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第47部分

　　〔11〕培那特萧　即萧伯纳。
他关于“读书者”、“思索者”、“观察者”的
议论见于何种著作，未详。
（按英国学者嘉勒尔说过类似的话，见鲁迅译日本鹤见
襱辅《思想·山水·人物》中的《说旅行》。
）
　　〔12〕勖本华尔　即叔本华。
“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可能指他的《读书和书
籍》中的这段话：“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
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
的过程。
……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
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
”




　　　　　　　　　　　　　　　　　　　　　　　　　　　　反“漫谈”〔1〕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
真是
《语丝》之所以为《语丝》。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
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
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
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
论，如《教育漫谈》〔3〕，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一定要有这种人，
世界才不寂寞。
这一点，我是佩服的。
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
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
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
献一点意见。
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
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
来办“教育”。
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
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　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　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　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
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5〕的。
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
我有时真想将这老
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
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
请徐先生恕之。
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
于是听话的属
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
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
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
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
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
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
那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
大悟了——
　　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

　　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
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
分。
如此而已。
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
后来终
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
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
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
　　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世故的老人”　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

　　〔3〕《教育漫谈》　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
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
一九二七年八
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
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
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
的议论。

　　〔4〕“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
“知其不
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5〕再作冯妇　《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
则之
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
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
之；其为士者笑之。
”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革命时代的文学〔1〕

　　　　　　　　　　　　　　　　　　　——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2〕讲

　　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
这学校是邀过我好
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
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
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
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
懂什么。
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自然，
因为自己的嗜好，文学书是也时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
西来。
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
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
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3〕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
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
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
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
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
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
文
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
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
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
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
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
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
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4〕，在文学中并无价
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
才是革命文学。
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
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
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
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
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
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
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
其实“革命”是并不
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
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
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
”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
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
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
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
它们不但
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
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
是他胜利了。
现在也还没有完。
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
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呢？大约可以分开三个时候来说：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
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
但这些叫苦鸣不平
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
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
所
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
例
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
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
有些
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
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
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
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
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
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
但也有例外，如波兰，
虽然早有复仇的文学〔5〕，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
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
还有一层，是
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
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
有人说：“文学是穷
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
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
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
才能做文章。
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
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
　　所以大革命时代的文学便只好暂归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
就又产生文学。
这时候底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讴歌革
命，因为进步的文学家想到社会改变，社会向前走，对于旧社会的破坏和新社会的
建设，都觉得有意义，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
歌。
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挽歌——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
有些的
人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我想，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

　　革命虽然进行，但社会上旧人物还很多，决不能一时变成新人物，他们的脑中
满藏着旧思想旧东西；环境渐变，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旧时的舒服，
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因而讲出很古的话，陈旧的话，形成这样的文
学。
这种文学都是悲哀的调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见新的建设胜利了，
一方面看见旧的制度灭亡了，所以唱起挽歌来。
但是怀旧，唱挽歌，就表示已经革
命了，如果没有革命，旧人物正得势，是不会唱挽歌的。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
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
不过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
几乎全是旧式。
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
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
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
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
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
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
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
中国社
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
两种文学。
他们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
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
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
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
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
的结果。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
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
一个才子出门遇
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要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于团圆了。

这样地看看，多么舒服。
或者讲上等人怎样有趣和快乐，下等人怎样可笑。
前几年
《新青年》〔6〕载过几篇小说，描写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