说
公款全数被劫，无法赔垫。
〔18〕火神庙 在北京琉璃厂。
旧时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庙会期间，设有
很多临时性的古玩玉器摊。
〔19〕“打落门牙” 参看本卷第155页注〔17〕。
〔20〕“交臂失之” 语出《庄子·田子方》：“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
”
〔21〕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颂扬芮恩施说：“我想着要是那时美国公
使莱恩施没有竭力的提倡，组织什么政治学会，办什么图书馆，那么今年不要说有
了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就有了二十个热闹的时务题目，也就要借书也无从借起了。
”
〔22〕美国退还的赔款 指一九○一年《辛丑条约》规定的“庚子赔款”中尚
未付给美国的部分。
美帝国主义为了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在所谓“资助”我国教
育文化事业的幌子下，于一九○八年第一次将赔款中的一部分退还我国；一九二四
年又决定将余款全数退还。
这里所说用以扩充北京图书馆的经费，即在第二次退款之内。
〔23〕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
清末与康有为同为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失败后逃亡日本。
一九○二年
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
动。
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
他用浅显
的文言著述，著有《饮冰室文集》。
〔24〕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里说过这样的话：“要学者去弄他们的学问，
最重要的，第一，便是学者能有固定的收入，不至于镇天的忧柴愁米；第二；便是
供给他们比较完善的做学问的工具。
……
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曾经发表了两篇文章。
他对于学者宜有固定收入是
看得很清楚的，然而第二种要求他似乎没看到。
”参看本书《不是信》第六段。
〔25〕“四书” 参看本卷第37页注〔6〕。
自南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
《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撰写《四书章句集注》，才有了
“四书”这个名称。
〔26〕张之洞（1837—1909） 字孝达，河北南皮人，清末提倡“洋务运动”
的大官僚之一。
曾任四川学政、湖广总督。
“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是陈西滢在
《做学问的工具》里推崇他的话。
《书目答问》，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内所著，成
于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一说为缪荃孙代笔。
“‘四书’，南宋以后之名”，
见该书经部第二。
“束发小生”，章士钊对青年学生常用的蔑称。
如他在一九二五
年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而遭到反对时，在给段祺瑞的辞呈里说：“夫束发
小生。
千百成群。
至以本管长官之进退。
形诸条件。
”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
龄。
〔27〕《汉书艺文志》 《汉书》，东汉班固撰。
其中《艺文志》是当时所存
各种书籍名目的汇编，为我国最早的书目。
《隋书经籍志》，《隋书》，唐代魏征
等撰。
其中《经籍志》性质和《汉书艺文志》同。
〔28〕“五经” 指《诗》、《书》、《礼》、《易》、《春秋》。
“六经”，
“五经”加上《乐经》。
“七经”，“五经”加上《论语》、《孝经》。
“六艺”，这里指“六经”。
〔29〕“《春秋》责备贤者” 语出《新唐书·太宗本纪》：
“《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
”这里是求全责备的意思。
〔30〕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
早年留学美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
上的《译诗三首》，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清晨的分别》、雪莱的《给——》、哈
代的《月光里》。
〔31〕徐志摩 参看本卷第179页注〔6〕。
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
纪念增刊》上的“译诗一首”，是英国诗人罗赛蒂的《图尔的约翰》。
〔32〕西林 丁燮林（1893—1974），笔名西林，字巽甫，江苏泰兴人，物理
学家、剧作家。早年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压迫》是他所作的一个独幕剧。
〔33〕陶孟和（1888—1960） 名履恭，字孟和，天津人，社会学家。
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他在该刊《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上曾发表《现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题下自注：“这是要到二○二五年才可以发表——假使当时的状况允许——的一部著作里的几节。
”
再来一次〔1〕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
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
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
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
“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
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
〔3〕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
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
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
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
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
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
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
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
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
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
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4〕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
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
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
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
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5〕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
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
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
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
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6〕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
毫无“睚眦之怨”〔7〕。
那“动机”〔8〕，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
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
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
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
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
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9〕：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
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
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
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
〔10〕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
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11〕。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
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
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
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
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
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
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