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词虽然极婉委曲折之致，但主旨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将出版的译本和你的已出版的译本，很相类似，而我曾将译稿寄给北新书局过，你有见到的可能，所以我疑心是你抄袭我们的，假如不然，那么“这些话就作为我们就要出版的单行本并非抄袭的证明”。
其实是，照原文的论法，则假如不然之后，就要成为“我们抄袭”你的了的，然而竟这么一来，化为神妙的“证明”了。但我并不想研究这些，仅要声明几句话，对于两方面——北新书局，尤其是小说月报社〔５〕——声明几句话，因为这篇译稿，是由我送到小说月报社去的。
梅川〔６〕君这部译稿，也是去年暑假时候交给我的，要我介绍出售，但我很怕做中人，就压下了。这样压着的稿件，现在还不少。直到十月，小说月报社拟出增刊，要我寄稿，我才记得起来，据日本二叶亭四迷〔７〕的译本改了二三十处，和我译的《竖琴》〔８〕一并送去了。另外有一部《红笑》在北新书局吃苦，我是一点都不知道的。至于梅川，他在离上海七八百里的乡下，那当然更不知道。
那么，他可有鹤西先生的译稿一到北新，便立刻去看的“可能”呢？我想，是不“能”的，因为他和北新中人一个不认识，倘跑进北新编辑部去翻稿件，那罪状是不止“抄袭”而已的。我却是“可能”的，不过我从去年春天以后，一趟也没有去过编辑部，这要请北新诸公谅察。
那么，为什么两本的好处有些相像呢？我虽然没有见过那一译本，也不知所据的是谁的英译，但想来，大约所据的是同一英译，而第二部也比第一部容易译，彼此三位的英文程度又相仿佛，所以去年是相像的，而鹤西先生们的译本至今未出，英文程度也大有进步了，改了一回，于是好处就多起来了。
因为鹤西先生的译本至今未出，所以也无从知道类似之度，究竟如何。倘仅有彼此神似之处，我以为那是因为同一原书的译本，并不足异的，正不必如此神经过敏，只因“疑心”，而竟想入非非，根据“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尽有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的理由，而先发制人，诬别人为“抄袭”，而且还要被诬者“给一个答复”，这真是“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了。
但倘若很是相同呢？则只要证明了梅川并无看见鹤西先生们的译稿的“可能”
以后，即不用“世上偏就是这点奇怪”的论法，嫌疑也总要在后出这一本了。
北平的日报，我不寄去，梅川是决不会看见的。我就先说几句，俟印出时一并寄去。大约这也就够了，阿弥陀佛。四月二十日。
写了上面这些话之后，又陆续看到《华北日报》副刊上《关于红笑》的文章，其中举了许多不通和误译之后，以这样的一段作结：“此外或者还有些，但我想我们或许总要比梅川君错得少点，而且也较为通顺，好在是不是，我们底译稿不久自可以证明。”那就是我先前的话都多说了。因为鹤西先生已在自己切实证明了他和梅川的两本之不同。他的较好，而“抄袭”都成了“不通”和错误的较坏，岂非奇谈？倘说是改掉的，那就是并非“抄袭”了。倘说鹤西译本原也是这样地“不通”
和错误的，那不是许多刻薄话，都是“今日之我”在打“昨日之我”的嘴巴么？总之，一篇《关于红笑》的大文，只证明了焦躁的自己广告和参看先出译本，加以修正，而反诬别人为“抄袭”的苦心。这种手段，是中国翻译界的第一次。四月二十四日，补记。
这一篇还未在《语丝》登出，就收到小说月报社的一封信，里面是剪下的《华北日报》副刊，就是那一篇鹤西先生的《关于红笑》。据说是北平寄来，给编辑先生的。我想，这大约就是作者所玩的把戏。倘使真的，盖未免恶辣一点；同一著作有几种译本，又何必如此惶惶上诉。但一面说别人不通，自己却通，别人错多，自己错少。而一面又要证明别人抄袭自己之作，则未免恶辣得可怜可笑。然而在我，乃又颇叹绍介译作之难于今为甚也。为刷清和报答起见，我确信我也有将这篇送给《小说月报》编辑先生，要求再在本书上发表的义务和权利，于是乎亦寄之。
五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八期，后印入梅川所译《红的笑》一书，最后一节是印入该书时所加。
《红笑》，即《红的笑》，俄国安德烈夫的中篇小说。梅川的译本于一九三○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２〕《华北日报》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在北平创刊，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后停刊。一九四五年八月复刊，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查封。
〔３〕鹤西即程侃声，湖北人，当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一些诗作。他的《关于红笑》一文连载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华北日报》副刊。
〔４〕《域外小说集》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用文言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选集。
一九○九年三月、七月先后出版两册，共收十六篇，由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行。
〔５〕《小说月报》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七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初由恽铁樵主编，一九一八年起，改由王蕴章（西神）主编，成为礼拜六派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主编，内容大加改革，一九二三年第十四卷第一期起改由郑振铎主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停刊。
〔６〕梅川即王方仁，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
〔７〕二叶亭四迷（１８６４—１９０９）原名长谷川辰之助，日本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浮云》、《面影》等。翻译过屠格涅夫、果戈理等俄国作家的作品。
〔８〕《竖琴》苏联作家理定（G。＇。QJeJU）的短篇小说。卵傅囊胛目赜谝痪哦拍*一月《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号。
关于《咬文嚼字》（仲潜，伏园）
我那封短信，原系私人的通信，应无发表的必要；不过先生认为有公开的价值，就把它发表了。
但因此那封信又变为无聊的通信了，岂但无聊而已哉，且恐要惹起许多无聊的是非来，这个挑拨是非之责，应该归记者去担负吧！所以如果没有彼方的答辩则已；如有，我可不理了。
至于《咬文嚼字》一文，先生认为原意中攻击的两点是极重要且极有意义的，我不无怀疑之点：Ａ，先生照咬文嚼字的翻译看起来，以为是晚近翻译界堕落的征兆。
为什么是堕落？我不明白。
你以为女人的名字应该用美丽的字眼，男人的名字的第一音应该用《百家姓》中的字，是近来新发明的，因名之曰怪思想么？但我要问先生认它为“堕落”的，究竟是不是“怪思想”？我以为用美丽的字眼翻译女性的名字是翻译者完全的自由与高兴，。无。关。紧。要。的；虽是新发明，却不是堕落的征兆，更不是怪思想！Ｂ，外国人的名是在前，姓是在后。
“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是姓“高”；不过便于中国人的习惯及记忆起见，把第一音译成一个相似的中国姓，或略称某氏以免重复的累赘底困难。
如果照中国人的姓名而认他姓高，则尔基就变成他的名字了？岂不是笑话吗！又如，Ｗｉｌｄｅ可译为王尔德，可译魏尔德，又可译为樊尔德，然则他一人姓了王又姓魏又姓樊，此理可说的通吗？可见所谓“吾家ｒｋｙ”
者，我想，是鲁迅先生新发明的吧！不然，就是说“吾家ｒｋｙ”的人，根本不知“高尔基”三音连合的字是他原来的姓！因同了一个“高”字，就贸贸然称起吾家还加上ｒｋｙ来，这的确是新杜撰的滑稽话！却于事实上并无滑稽的毫末，只惹得人说他。无。意。思而已，说他是。门。外。汉而已，说他是。无。聊而已！先生所谓够深长够浓厚极重要极有意义的所在，究竟何所而在？虽然，记者有记者个人的意见，有记者要它发表不发表的权力，所以二号字的标题与四号字的署名，就刊出来了。
最后我很感谢先生上次的盛意并希望先生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文字多登载几篇。
还有一句话：将来如有他方面的各种的笔墨官司打来，恕我不再来答辩了，不再来凑无聊的热闹了。
此颂
撰安！
十六，弟仲潜敬复。
“高尔基三个音连成的字，是Ｇｏｒｋｙ的姓，并不是他就姓高，”廖先生这句话比鲁迅先生的文字更有精采。
可惜这句话不能天天派一个人对读者念着，也不能叫翻译的人在篇篇文章的原著者下注着“高尔基不姓高，王尔德不姓王，白利欧不姓白……”廖先生这篇通信登过之后不几天，廖先生这句名言必又被人忘诸脑后了。
所以，鲁迅先生的讽刺还是重要，如果翻译界的人被鲁迅先生的“吾家尔基”
一语刺得难过起来，竟毅然避去《百家姓》中之字而以声音较近之字代替了（如哥尔基，淮尔德，勃利欧……），那末阅者一望而知“三个音连成的字是姓，第一音不是他的姓，”不必有烦廖先生的耳提面命了。
不过这样改善以后，其实还是不妥当，所以用方块儿字译外国人名的办法，其寿命恐怕至多也不过还有五年，进一步是以注音字母译（钱玄同先生等已经实行了，昨天记者遇见钱先生，他就说即使第一音为《百家姓》中的字之办法改良以后，也还是不妥），再进一步是不译，在欧美许多书籍的原名已经不择了，主张不译人名即使在今日的中国恐怕也不算过激罢。
伏园附注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京报副刊》。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一
今天有几位同学极诚实地告诉我，说十三日访我的那一位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十三日是发病的一天，此后就加重起来了。我相信这是真实情形，因为我对于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
现在我对于我那记事后半篇中神经过敏的推断这几段，应该注销。但以为那记事却还可以存在：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当初，我确是不舒服，自己想，倘使他并非假装，我即不至于如此恶心。现在知道是真的了，却又觉得这牺牲实在太大，还不如假装的好。然而事实是事实，还有什么法子呢？我只能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
伏园兄：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杨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学生〔２〕做的，真挚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他已经陷入这样的境地了，我还可以不赶紧来消除我那对于他的误解么？
所以我想，我前天交出的那一点辩正，似乎不够了，很想就将这一篇在《语丝》第三期上给他发表。但纸面有限，如果排工有工夫，我极希望增刊两板（大约此文两板还未必容得下），也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
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
鲁迅。十一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三期。第一节排在李遇安《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之前，第二节排在李文之后。
〔２〕指李遇安，河北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今天早晨，其实时候是大约已经不早了。
我还睡着，女工将我叫了醒来，说，“有一个师范大学的杨先生，杨树达，要来见你。”我虽然还不大清醒，但立刻知道是杨遇夫君〔２〕，他名树达，曾经因为邀我讲书的事，访过我一次的。
我一面起来，一面对女工说：“略等一等，就请罢。”
我起来看钟，是九点二十分。
女工也就请客去了。
不久，他就进来，但我一看很愕然，因为他并非我所熟识的杨树达君，他是一个方脸，淡赭色脸皮，大眼睛长眼梢，中等身材的二十多岁的学生风的青年。
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爱国布（？）长衫，时式的大袖子。
手上拿一顶很新的淡灰色中折帽，白的围带；还有一个采色铅笔的扁匣，但听那摇动的声音，里面最多不过是两三支很短的铅笔。
“你是谁？”我诧异的问，疑心先前听错了。
“我就是杨树达。”
我想：原来是一个和教员的姓名完全相同的学生，但也许写法并不一样。
“现在是上课时间，你怎么出来的？”
“我不乐意上课！”
我想：原来是一个孤行己意，随随便便的青年，怪不得他模样如此傲慢。
“你们明天放假罢……”
“没有，为什么？”
“我这里可是有通知的，……”我一面说，一面想，他连自己学校里的纪念日都不知道了，可见是已经多天没有上课，或者也许不过是一个假借自由的美名的游荡者罢。
“拿通知给我看。”
“我团掉了。”我说。
“拿团掉的我看。”
“拿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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