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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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第2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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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

  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

  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ASAMerezhi-kovskiiZANAHippius),库普林(AAIAKuprin),蒲宁(IAAABunin),安特来夫(LANAAndreev)之流的逃亡〔7〕,阿尔志跋绥夫(MAPAArtzybashev),梭罗古勃(FiodorSologub)之流的沉默〔8〕,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ValeriBriusov),惠垒赛耶夫(VAVeresaiev),戈理唬ǎ停幔椋恚牵铮颍耄椋暄晴娣蛩*基(VAVAMayakovski)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AlekseiNATolstoi)〔9〕。

  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谡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年顷,新经济政策〔10〕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Serapionsbrü-der)〔11〕。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

  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

  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

  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

  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

  ……但我爱农民的俄国。“〔12〕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

  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

  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13〕,是很给他们支持的。

  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

  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

  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

  这也是无足异的。

  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

  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14〕,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BB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竖琴》。

  《竖琴》,鲁迅翻译和编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MA扎醚嵌抖纯摺贰ⅲ*A*缪┘骁妗独虾淖印罚ㄈ崾耄ⅲ藺伦支《在沙漠上》、KA斐定《果树园》、AA雅各武莱夫《穷苦的人们》、VA理丁妒佟贰ⅲ臕左祝黎《亚克与人性》、BA拉甫列涅夫《星花》(曹靖华译)、VA英倍尔《拉拉的利益》、VA凯泰耶夫《“物事”》(柔石译)。

  〔2〕尼古拉斯二世(YTOKFIa,1868—1918)

  通译尼古拉二世,俄国最后的一个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3〕陀思妥夫斯基(iAnAeKS'KGLSOT,1821—1881)通译退雇滓蛩够砉骷遥*著有中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都介涅夫(fAUAZ^‘'GJGL,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

  〔4〕文学研究会参看本卷第305页注〔20〕。

  〔5〕创造社参看本卷第7页注〔5〕。

  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强调“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

  后来他们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6〕波斯诗人指莪默伽尼谟(OmarKhayyám,1048—1123)。

  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译了他的诗《鲁拜集》(Rubáiyát)。

  他在诗里常歌唱饮酒。

  “黄书”文士,指英国十九世纪末聚集在“黄书”(TheYellowBook)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毕亚兹莱、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约翰。戴维森、小说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

  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作品。

  〔7〕梅垒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1866—1941)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其妻吉皮乌斯(EAYACTaaT^S,1869—1945),俄国象征*饕迮耍欠吓纱怼他们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国。

  库普林(AAfAd^a‘TJ,1870—193*福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苏联。

  蒲宁(fAAAN^JTJ,1870—1953),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

  安特来夫,即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芬兰。

  〔8〕阿尔志跋绥夫(M艫c‘QhVIjGL,1878—1927)俄国作家*一九二三年逃亡华沙。

  梭罗古勃(iAUKFK'^V,1863—1927),俄国准遥笳髋纱恚*要作品都写于十月革命以前。

  〔9〕勃留梭夫(DAFAN‘oSKL,1873—1924)苏联诗人,早期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一九○五年革命前夜开始接触现实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从事社会、文化活动。

  写过一些歌颂革命的诗。

  惠垒赛耶夫,通译魏烈萨耶夫,十月革命后写有长篇小说《绝路》、《姊妹》等。

  戈理基,即高尔基,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论文章。

  玛亚珂夫斯基(BABAMIbOKLSOJ,1893—1930),鸵肼硌趴煞*斯基,苏联诗人。

  他的代表作长诗《列宁》、《好》都写在十月革命之后。

  亚历舍托尔斯泰,一九一九年侨居国外,一九二三年回国,以后连续发表长篇小说《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等。

  〔10〕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

  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1〕“绥拉比翁的兄弟们”(UG‘IaTKJKLhN‘I'Lb)通译“谢榔の绦值堋薄R痪哦荒暧陕状摹⒆*琴科等六人组成,一九二四年自动解散。

  它的名称是借用德国小说家霍夫曼的一部四卷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

  〔12〕淑雪兼珂(MAMAGKjGJOK,1895—1958)通译左琴科!靶焕の绦值堋*文学团体发起人之一。

  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一九二二年《文学杂志》(俄文)第三期所载《论自己及其他》一文。

  〔13〕瓦浪斯基(AAdADK‘KJSOT,1884—1943)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批评家。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的杂志《红色处女地》。

  〔14〕《烟袋》苏联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苏联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说,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萧伯纳在上海》序

  现在的所谓“人”,身体外面总得包上一点东西,绸缎,毡布,纱葛都可以。

  就是穷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条破裤子;就是被称为野蛮人的,小肚前后也多有了一排草叶子。要是在大庭广众之前自己脱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这就叫作不成人样子。

  虽然不像样,可是还有人要看,站着看的也有,跟着看的也有,绅士淑女们一齐掩住了眼睛,然而从手指缝里偷瞥几眼的也有,总之是要看看别人的赤条条,却小心着自己的整齐的衣裤。

  人们的讲话,也大抵包着绸缎以至草叶子的,假如将这撕去了,人们就也爱听,也怕听。因为爱,所以围拢来,因为怕,就特地给它起了一个对于自己们可以减少力量的名目,称说这类的话的人曰“讽刺家”。

  伯纳。萧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不必说毕力涅克(BorisPllniak)和穆杭(PaulMorand)了,〔2〕我以为原因就在此。

  还有一层,是“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3〕,但这是英国的事情,古来只能“道路以目”〔4〕的人们是不敢的。不过时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听洋讽刺家来“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还有一层,我在这里不想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裤。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来了。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者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但结果如何呢?结果只要看唠叨的多,就知道不见得十分圆满了。

  萧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英系报,日系报,白俄系报,虽然造了一些谣言,而终于全都攻击起来,就知道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国报,那是无须多说的,因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这跟也跟得长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战略关系”上,这才走在他们军队的前面。

  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门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说萧是凹凸镜,我也不以为确凿。

  余波流到北平,还给大英国的记者一个教训:他不高兴中国人欢迎他。二十日路透电说北平报章多登关于萧的文章,是“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苦痛性”。〔5〕胡适博士尤其超脱,说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欢迎。〔6〕“打是不打,不打是打!”〔7〕这真是一面大镜子,真是令人们觉得好像一面大镜子的大镜子,从去照或不愿去照里,都装模作样的显出了藏着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虽然用笔和舌的还没有北平的外国记者和中国学者的巧妙,但已经有不少的花样。旧传的脸谱本来也有限,虽有未曾收录的,或后来发表的东西,大致恐怕总在这谱里的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灯下,鲁迅。

  BB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野草书屋出版的《萧伯纳在上海》。

  《萧伯纳在上海》,乐雯(瞿秋白)编译,辑入上海中外报纸对于萧在上海停留期间的记载和评论。在该书的《写在前面》中说,编译这书的主要用意,是把它“当作一面平面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2〕泰戈尔一九二四年四月曾来我国访问。毕力涅克一九二六年曾来我国。

  穆杭又译莫朗,法国作家,一九三一年曾来我国。〔3〕“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1806—1873)的话。

  〔4〕“道路以目”语见《国语。周语》: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据三国时吴国韦昭注:“不敢发言,以目相眄而已”。

  〔5〕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萧伯纳由上海到北平,同日英国路透社发出电讯说:“政府机关报(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报纸)今晨载有大规模之战事正在发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广大之篇幅载萧伯纳抵北事,闻此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痛苦性。”

  〔6〕胡适的话,见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路透社另一电讯:“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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