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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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第2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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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

  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

  诸望勿念。

  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

  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

  其实是不然的。

  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

  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

  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

  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15〕。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

  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

  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H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潜*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

  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

  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16〕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

  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

  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17〕,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

  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BB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

  〔2〕五个青年作家参看本卷第283页注〔2〕。

  〔3〕“左联”五位作家被捕遇害的消息,《文艺新闻》第三号(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为题,用读者致编者信的形式,首先透露出来。

  〔4〕林莽即楼适夷,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

  当时“左联”成员。

  〔5〕彼得斐(PetfiSándor,1823—1849)通译裴多菲,匈牙利爱国诗人。

  主要诗作有《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等。

  〔6〕《莱克朗氏万有文库》一八六七年德国出版的文学丛书。

  〔7〕丸善书店日本东京一家出售西文书籍的书店。

  〔8〕“三道头”当时上海公共租界里的巡官,制服袖上缀有三道倒人字形标志,被称作“三道头”。

  〔9〕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建文帝朱允吧时的侍讲学士、文学博士。

  建文四年(1402)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命他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灭十族。

  〔10〕“人心惟危”语见《尚书。大禹谟》。

  〔11〕《说岳全传》清代康熙年间的演义小说,题为钱彩编次,金丰增订,共八十回。

  该书第六十一回写镇江金山寺道悦和尚,因同情岳飞,秦桧就派“家人”何立去抓他。

  他正在寺内“升座说法”,一见何立,便口占一偈死去。

  “坐化”,佛家语,佛家传说有些高僧在临终前盘膝端坐,安然而逝,称作“坐化”。

  偈子,佛经中的唱词,也泛指和尚的隽语。

  〔12〕涅~劇》鸺矣铮馕琶稹⒔馔训龋阜鸷透呱乃劳觯步性布拧:

  罄*引伸作死的意思。

  〔13〕柔石被捕后,作者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家属避居黄陆路花园庄,二月二十八日回寓。

  〔14〕指王育和,浙江宁海人,当时是慎昌钟表行的职员,和柔石同住闸北景云里二十八号,柔石在狱中通过送饭人带信给他,由他送周建人转给作者。

  〔15〕日本歌人指山本初枝(1898—1966)。

  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作者将此诗书成小幅,托内山书店寄给她。

  〔16〕“徐培根”白莽的哥哥,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

  〔17〕向子期(约227—272)向秀,字子期,河内(今河南武陟)人,魏晋时期文学家。

  他和嵇康、吕安友善。

  《思旧赋》是他在嵇、吕被司马昭杀害后所作的哀悼文章,共一百五十六字(见《文选》卷十六)。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

  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

  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

  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

  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

  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

  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AGogol)和波兰的显克沃Вǎ華Sie*睿耄椋澹鳎椋簦玻病场H毡镜模窍哪渴蜕竿狻玻场场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

  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4〕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

  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5〕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

  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

  的新式的别号。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

  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流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6〕。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

  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

  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

  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

  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

  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7〕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

  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8〕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

  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

  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

  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

  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

  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BB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

  〔2〕显克微支(1846—1916)波兰作家。

  作品主要反映波兰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波兰人民反对异族侵略的斗争。

  著有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伏洛窦耶夫斯基先生》和中篇小说《炭画》等。

  〔3〕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我是猫》、中篇小说《哥儿》等。

  森鸥外(1862—1922),日本小说家、文学评论家,著有小说《舞姬》等。

  〔4〕会馆指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

  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作者曾在此寄住。

  〔5〕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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