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第255部分

　　杨朱，战国时魏国人。

　　胡怀琛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第十六号（一九二八年四月、八月）先后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两文，据“墨”字本义为黑、“翟”与“狄”同音，而断言墨翟为印度人。

　　这里说“墨翟是一只黑野鸡”，“杨朱是澳洲人”，是对这类“考据学”的讽刺。

　　（按“翟”字本义是一种长尾野鸡，“杨”与“洋”同音，故有此谐语。）
　　文学救国法

　　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

　　〔２〕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

　　可惜终于愚陋，缺略之处很多，尚希博士学者，进而教之，幸甚。

　　一，取所有印刷局的感叹符号的铅粒和铜模，全数销毁；并禁再行制造。

　　案此实为长吁短叹的发源地，一经正本清源，即虽欲“缩小为细菌放大为炮弹”而不可得矣。

　　二，禁止扬雄《方言》〔３〕，并将《春秋公羊传》《谷梁传》〔４〕订正。

　　案扬雄作《方言》而王莽篡汉，〔５〕公谷解《春秋》间杂土话而嬴秦亡周，〔６〕方言之有害于国，明验彰彰哉。

　　扬雄叛臣，著作应即禁止，公谷传拟仍准通行，但当用雅言，代去其中胡说八道之土话。

　　三，应仿元朝前例，禁用衰飒字样三十字，仍请学者用心理测验及统计法，加添应禁之字，如“哩”“哪”等等；连用之字，亦须明定禁例，如“糟”字准与“粕”字连用，不准与“糕”字连用：“阿”字可用于“房”字之上或“东”字之下，〔７〕而不准用于“呀”字之上等等；至于“糟鱼糟蟹”，则在雅俗之间，用否听便，但用者仍不得称为上等强国诗人。

　　案言为心声，岂可衰飒而俗气乎？

　　四，凡太长，太矮，太肥，太瘦，废疾，老弱者均不准做诗。

　　案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身体不强，诗文必弱，诗文既弱，国运随之，故即使善于欢呼，为防微杜渐计，亦应禁止妄作。

　　但如头痛发热，伤风咳嗽等，则只须暂时禁止之。

　　五，有多用感叹符号之诗文，虽不出版，亦以巧避检疫或私藏军火论。

　　案即防其缩小而传病，或放大而打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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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一九二四年四月）发表的《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中说：“‘感叹’二字，……失意人之呼声，消极，悲观，厌世者之口头禅，亡国之哀音也。”他对新诗所用的感叹号加以统计后又说：感叹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

　　所难堪者，无数青年读者之日被此类‘细菌’‘弹丸’毒害耳。“〔３〕扬雄（前５３—１８）字子云，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汉成帝时他任给事黄门郎，王莽篡汉，又做了王莽新朝的大夫。

　　《方言》，搜集西汉各地方言和异体字编辑而成的辞书，共十三卷。

　　〔４〕《春秋公羊传》相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解释《春秋》的书，传文多用齐语。

　　《谷梁传》，相传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解释《春秋》的书，传文多用鲁语。

　　《春秋》，春秋时鲁国的编年史，记载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１）二四二年间鲁国的史实，相传为孔丘所修。

　　〔５〕王莽篡汉王莽（前４５—２３），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历城）人，汉孝元皇后侄。

　　西汉初始元年（９）篡汉称帝，国号“新”。

　　〔６〕嬴秦亡周指东周赧王五十九年（前２５６），秦昭襄王灭周。

　　〔７〕“阿房”即阿房宫，秦始皇建造的宫殿。

　　“东阿”，地名，即今山东阳谷阿城镇，春秋时鲁庄公与齐侯会盟地。
　　闻小林同志之死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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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第四、五期合刊，原为白文。

　　小林，即小林多喜二（１９０３—１９３３），日本作家。一九三一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兼书记长。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被日本法西斯政府逮捕，毒打致死。著有长篇小说《蟹工船》、《在外地主》等。
　　我的种痘

　　上海恐怕也真是中国的“最文明”的地方，在电线柱子和墙壁上，夏天常有劝人勿吃天然冰的警告，春天就是告诫父母，快给儿女去种牛痘的说帖，上面还画着一个穿红衫的小孩子。

　　我每看见这一幅图，就诧异我自己，先前怎么会没有染到天然痘，呜呼哀哉，于是好像这性命是从路上拾来似的，没有什么希罕，即使姓名载在该杀的“黑册子”〔２〕上，也不十分惊心动魄了。

　　但自然，几分是在所不免的。

　　现在，在上海的孩子，听说是生后六个月便种痘就最安全，倘走过施种牛痘局的门前，所见的中产或无产的母亲们抱着在等候的，大抵是一岁上下的孩子，这事情，现在虽是不属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也都知道，是明明白白了的。

　　我的种痘却很迟了，因为后来记的清清楚楚，可见至少已有两三岁。

　　虽说住的是偏僻之处，和别地方交通很少，比现在可以减少输入传染病的机会，然而天花却年年流行的，因此而死的常听到。

　　我居然逃过了这一关，真是洪福齐天，就是每年开一次庆祝会也不算过分。

　　否则，死了倒也罢了，万一不死而脸上留一点麻，则现在除年老之外，又添上一条大罪案，更要受青年而光脸的文艺批评家的奚落了。

　　幸而并不，真是叨光得很。

　　那时候，给孩子们种痘的方法有三样。

　　一样，是淡然忘之，请痘神随时随意种上去，听它到处发出来，随后也请个医生，拜拜菩萨，死掉的虽然多，但活的也有，活的虽然大抵留着瘢痕，但没有的也未必一定找不出。

　　一样是中国古法的种痘，将痘痂研成细末，给孩子由鼻孔里吸进去，发出来的地方虽然也没有一定的处所，但粒数很少，没有危险了。

　　人说，这方法是明末发明的〔３〕，我不知道可的确。

　　第三样就是所谓“牛痘”了，因为这方法来自西洋，所以先前叫“洋痘”。

　　最初的时候，当然，华人是不相信的，很费过一番宣传解释的气力。

　　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４〕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

　　例如，说种痘免疫之理道：“‘痘为小儿一大病，当天行时，尚使远避，今无故取婴孩而与之以病，可乎？’曰：”非也。

　　譬之捕盗，乘其羽翼未成，就而擒之，甚易矣；譬之去莠，及其滋蔓未延，芟而除之，甚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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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尤其非常古怪的是说明“洋痘”之所以传入中国的原因：

　　“予考医书中所载，婴儿生数日，刺出臂上污血，终身可免出痘一条，后六道刀法皆失传，今日点痘，或其遗法也。

　　夫以万全之法，失传已久，而今复行者，大约前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

　　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

　　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５〕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６〕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

　　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

　　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

　　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

　　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

　　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

　　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

　　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

　　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

　　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

　　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

　　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

　　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

　　现在我想，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利主义者的了，这坏性质到老不改，至今还是只要卖掉稿子或收到版税，总比听批评家的“官话”要高兴得多。

　　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７〕，在我虽然也算难得的事物，但仿佛曾经玩过，不觉得希罕了。

　　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作“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欤休哉，里面竟有许多五颜六色，希奇古怪的花朵，而这些花朵的模样，都是非常整齐巧妙，为实际的花朵丛中所看不见的。

　　况且奇迹还没有完，如果看得厌了，只要将手一摇，那里面就又变了另外的花样，随摇随变，不会雷同，语所谓“层出不穷”者，大概就是“此之谓也”罢。

　　然而我也如别的一切小孩——但天才不在此例——一样，要探检这奇境了。

　　我于是背着大人，在僻远之地，剥去外面的花纸，使它露出难看的纸版来；又挖掉两端的玻璃，就有一些五色的通草丝和小片落下；最后是撕破圆筒，发见了用三片镜玻璃条合成的空心的三角。

　　花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想做它复原，也没有成功，这就完结了。

　　我真不知道惋惜了多少年，直到做过了五十岁的生日，还想找一个来玩玩，然而好像究竟没有孩子时候的勇猛了，终于没有特地出去买。

　　否则，从竖着各种旗帜的“文学家”看来，又成为一条罪状，是无疑的。

　　现在的办法，譬如半岁或一岁种过痘，要稳当，是四五岁时候必须再种一次的。

　　但我是前世纪的人，没有办得这么周密，到第二，第三次的种痘，已是二十多岁，在日本的东京了，第二次红了一红，第三次毫无影响。

　　最末的种痘，是十年前，在北京混混的时候。

　　那时也在世界语专门学校〔８〕里教几点钟书，总该是天花流行了罢，正值我在讲书的时间内，校医〔９〕前来种痘了。

　　我是一向煽动人们种痘的，而这学校的学生们，也真是令人吃惊。

　　都已二十岁左右了，问起来，既未出过天花，也没有种过牛痘的多得很。

　　况且去年还有一个实例，是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后，再到学校里来，竟变换了一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了；还变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说话之际，简直连微笑也犯忌，因为她会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总是十分小心，庄严，谨慎。

　　自然，这情形使某种人批评起来，也许又会说是我在用冷静的方法，进攻女学生的。

　　但不然，老实说罢，即使原是我的爱人，这时也实在使我有些“进退维谷”〔１０〕，因为柏拉图式的恋爱论〔１１〕，我是能看，能言，而不能行的。

　　不过一个好好的人，明明有妥当的方法，却偏要使细菌到自己的身体里来繁殖一通，我实在以为未免太近于固执；倒也不是想大家生得漂亮，给我可以冷静的进攻。

　　总之，我在讲堂上就又竭力煽动了，然而困难得很，因为大家说种痘是痛的。

　　再四磋商的结果，终于公举我首先种痘，作为青年的模范，于是我就成了群众所推戴的领袖，率领了青年军，浩浩荡荡，奔向校医室里来。

　　虽是春天，北京却还未暖和的，脱去衣服，点上四粒豆浆，又赶紧穿上衣服，也很费一点时光。

　　但等我一面扣衣，一面转脸去看时，我的青年军已经溜得一个也没有了。

　　自然，牛痘在我身上，也还是一粒也没有出。

　　但也不能就决定我对于牛痘已经决无感应，因为这校医和他的痘浆，实在令我有些怀疑。

　　他虽是无政府主义者，博爱主义者，然而托他医病，却是不能十分稳当的。

　　也是这一年，我在校里教书的时候，自己觉得发热了，请他诊察之后，他亲爱的说道：

　　“你是肋膜炎，快回去躺下，我给你送药来。”

　　我知道这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