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吾奉职无状，得罪巨室，至使孔传堉等夤缘权要，越级呈控，混乱法规之程序。
教育无法进行，学生因之傍徨。
午夜疚心，莫知所从。
本宜躬候裁处，静默无言，但恐社会不明真象，评判无所根据，故撮述大概如右。
邦人君子，其共鉴之。
七月八日。
四教育部朱参事及山东教育厅会衔呈文呈为公衔呈复事。
案奉钧部训令，以据孔氏六十户族人孔传堉等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侮辱宗祖孔子呈请查办等情，饬厅查明核办，并派葆勤来鲁会同教育厅查办具报等因。
奉此，遵由职厅饬派省督学张郁光随同葆勤驰赴曲阜，实地调查，对于本案经过情形，备悉梗概。
查原呈所控各节，计有三点：一，为发布侮辱孔子标语及口号；二，为表演“孔子见南子”戏剧；三，为该校训育主任李灿埒召集学生训话，辱骂犬养毅张继及孔子。
就第一点言之，除“打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之标语，该校学生会确曾写贴外，其他如“孔丘为中国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等标语，均查无实据。
就第二点言之，“孔子见南子”一剧，确曾表演，惟查该剧本，并非该校自撰，完全根据《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内林语堂所编成本，至扮演孔子脚色，衣冠端正，确非丑末。
又查学生演剧之时，该校校长宋还吾正因公在省。
就第三点言之，据由学生方面调查所得，该校早晚例有训话一次，当日欢迎犬养毅张继二先生散会后，该校训育主任于训话时，曾述及犬养氏之为人，及其来华任务，并无辱骂张氏，更无孔子为古今中外罪人之语。
再原呈署名人据查多系乡居，孔氏族人之城居者，对于所控各节，多淡漠视之。
总计调查所得情形，该校职教员学生似无故意侮辱孔子事实，只因地居阙里，数千年来，曾无人敢在该地，对于孔子有出乎敬礼崇拜之外者，一旦编入剧曲，摹拟容声，骇诧愤激，亦无足怪。
惟对于该校校长宋还吾究应若何处分之处，职等未敢擅拟，谨根据原呈所控各节，将调查所得情形，连同《子见南子》剧本，会衔呈复，恭请钧部鉴核批示祗遵，实为公便。
谨呈教育部部长蒋。
附呈《奔流》月刊一册。
参事朱葆勤，兼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
五济南通信
曲阜第二师范，前因演《子见南子》新剧，惹起曲阜孔氏族人反对，向教育部呈控该校校长宋还吾。
工商部长孔祥熙亦主严办，教育部当派参事朱葆勤来济，会同教育厅所派督学张郁光，赴曲阜调查结果，毫无实据，教厅已会同朱葆勤会呈教部核办。
十一日孔祥熙随蒋主席过济时，对此事仍主严究。
教长蒋梦麟监察院长蔡元培日前过济赴青岛时，曾有非正式表示，排演新剧，并无侮辱孔子情事，孔氏族人，不应小题大做。
究竟结果如何，须待教部处理。
八月十六日《新闻报》六《子见南子》案内幕＇衍圣公府陪要人大*
＇青皮讼棍为祖宗争*
昨接山东第二师范学生会来函，报告《子见南子》一剧讼案之内幕，虽未免有偏袒之辞，然而亦足以见此案症结之所在，故录刊之。
曲阜自有所谓孔氏族人孔传堉等二十一人，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侮辱“孔子”，经教部派员查办以后，各报虽有刊载其消息，惟多语焉不详。
盖是案病根，因二师学生，于六月八日表演《子见南子》一剧；当时及事后，皆毫无动静。
迨六月十八日，有中外名人犬养毅及张继，联翩来曲，圣公府大排盛宴，名人去后四日，于是忽有宋校长被控之事，此中草蛇灰线，固有迹象可寻也。
至于原告廿一人等，并非六十户首，似尚不足以代表孔氏，盖此不过青皮讼棍之流，且又未必悉皆知情。
据闻幕后系孔祥藻，孔繁朴等所主使，此案始因此而扩大。
孔祥藻为曲阜之著名大青皮，孔繁朴是孔教会会长。
按孔繁朴尝因广置田产，致逼兄吞烟而死，则其人品可知，而所谓孔教会者，仅彼一人之独角戏而已。
彼欲扩张孔教会势力，非将二师迁移他处，实无良法，则此次之乘机而起，自属不可免者，故此案直可谓二师与孔教会之争也。
至于其拉拢青皮讼棍，不过以示势众而已。
现曲阜各机关，各民众团体，均抱不平，建设局，财政局，教育局，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商会，二师学生会，二师附小学生会等，俱有宣言呈文联合驳孔传堉等，而尤以县党部对于封建势力之嚣张，愤激最甚。
孔传堉等亦无大反动力量，故此案不久即可告一段落也。
七月十八日《金钢钻》七小题大做史梯耳
关于曲阜二师排演《子见南子》引起的风波至圣孔子是我们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支配了数千年来的人心，并且从来没失势过。
因此，才遗留下这旧礼教和封建思想！
历史是告诉我们，汉刘邦本是一员亭长，一个无赖棍徒，却一旦“贵为天子”，就会尊孔；朱元璋不过一牧牛儿，一修道和尚，一天“危坐龙庭”，也会尊孔；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华，也要“存汉俗尊儒（孔）术”。
这些“万岁皇爷”为什么这样志同道合呢？无非为了孔家思想能够训练得一般“民”们不敢反抗，不好“犯上作乱”而已！我们无怪乎从前的文人学士“八股”都做得“一百成”，却没有半点儿“活”气！
中山哲学是“知难行易”，侧重在“知”，遗嘱又要“唤起民众”，更要一般民众都“知”，至圣孔子却主张民只可使“由”不可使“知”，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不是和中山主义相违！现在革命时代，于反动封建思想还容许他残留吗？
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为了排演《子见南子》一剧，得罪了“圣裔”孔传堉等，邮呈国府教育部控告该校校长“侮辱宗祖孔子”的罪名，惊动了国府，派员查办。
我因为现在尚未见到《奔流》上的原剧本，无从批判这幕剧是否侮辱孔子，但据二师校长说：“本校排演此剧者，在使观众明了礼教与艺术之冲突，在艺术之中，认取人生真义”云云。
夫如此，未必有什么过火的侮辱，不过对于旧礼教或致不满而已。
谈到旧礼教，这是积数千年推演而成，并非孔子所手创，反对旧礼教不能认定是侮辱孔子，况且旧礼教桎梏人性锢蔽思想的罪恶，已经不容我们不反对了！如果我们认清现在的时代，还要不要尊孔，要不要铲除封建思想，要不要艺术产生，自然明白这次曲阜二师的风波是关系乎思想艺术的问题，是封建势力向思想界艺术界的进攻！
不过国府教育部为了这件演剧琐事，却派员查办啦，训令查复啦，未免有“小题大做”之嫌，我想。
一九二九，七，十八，于古都。
七月二十六日《华北日报》副刊所载八为“辱孔问题”答《大公报》记者宋还吾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大公报》社评，有《近日曲阜之辱孔问题》一文，昨天才有朋友找来给我看；看过之后，非常高兴。
这个问题，在山东虽然也引起各报的讨论，但讨论到两三次，便为别种原因而消沉了。
《大公报》记者居然认为是个问题，而且著为社论，来批评我们；我们除感佩而外，还要对于这件事相当的声明一下，同时对于记者先生批评的几点，作简单的答复。
我们认为孔子见南子是一件事实，因为：一，“子见南子”出于《论语》，《论语》不是一部假书，又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当然不是造孔子的谣言。
二，孔子周游列国，意在得位行道，揆之“三日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遑遑如也”的古义，孔子见南子，是可以成为事实的。
《子见南子》是一本独幕悲喜剧。
戏剧是艺术的一种。
艺术的定义，最简单的是：人生的表现或再见。
但没有发见的人，也表现不出什么来；没有生活经验的人，也发见不出什么来。
有了发见之后，把他所发见的意识化了，才能表现于作品之中。
《子见南子》，是作者在表现他所发见的南子的礼，与孔子的礼的不同；及周公主义，与南子主义的冲突。
他所发见的有浅深，所表现的有好坏，这是我们可以批评的。
如果说：他不应该把孔子扮成剧本中的脚色，不应该把“子见南子”这回事编成剧本，我们不应该在曲阜表演这样的一本独幕悲喜剧：这是我们要付讨论的。
《大公报》的记者说：“批评须有其适当之态度：即须忠实，须谨慎，不能离开理论与史实。”这是立论的公式，不是作戏剧的公式，也不是我们演剧者所应服从的公式。
又说：“子见南子，‘见’而已矣，成何艺术？有何人生真义？又何从发见与礼教之冲突？”（在这里，我要附带着声明一下。
我的答辩书原文是：“在礼教与艺术之间，认取人生真义。”书手写时错误了。
不过这些都无关宏癲。）“见而已矣！”
固然！但在当时子路已经不说，孔子且曾发誓，是所谓“见”者，岂不大有文章？而且南子曾宣言：到卫国来见寡君的，必须见寡小君。
孔子又曾陪南子出游，参乘过市。
再连同南子的许多故事，辑在一块，表演起来，怎见得就不能成为艺术？
艺术的表现，有作者自己在内，与作史是不同的呵！孔子有孔子的人生观，南子也自有她的人生观，把这两种不同的人生观，放在一幕里表演出来，让观众自己认识去，怎见得发见不出人生的真义？原剧所表演的南子，是尊重自我的，享乐主义的；孔子却是一个遵守礼法的，要得位行道的。
这两个人根本态度便不同，又怎能没有冲突？至于说：“普通界说之所谓孔教，乃宋儒以后之事，非原始的孔教。”我要请问：原始的礼教，究是什么样子？魏晋之间，所常说的“礼法之士”，是不是指的儒家者流？
又说：“例以如演《子见南子》之剧，可以明艺术与人生。
吾不知所谓艺术与人生者何若也！“上文说过：艺术是人生的表现，作者在表演人生，观者看了之后，各随其能感的程度，而有所见于人生，又有人专门跑到剧场中去看人类。
所谓艺术与人生者就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难道说，凡所谓艺术与人生者，都应在孔教的范畴之中么？
记者先生又由孔学本身上观察说：“自汉以来，孔子横被帝王利用，竟成偶像化，形式化，然其责孔子不负之。
——真理所示，二千年前之先哲，初不负二千年后政治之责任。“我却以为不然。
自汉以来，历代帝王，为什么单要利用孔子？最尊崇孔子的几个君主，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尊崇孔子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孔子没有这一套东西，后世帝王又何从利用起？他们为什么不利用老庄与荀子？一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成为游民阶级的“士”，不都是在尊崇孔教的口号之下，产生出来的吗？历代政治权力者所豢养的士，不都是祖述孔子的吗？他们所祖述的孔子学说，不见得都是凭空捏造的吧？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乎被朱元璋赶出圣庙去。
张宗昌因为尊孔能收拾人心，除了认孔德成为“仁侄”之外，还刻印了十三经。
封建势力善以孔子的学说为护符，其责孔子不负之谁负之？
又说：“孔学之真价值，初不借政治势力为之保存，反因帝王利用而教义不显。”
那么，记者先生对于我这次被告，应作何感想呢？
记者先生说我们研究不彻底，态度不谨严。
记者先生忘记我们是在表演戏剧，不是背述史实；我们是在开游艺会，不是宣读论文。
而且“自究极的意义言之”，演者在表演实人生时，不用向他说你要谨严谨严，他自然而然地会谨严起来；因为实人生是严肃的，演者面对着实人生时，他自会严肃起来的。
同时，如果研究的不彻底，也绝对表演不好。
在筹备演《子见南子》的时候，我曾教学生到孔庙里去看孔子及子路的塑像，而且要过细地看一下。
对于《论语》，尤其是《乡党》一篇，要着实地研究一下。
单为要演戏，还详细地讨论过“温良恭俭让”五个字的意味。
我们研究的固然不算怎样彻底，但已尽其最善之努力了。
记者先生还以为我们太草率么？我们应当读书十年之后，再演《子见南子》么？不必吧！记者先生既说：
“《子见南子》剧脚本，吾人未见；曲阜二师，如何演剧，更属不知。”还能说我们研究不彻底，态度不谨严么？何不买一《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六号看看，到曲阜实地调查一下再说呢？这样，岂不研究的更彻底，态度更能谨严些么？而且我们演剧的背影是什么？曲阜的社会状况何若？一般民众的要求怎样？记者先生也许“更属不知”吧？那末，所根据的史实是什么呢？记者先生对于孔学本身，未曾论列；何谓礼教？何谓艺术？更少发挥。
对于我个人，颇有敲打；对于我们演《子见南子》微词更多：不知根据的什么理论？所谓“孔学的本身”，与“孔学的真价值”，到底是什么？请《大公报》的记者，具体的提出来。
我们站在中华民国十八年的立场上，愿意陪着记者先生，再重新估量估量。
一九二九，七，二八，济南旅舍九教育部训令第九五二号令山东教育厅
查该省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被控侮辱孔子一案，业令行该厅查办，并加派本部参事朱葆勤，会同该厅，严行查办各在案。
兹据该参事厅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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