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第258部分

　　我不能骗取了他们的稿子，合成丛书，私自贩卖给别一个团体。

　　接着，在北京的《莽原》的投稿的纠葛发生了，在上海的长虹便发表一封公开信，要在厦门的我说一句话。

　　这是只要有一点常识，就知道无从说起的，我并非千里眼，怎能见得这么远。

　　我沉默着。

　　但我也想将《莽原》停刊或别出。

　　然而青年作家的豪兴是喷泉一般的，不久，在长虹的笔下，经我译过他那作品的厨川白村〔２１〕便先变了灰色，我是从“思想深刻”一直掉到只有“世故”，而且说是去年已经看出，不说坦白的话了。

　　原来我至少已被播弄了一年！

　　这且由他去罢。

　　生病也算是笑柄了，年龄也成了大错处了，然而也由他。

　　连别人所登的广告，也是我的罪状了；但是自己呢，也在广告上给我加上一个头衔。

　　这样的双岔舌头，是要螫一下的，我就登一个《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这一下螫出“新时代富于人类同情”的幽默来了，有公理和正义的谈话——

　　“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

　　救救老人！！！“

　　还有希望——

　　“至少亦希望彼等勿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亦勿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则蝎子撩尾以中伤青年作者的毫兴也！”

　　这两段只要将“介绍外国作品”改作“挂着批评招牌”，就可以由未名社赠给他自己。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然而我幸不至此，因为我确是一个平凡的人；加以对于青年，自以为总是常常避道，即躺倒，跨过也很容易的，就因为很平凡。

　　倘有人觉得横亘在前，乃是因为他自己绕到背后，而又眼小腿短，于是别的就看不见，走不开，从此开口鲁迅，闭口鲁迅，做梦也是鲁迅；文字里点几点虚线，也会给别人从中看出“鲁迅”两字来。

　　连在泰东书局看见老先生问鲁迅的书，自己也要嘟哝着《小说史略》之类我是不要看。

　　〔２２〕这样下去，怕真要成“鲁迅狂”

　　了。

　　病根盖在肝，“以其好喝醋也”〔２３〕。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豪兴的青年。

　　然而也要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费笔费墨，费纸费寿，归根结蒂，总逃不出争夺一个《莽原》的地盘，要说得冠冕一点，就是阵地。

　　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

　　但若满身挂着什么并不懂得的科学，空壳的人类同情，广告式的自由批评，新闻式的记载，复制铜版的新艺术，则小范围的“党同伐异”的真相，虽然似乎遮住，而走向新时代的脚，却绊得跨不开了。

　　这过误，在内是因为太要虚饰，在外是因为太依附或利用了先驱。

　　但也都不要紧。

　　只要唾弃了那些旧时代的好招牌，不要忽而不敢坦白地说话，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就成为踏脚石的。

　　我并非出卖什么“友谊”或“同情”，无论对于识者或不识者都就是这样说。

　　一九二六，十二，二四。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语丝》周刊第一一四期。

　　〔２〕“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和下一标题“这里的广告却是批评”，均见《狂飙》周刊第二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

　　〔３〕“批评工作的开始”等语，见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六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发表的《批评工作的开始》。

　　〔４〕“《心的探险》。

　　实价六角“

　　等语，见未名社一九二六年七月出版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版权页后的《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

　　下一句引语出处未详。

　　〔５〕“幽默与批评的冲突”，见《狂飙》周刊第十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走到出版界。请大家认清界限》。

　　〔６〕亚拉借夫鲁迅所译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个人物。

　　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五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

　　“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

　　……使我想像到亚拉藉夫与绥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哥哥尔，通译果戈理（Ｈ。Ｂ。YLZLM＇，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等。

　　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时代的命运》中说：“希望鲁迅先生保守着‘孤独者’的尊严，写一部死魂灵出来。”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高长虹曾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琐记两则》中说：“我希望未名社诸君……去接触罗兰的精神。”〔７〕纪晓岚（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名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文学家。

　　这里所引的故事见所著《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

　　“吴士俊，尝与人斗，不胜，恚而求自尽，欲于村外览僻地。

　　甫出栅，即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佳，一鬼言自缢更佳。

　　左右牵掣，莫知所适。

　　俄有旧识丁文奎者从北来，挥拳击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归。

　　士俊惘惘如梦醒，自尽之心顿息。“

　　〔８〕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这是模仿高长虹的文句，高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不料不久以后则鲁迅亦以我太好管闲事矣！此真令我叹中国民族之心死也！”

　　〔９〕“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一期（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发表的《答国民大学Ｘ君》中说：“‘生存竞争，天演公例’，十一二岁时我从彪门书局出版的一本课本上已经知道了。”彪门书局，应作彪蒙书室。

　　这里所说的课本，当指清代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彪蒙书室出版的初级蒙学用书《格致实在易》。

　　〔１０〕给……原为高长虹在《狂飙》周刊陆续发表的一组情诗的标题。

　　这一节的文字，皆集自高长虹发表于《狂飙》周刊的文章，并略加改变而成。

　　〔１１〕光华书局一九二五年创办于上海，当时的经理是沈松泉。

　　《狂飙》周刊和《狂飙丛书》第三种皆由该局出版发行。

　　〔１２〕《莽原》文艺性刊物，鲁迅编辑。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停刊。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起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发行。

　　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接编。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１３〕《狂飙》周刊，高长虹、向培良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北京，附《国风日报》发行，至十七期停刊；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复刊，由光华书局出版，次年一月停刊，共出十七期。

　　〔１４〕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五期《走到出版界。１９２５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但要找当时骂人的口实时，则也怕还是从我开始的吧！直到现在还很风行的‘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绵袍的世界》之初次使用”。

　　又说，“若再述一件琐事，则鲁迅更不应该，当‘他妈的’三字在绵袍的世界初次使用的时候，鲁迅看了，惊异地说：

　　‘这三个字你也用了！’……我们看鲁迅《论他妈的》一文，却居然有‘予生也晚’云云了！“

　　〔１５〕稿件的纠葛因为一九二六年韦素园接编《莽原》半月刊时未采用高歌和向培良的几篇稿件，高长虹便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上发表《给鲁迅先生》、《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进行指责和攻击。

　　〔１６〕“运动”这是对高长虹等人的“狂飙运动”的讽刺。

　　狂飙运动，原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因德国作家克林格的剧本《狂飙突进》而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文学运动。

　　高长虹等人当时标榜要“建设科学艺术”，“用新的思想批评旧的思想”，自称为“狂飙运动”。

　　〔１７〕《乌合丛书》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初由北新书局出版，专收创作。

　　〔１８〕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

　　秦始皇（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姓赢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他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凡“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科仑布（Ｃ。Ｃｏｌｏｍｂｏ，约１４５１—１５０６），通译哥伦布，意大利航海家，他在一四九二年开始的远航中发现美洲新大陆。

　　梅特涅（Ｋ。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奥地利帝国首相，十九世纪前期反动的欧洲“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１９〕大毒使人死，小毒是使人舒服的见德国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２０〕《未名丛刊》鲁迅编辑，原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二五年未名社成立后改由该社出版，专收译本。

　　〔２１〕厨川白村（１８８０—１９２３）日本文艺评论家，曾任京都大学教授。

　　他的文艺论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曾由鲁迅译成中文。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走到出版界。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中说：“未名社的翻译对于中国的时代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但这“不在于厨川白村的灰色的勇敢”。

　　〔２２〕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吴歌甲集及其他》中说：

　　“中国小说史略我也老实不要看，更无论于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之类。

　　一天，我在泰东遇见一位老先生进来问有鲁迅的书没有，我立刻便想起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中的那一篇撰译书录来了。

　　唉，唉，唉，怕敢想下去。“

　　〔２３〕“以其好喝醋也”见《狂飙》周刊第十期《走到出版界。语丝索隐》。
　　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

　　《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在现在的中国，文学和艺术，也还是一种所谓文艺家的食宿的窠。

　　这也是出于不得已的。

　　我一向并不想如顽皮的孩子一般，拿了一枝细竹竿，在老树上的崇高的窠边搅扰。

　　关于绘画，我本来是外行，理论和派别之类，知道是知道一点的，但这并不足以除去外行的徽号，因为所知道的并不多。

　　我所以翻译这书的原因，是起于前一年多，看见李小峰君在搜罗《北新月刊》的插画〔２〕，于是想，在新艺术毫无根柢的国度里，零星的介绍，是毫无益处的，最好是有一些统系。

　　其时适值这《近代美术史潮论》出版了，插画很多，又大抵是选出的代表之作。

　　我便主张用这做插画，自译史论，算作图画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一点头绪。

　　此外，意识底地，是并无什么对于别方面的恶意的。

　　这意见总算实行了。

　　登载之后，就得到蒙着“革命文学家”面具的装作善意的警告，是一张信片〔３〕，说我还是去创作好，不该滥译日本书。

　　从前创造社所区分的“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之说〔４〕，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后来他们居然也兼做了——，倘不过是一个媒婆，更无须硬称处女。

　　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

　　至于这一本书，自然决非不朽之作，但也自立统系，言之成理的，现在还不能抹杀他的存在。

　　我所选译的书，这样的就够了，虽然并非不知道有伟大的歌德〔５〕，尼采，马克斯，但自省才力，还不能移译他们的书，所以也没有附他们之书以传名于世的大志。

　　抱着这样的小计画，译着这样的小册子，到目下总算登完了。

　　但复看一回，又觉得很失望。

　　人事是互相关连的，正如译文之不行一样，在中国，校对，制图，都不能令人满意。

　　例如图画罢，将中国版和日本版，日本版和英德诸国版一比较，便立刻知道一国不如一国。

　　三色版，中国总算能做了，也只两三家。

　　这些独步的印刷局所制的色彩图，只看一张，是的确好看的，但倘将同一的图画看过几十张，便可以发见同一的色彩，浓淡却每张有些不同。

　　从印画上，本来已经难于知道原画，只能仿佛的了，但在这样的印画上，又岂能得到“仿佛”。

　　书籍既少，印刷又拙，在这样的环境里，要领略艺术的美妙，我觉得是万难做到的。

　　力能历览欧陆画廊的幸福者，不必说了，倘只能在中国而偏要留心国外艺术的人，我以为必须看看外国印刷的图画，那么，所领会者，必较拘泥于“国货”的时候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