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后为“左联”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
（37）台明·培特尼（1883～1945）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苏联诗人。在苏联
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写了不少歌颂革命、讽刺敌人的政治鼓动诗。一九二三年四月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授予他红旗勋章（即赤旗章）。
（38）《论翻译之难》指胡适的《论翻译》一文，载《新月》第一卷第十一期
（一九二九年一月），其中有“翻译是一件艰难的事，谁都不免有错误”的话。
（39）法兑耶夫（1901～1956）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
《青年近卫军》等。《毁灭》曾由鲁迅译成中文，从一九三○年一月起在《萌芽月
刊》上连载，题为《溃灭》；一九三一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单行本，改题为
《毁灭》。
（40）格拉特珂夫（1883～1958）苏联小说家，著有《水门汀》，又译《士敏土》，
通译《水泥》，是他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
（41）“布尔乔亚”的恶意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
说鲁迅、茅盾等对“口号标语文学”的批评，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作家”对“普
罗列塔利亚文坛”的“恶意的嘲笑”。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ie的音译，即资产
阶级。
（42）亚历舍·托尔斯泰（1883～1945）、普理希文（1873～1954），都是在十
月革命前即已成名，革命后仍继续创作活动的作家。
（43）这些话，也见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44）“艺术之宫”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
《〈呐喊〉的评论》中说：鲁迅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虽
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
作”。
（45）“太阳”隐喻蒋光慈、钱杏邨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太阳社。
（46）“猩猩”之说，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
（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长虹的
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下文所说“骂到牙齿的颜色”，参看本卷第118页注⑥。
（47）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
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
肝脏。
（48）《文艺政策》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
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
策讨论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
家大会的决议）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
的决议）三个部分。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曾连载于
《奔流》月刊，一九三○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鲁迅、冯雪峰主编的《科学
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49）郑伯奇（1895～1979）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当时他在上海开
设文献书房。
（50）Hauptmann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Gregory夫人，格列高
里夫人（1852～1932），爱尔兰剧作家。
（51）《文艺生活》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郑伯奇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
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52）所谓“投降”之说，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
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
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53）“方向转换”《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所载钱杏邨《中国新
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
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所载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也说：“鲁
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
（54）片冈铁兵（1894～1944）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
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
（55）“阿狗阿猫”一九三○年一月八日《申报·艺术界》（国民党文化特务朱
应鹏主编）“余话”栏刊载陈洁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一文，攻击马列主义理
论的翻译和传播，说“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
驯至阿猫阿狗联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这样，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书籍就发瘟了。”
同月十六日该刊又发表倜然的《创作数种》，其中也有类似的话：“看了阿猫阿狗
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会科学书，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会科学时代了。”
《申报》，参看本卷第92页注②。
（56）藏原惟人日本文艺评论家。
（57）蒋光慈的这些话，见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
《东京之旅》。
（58）《一周间》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作，蒋光
慈译。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59）达尔文的学术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
源》）一种，一九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60）尼采的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一
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61）“严正态度”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
辞《新月的态度》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所谓“健康”和“尊严”的“两大原
则”，认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都是和他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
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在该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
《敬告读者》中，又说“我们的立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
（62）《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作，载《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
九二九年九月）。
“友邦惊诧”论①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②，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
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③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
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
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④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
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
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
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
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
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
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
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
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
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
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
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
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
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
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
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
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⑤，
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
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
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
（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⑥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
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
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
瓜分就是了。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二期，署名明瑟。
②学生的请愿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全国各地学生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到南京请愿的事件。对于这次学生爱国行动，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国，
禁止请愿；十七日当各地学生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又命令军警逮捕和枪
杀请愿学生，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打伤百余人；十八日还电令各地军政当局紧急处
置请愿事件。
③哀求国联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多次向国联申诉，十一月二十二日当日
军进攻锦州时，又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以中国军队退入关内为条件请求日
军停止进攻；十二月十五日在日军继续进攻锦州时再度向国联申诉，请求它出面干
涉，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
④冯庸大学奉系军阀冯庸所创办的一所大学，一九二七年在沈阳成立，一九三
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停办。
⑤中大，南京中央大学。
⑥中公，中国公学；复旦，复旦大学；复旦附中，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东
亚，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上中，上海中学；文生氏，文生氏高等英文学校。这些都
是当时上海的私立学校。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①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
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
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②里的，在头号字的
《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
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
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
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
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
“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
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
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
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③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
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
海日报》④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⑤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
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
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
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
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
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
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
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
以前，将“裸体游行”⑥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
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
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
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
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
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