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发抖。
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
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
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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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书评”栏，题为《“苏联闻见录”序》。
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黄岩人，五金工人。
原在巴黎做工，一九二九年因法国经济危机失业，一九三○年应募到苏联做工。
《苏联闻见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２〕新旧三都指南京、洛阳和西安。
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一二八战争时，又曾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
南北两京，指南京和北京。
〔３〕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论家。
他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４〕《譬喻经》即《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
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求那毗地译，是佛教宣讲大乘教义的寓言性作品。
这里所引的故事见该书的《三重楼喻》：“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
到馀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
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财钱，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
即唤木匠而问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
即便语言，今可为我造楼如彼。
是时木匠，即便经地垒作楼，愚人见其垒作舍，犹怀疑惑，不能了知。
而问之言：欲作何等。
木匠答言：作三重屋。
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
木匠答言：无有是事。
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
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
时人闻已，便生怪笑。
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论“第三种人”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２〕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
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
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４〕。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
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
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
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
——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
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
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
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
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７〕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
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
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８〕：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
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
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
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
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
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
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
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９〕。
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１０〕。
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
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
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
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１１〕那样伟大的画手。
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
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１２〕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１３〕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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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他自称“自由人”，一方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方面则对当时“左联”所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认为“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
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反击。
洛扬（冯雪峰）在《文艺新闻》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发表了《致文艺新闻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
假面具掩盖下的反动实质。
由此苏汶（即杜衡）就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认为当时许多作家（即他所说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搁笔”，是因为“左联”
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霸占”了文坛的缘故；并在文中对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
于是“左联”也就继续对胡秋原、苏汶等加以反击和批判。
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这情形下发表的。
〔２〕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
当时胡秋原曾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结；托洛茨基派同国民党反动派一鼻孔出气，诬蔑中国工农红军为“土匪”。
〔３〕“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的话：
“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
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
作者，老实说，是多少带点我前面所说起的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４〕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所说的话：”诚哉，难乎其为作家！……他只想替文学，不管是煽动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着一线残存的生机，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导者们算出命来，派定他是那一阶级的走狗。“
〔５〕苏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人，当时《现代》月刊的编辑。
这里所说苏汶的文章，即上述《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现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载《“第三种人”的出路》。
〔６〕“左而不作”见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
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
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还不如左而不作。
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７〕苏汶的这些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有了三年的历史。
在这三年的期间内，理论是明显地进步了，但是作品呢？不但在量上不见其增多，甚至连质都未见得有多大的进展。
固然有人高唱着克服什么什么的根性和偏见。
但是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吗？“
〔８〕苏汶说过“笑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容我说句笑话，连在中国这样野蛮的国家，左翼诸公都还可以拿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作品去从资本家手里换出几个稿费来呢。”〔９〕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说：“譬如拿他们（按指”左联“）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这问题来说吧。
他们鉴于现在劳动者没有东西看，在那里看陈旧的充满了封建气味的（这就是说，有害的）
连环图画和唱本。
于是他们便要作家们去写一些有利的连环图画和唱本来给劳动者们看。
……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的。
这一点难道左翼理论家们会不知道？他们断然不会那么蠢。
但是，他们要弗罗培尔什么用呢？要托尔斯泰什么用呢？他们不但根本不会叫作家去做成弗罗培尔或托尔斯泰，就使有了，他们也是不要，至少他们‘目前’已是不要。
而且这不要是对的，辩证的。
也许将来，也许将来他们会原谅，不过此是后话。“
〔１０〕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
他曾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