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
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
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②《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
停刊。
③《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
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
《〈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④《上海日报》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
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⑤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
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
⑥“裸体游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
办的报纸）登载一则题为《打破羞耻——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的新闻，造谣
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时中国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①
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
“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②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
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③中。
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
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
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④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
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
还有收获哩。《申报》报告，今年的大夏学生，敬请“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
先生”去教“小说学”了。中国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会教外国史的，国文先生是
一定会教伦理学的，何况小说先生，当然满肚子小说学。要不然，他做得出来吗？
我们能保得定荷马⑤没有“史诗作法”，沙士比亚⑥没有“戏剧学概论”吗？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
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
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⑦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
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
是“望梅止渴”云。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黄棘。
②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
汉奸。他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自称“转换方向”。他在自
己主编的《乐群》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编后》中，攻击
《拓荒者》、《萌芽月刊》等刊物，其中说：“有人还自谦‘拓荒’‘萌芽’，或
许觉得那样的探求嫌过早，但你们不要因为自己脚小便叫别人在路上停下来等你，
我们要勉力跑快一点了，不要‘收获’回到‘拓荒’，回到‘萌芽’，甚而至于回
到‘下种’呀！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厌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
③乐群书店张资平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开设的一个书店，一九二九年曾出版过
《资平小说集》，并在《乐群》月刊上登过将为张资平“搜印全集以飨读者”的广
告。
④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记载：汉代淮南王刘安吃了仙
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这里是用以讽刺
张资平曾一度宣称自己“转向”革命的投机行为。他在《乐群》半月刊第一卷第二
期（一九二八年十月）的《编后并答辩》中曾说：“论我的作品，截至一九二六年
冬止写《最后的幸福》后，就没有再写那一类的作品了。无论从前发表过如何的浪
漫的作品，只要今后能够转换方向前进。”
⑤荷马（Homeros）相传为公元前九世纪古希腊的行吟盲诗人，史诗《伊利亚特》、
《奥德赛》的作者。
⑥沙士比亚（W．Shakespeare，1564～1616）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
诗人。著有剧本《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三十七种。
⑦门墙语出《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
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后来常以“门墙”指教师讲学的地方。
知难行难①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
好。
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②，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
“治国平天下”③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
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
任务。
④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
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
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
帝呢。
⑤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⑥”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
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
……”（十月十四日《申报》。
）
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
外，⑦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
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
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
论⑧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⑨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
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
”（《沈阳事
件》。
）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
神妙极了。
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②“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③“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
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
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
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
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
其
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
当时约定了五月
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
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
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
……
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
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
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
⑤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
本租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
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
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⑥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
一九
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
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
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⑦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
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
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
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⑧“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
说》之中。
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
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
后来蒋介石等人利
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
《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
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
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
（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
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
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⑨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
曾留学美国。
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
出版。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①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
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
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智识
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
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
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
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
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明他们是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
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因为如传略②所罗列，我们的几
个遇害的同志的年龄，勇气，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绩，已足使全队走狗不敢狂吠。
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
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
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
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
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现在，军阀的报告，已说虽是六十岁老妇，也为“邪说”所中，租界的巡捕，
虽对于小学儿童，也时时加以检查，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
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
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
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
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 ※ ※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署
名L．S．。
②传略指刊登在《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的“左联”五烈士的小传。他
们是李伟森（1903～1931），又名李求实，湖北武昌人，译有《朵思退夫斯基》、
《动荡中的新俄农村》等。柔石，参看本书《柔石小传》。胡也频（1905～1931），
福建福州人，作品有小说《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冯铿（1907
～1931），原名岭梅，女，广东潮州人，作品有小说《最后的出路》、《红的日记》
等。殷夫（1909～1931），即白莽，一名徐白，浙江象山人，作品有新诗《孩儿塔》、
《伏尔加的黑浪》等，生前未结集出版。他们都是“左联”成员，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伟森被捕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其他四人被捕时都是“左联”负责工作人员。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们为反对王明等人召集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东
方旅社参加集会被捕。同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①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