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没有著作留传下来，后人仅能从先秦书中略知他的学说的大概。
〔70〕陶潜诗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岁九月九日》中说：“万
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
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
”又《与子俨等疏》中说：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
”等等。
可恶罪〔1〕
这是一种新的“世故”。
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
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
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
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
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2〕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
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
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
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九，十四。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清党委员会 蒋介石国民党为镇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拥护孙中山三大政
策的左派分子而设立的机构。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指派邓泽如等七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五月十七日，
该会正式成立，各省也先后组成它的下属机构。
扣丝杂感〔1〕
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一四七期）的《随感录》（二八）
〔2〕而写的。
这半年来，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没有一种完全的：《莽原》，
《新生》〔3〕，《沉钟》〔4〕。
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讲的都是汉学，
末尾附有《西游记传奇》〔5〕，我想和演义来比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
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
至于《语丝》，我所没有收到的统共有六期，后来多从
市上的书铺里补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终于买不到，至今还不知道内容究竟是怎
样。
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遗失，还是没收的呢？我以为两者都有。
没收的地方，
是北京，天津，还是上海，广州呢？我以为大约也各处都有。
至于没收的缘故，那
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
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
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
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
暇顾及时代和内容。
但韦丛芜的《君山》〔6〕，也被扣留。
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
“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
邮局里。
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
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
但至今已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
我想，十之九都被没
收了，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
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
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
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
像会犯禁。
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
这些事。
只有《闲话拾遗》了。
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
一是讲日本的，大约也
还不至于犯禁。
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
莫
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
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
呢？也莫明其妙。
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为在于检查的人员。
中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
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
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
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
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
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
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
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
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
风顺，算是好的。
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
〔8〕这才庶几免于罪戾。
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
实在还是格不相入。
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
谁也莫明其妙。
还有一层，是终日检查刊物，不久就会头昏眼花，于是讨厌，于是生气，于是
觉得刊物大抵可恶——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严办不可。
我记得书籍不切边，
我也是作俑者之一，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的。
后来看见方传宗先生的通信（见
本《丝》一二九），竟说得要毛边装订的人有如此可恶〔9〕，不觉满肚子冤屈。
但
仔细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图书馆员，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兴趣的毛边书，
终于不免生气而大骂毛边党，正是毫不足怪的事。
检查员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
要发火，开初或者看得详细点，但后来总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
——只剩了一条最稳当的路：扣留。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
毁。
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
呜呼哀哉！我的
《烈火集》呵。
我的《西游记传奇》呵。
我的……。
附带还要说几句关于毛边的牢骚。
我先前在北京参与印书的时候，自己暗暗地
定下了三样无关紧要的小改革，来试一试。
一，是首页的书名和著者的题字，打破
对称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几行空白；三，就是毛边。
现在的结果，
第一件已经有恢复香炉烛台式的了；第二件有时无论怎样叮嘱，而临印的时候，工
人终于将第一行的字移到纸边，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无可挽救；第三
件被攻击最早，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
与李老板〔10〕约：别的不管，只是我
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
确是毛边。
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
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
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
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言归正传。
刊物的暂时要碰钉子，也不但遇到检查员，我恐怕便是读书的青年，
也还是一样。
先已说过，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
这才是“革命文学”。
我曾经看见一种期刊上登载一篇文章，后有作者的附白，说
这一篇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对不起。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
“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
变了“反革命”了。
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
一种反革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
纯正——正宗。
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
之虑的思想和文字。
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
因为共产派无视
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
育部禁止白话〔12〕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
中。
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那么，谈谈风月，讲讲女人，怎样呢？也不行。
这是“不革命”。
“不革命”
虽然无罪，然而是不对的！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
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
而此时刀尖的挥动，还是横七竖八。
方向有个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罢。
然而也
不过是“好些”，内中的骨子，恐怕还不外乎窒息，因为这是先天性的遗传。
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13〕说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
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
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
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
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钝锐，我和现
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
所以《语丝》的莫明其妙的失踪，大约也许只是我们
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恕词。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约惟在上海者被押。
假如真的被押，
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
“打倒……打倒……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
些责任，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
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
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
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
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
近乎傀儡的趋势。
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
的幻形。
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
假如我
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
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
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
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
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
猛人所看见的
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
老实说一句罢，虽是
“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
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
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
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
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
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
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
馒头都自己不知道。
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17〕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
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
次更论猛人倘
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
结末是包围脱离法。
——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
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
我思索是也
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
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
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
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
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
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
的若干人所包围。
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
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世事也还是像螺旋。
但《语丝》今年特别碰钉子于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这
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
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
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
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
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
有近于赤化之虑者无
论矣，而要说不吉利语，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
人不欢。
而《语丝》，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盖犹
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语丝》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随感录》二十八是岂明所
作的《光荣》。
内容是说《语丝》第一四一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指斥吴稚
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因而从那一期以后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3〕《新生》 文艺周刊，北京大学新生社编辑发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创刊，
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