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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口含天宪”语见《后汉书。朱穆传》：“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尝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q则伊、颜化为桀、跖。
“据清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天宪，王法也，谓刑戮出于其口也。“
〔７〕关于蜡人和活人下棋的事，见清朝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礼部尚书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一九○六年北京和第一书局出版）。
该书“丙午（１９０６）正月二十一日”记有参观巴黎蜡人院的情况：“午后往观蜡人院，院中蜡人甚多，或坐或立，神志如生。
最妙者：一蜡像前置棋枰，能与人对弈。
如对手欺之，故下一子不如式，则像即停子不下，若不豫状。
其仍不改，即以手将棋子扫之。
巧妙至此，诚可叹也！“
〔８〕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
后来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一九○四年至一九○八年，他周游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兰西、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吉利等十一国。
这里所说的事，见他的《欧东阿连五国游记。游塞耳维亚京悲罗吉辣》：“王宫三层，黄色颇丽，然临街，仅如一富家屋耳。
往闻塞耳维亚内乱弑君后，惊其易，今观之，乱民一拥入室，即可行弑，如吾国乡曲行劫富豪，亦何难事。
如以中国禁城之森严广大比之，则岂能顷刻成弑乎？“（见《不忍杂志汇编》二集卷四）
谣言世家
双十佳节〔２〕，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壬模凇妒笔滦卤ā飞细颐墙补飧*时候的杭州的故事。
〔３〕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所以要他说“九百九十九”，一露马脚，刀就砍下去了。
这固然是颇武勇，也颇有趣的。
但是，可惜是谣言。
中国人里，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
当钱大王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
〔４〕不过这出于宋人的笔记，是谣言也说不定的。
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带着没落的阔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来，却是事实，苟延残喘，要大家有刚决的气魄，难不难。
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
自然，倘有军阀做着后盾，那是也会格外的撒泼的，不过当时实在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也没有乐于杀人的人们。
我们只要看举了老成持重的汤蛰仙先生做都督〔５〕，就可以知道是不会流血的了。
不过战事是有的。
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
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
虽然如此，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
口粮当然取消，各人自寻生计，开初倒还好，后来就遭灾。
怎么会遭灾的呢？就是发生了谣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优游于西子湖边，秀气所钟，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
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
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
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
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
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
这是杭州驻防旗人的收场。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
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
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６〕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
下毒学说起于辛亥光复之际的杭州，而复活于近来排日的时候。
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至于用数目来辨别汉满之法，我在杭州倒听说是出于湖北的荆州的，就是要他们数一二三四，数到“六”字，读作上声，便杀却。
但杭州离荆州太远了，这还是一种谣言也难说。
我有时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谣言，那句是真话了。
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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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２〕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
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纪念日，又称“双十节”。
〔３〕汤增〃懊褡逯饕逦难А钡墓拇嫡摺Ｋ谝痪*三三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辛亥革命逸话》中说：“旗人谓九为钩。
辛亥革命起，旗人皆变装图逃，杭人乃侦骑四出，遇可疑者，执而讯之，令其口唱‘九百九十九’，如为旗人，则音必读‘钩百钩十钩’也。
乃杀之，百无一失。“旗人，清代对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后来一般用以称呼满族人。
〔４〕钱大王即钱镠（８５２—９３２），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
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记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
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
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
‘“
〔５〕汤蛰仙（１８５７—１９１７）即汤寿潜，浙江绍兴人。
清末进士，武昌起义后曾被推为浙江省都督。
〔６〕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安徽合肥人，清末北洋大臣，洋务派首领。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他避战求和，失败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易顺鼎在《劾权奸误国奏》中说：“李鸿章虽奸，尚不及其子李经方之甚。
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
……
以权奸为丑虏内助，而始有用夷变夏之阶；以丑虏为权奸外援，而始有化家为国之渐。“按李经方系李鸿章之侄，曾娶一日本女子为妾。
由中国女人的脚
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失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庵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２〕，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
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３〕，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４〕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时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５〕“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６〕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仁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族鸟作的《朝野佥载》〔７〕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８〕。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
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卢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
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９〕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１０〕，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列国〔１１〕，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证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１２〕，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
“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１３〕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