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史研究与唐史研究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魏晋南北朝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中原地区暂时受到战乱的影响和冲击而有所失坠，但是，在与异族文化相遇、相撞的过程中，传统学术文化依然找到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与异族文化相融、相合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因此而失去自我，反而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充实深邃并得到发扬光大。作为我国中古极盛之世的隋唐两朝，其广博纷繁的文物制度正是有赖于此而形成和建立起来的。陈寅恪先生关于河西文化的论说，揭示了中古时期传统学术文化绵延一脉而传承不坠的真谛，具有开拓之功。陈寅恪关于河西文化的论说对于西域史研究的启发意义在于以他的学术眼光去观察西域地区的文化面貌，通过透视汉族传统文化在多元的西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西域对汉族文化的认同程度，有一种山重水复后，于光亮中触摸到你正在寻找的那一方土地的感觉。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陈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陈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9年，陈寅恪已是知天命之年，这年暑假本来打算应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可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没有去成，在同年的秋季重返昆明授课。在告别妻儿时作诗《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云：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
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狸埋 催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①
1939年秋天开始的学年，陈寅恪讲授“隋唐史”与“佛经翻译文学”两门课。“佛经翻译文学”这一堂课的课堂，在大西门内文林街昆华中学南院悬有“南天一柱”的大殿。听讲的人却是屈指可数，大概是因为这门课比较深刻难懂的原因。陈寅恪通晓好多已经废死的东方民族古代文字。开课之初，就说魏晋以后至唐代间各家所译佛经，若将梵文原本或藏文译本对核，即易发现其误解原文因而误译之处，好像看学童们的考卷。谈到佛经，一般知识分子，除非兼是信徒，大都茫然。唯《维摩诘经》则有其特别的通俗性。由于《维摩诘经》饶有文学兴趣，故陈寅恪即首举该经，从其中举例说明。盖佛经为阐发哲理之助，向多藉故事譬解，原具文学意味，该经出自大乘兴盛之后，较少拘束，尤便自由发挥之故。②
这年九月，陈寅恪在昆明开始校读《新唐书》，准备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他所校读的本子为中华排印本，读过一遍后，在书后自记云：“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读一过。”北平寄出的书毁于长沙大火，由港赴滇路上书又失窃，其中就丢失了很多以前的研究成果。这无疑增加了现在校读工作的繁杂和难度。陈寅恪校此书时，已远不如校《旧唐书》时的悠闲。流离西南，生活极不安定，现在他的眼睛视力已经大大不如以前了。其中的书眉和识语较以前校过的旧书要少一些，但是仍有很多精辟的地方，凸现了他的独特的见解和分析，从崭新的角度给人以启发。
尽管生活中有诸多的不如意，不能按照一些既定的计划平稳的进行，由此流失掉了一些本来可以有更好结果的机会。但是解决的办法也许只能是顺应事态的发展，搁置了一些东西，也开始了新领域的努力，纷乱的时局中也许会等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机会。这一年陈寅恪在授课之余写成了《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读哀江南赋》、《敦煌本心王头陀及法句经跋尾》、《刘叔雅庄子补正序》几篇论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文开始于这年冬，在次年四月才最终完稿。①对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渊源的研究、对晋唐诗人创作所作的历史笺证等等，将陈氏“史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融入其中，这也是陈寅恪做学问的学术源泉。
1940年的春节陈寅恪在昆明度过，大年除夕，昆明虽然“鱼龙灯火”，“仿佛承平”，但是当时“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②物价飞涨，钱不值钱，虽然是佳节，他的心里却是伤感无限。
春节过后，陈寅恪仍然留在昆明西南联大，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教授。讲授“隋唐史研究”和“白居易研究课”。1940年3月，他到重庆出席中央研究员会议。会议的召开是因为蔡元培在这年的３月５日于香港病逝，中央研究院要开会选举新院长。当时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成员大都信奉民主和自由主义，不想以政府指派的某些政客为院长。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陈寅恪在内，主张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学术。陈寅恪认为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该为胡适。他举出的理由是，胡适对于中国的几部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在国内外的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如果找一个理科的人担任，则应该找李四光，因为李四光在地质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在当时的中国是无人可比的，而翁文灏只是偏重在地质调查方面。但是这两位得民心的人物，偏偏是政府所不感兴趣的。傅斯年说：“寅恪矢言重庆之行，只为投胡适一票”。胡适当时任驻美大使，似乎不可能回来任院长。陈先生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成员之一，评议会举行会议时总要请他出席。但他在会上一言未发，他曾说在任何一次评议会的记录本上，决不会找得到他的一次发言。正因为如此，在推选新院长的那次评议会上，陈寅恪大概并没有把他的推选意见提出，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已经由幕后活动作出决定，提出来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①即便知道这样，他们还是要选，以“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当政府下条子指名选顾孟余时，群情“颇为激昂”。因为顾孟余在二三十年代大多从事于政治活动，与学术界的活动已经极为疏淡，所以得不到人们的认同。结果选出的三位候选人是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照规定再由政府圈选一人。但由于顾孟余未列名，政府迟不圈选，一直到10月1日，才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和“读书不肯为人忙”始终作为自己做人与治学根本的陈寅恪对政府干预指定的顾孟余出任院长一职，心里是不能接受和愤慨的，对朱、翁都不以为意，他心目中的最佳人员依然是胡适。事后他曾经私下对傅斯年等人说：“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在开会期间，翁文灏和任叔永具名请客的宴会上，“寅恪发言，大发挥其学术自由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等”。
这次宴会后，陈寅恪回到妹夫俞大维住宅，作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归作》：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②
吴宓注此诗中谈到，陈寅恪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曾住俞大维妹夫家中。已而某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某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故有此诗第六句。蜀道难，故蜀游标出“畏”字。乘兴而来，并非无端，实因赴会。蜀中故垒，江流如昔，而英雄已尽，寄慨无穷。而渝州所见，正中此慨，故点化食蛤旧典（“不知许事，且食蛤蜊”），工部佳句（“花近高楼伤客心”），以表失望之情，则蜀游不仅可畏，更无端矣。尾句“一梦迷离”，竟至白头，陈寅恪对此忧愤之深，已和盘托出。③
1939年夏间，学期结束，陈寅恪到香港省亲，也在等待机会可以到英国，以应牛津之聘。
三、赴英意愿难偿（1）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意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并决定由英国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陈寅恪的助手，这是该校建校700年来第一次聘中国学者任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程绥楚用“今圣叹”笔名著文云：“先生在战时应牛津之特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于奥格司佛城，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司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也。’此余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后住宅中，亲闻于衡哲女士者。”①
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为中文教授，与设在伦敦的一个名为“大学中国委员会”的机构有直接的关系。早在1935年5月，由于牛津大学原中文教授苏维廉（William Soothill，1861…1935）去世，牛津大学正式宣布另觅人选填补中文教授之空缺，并在1936年3月就遴选中文教授事通过有关的大学规章中，列明遴选委员会的组成，除牛津大学有关方面人士外，特别留一席位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指派代表出任。“大学中国委员会”是英国政府为推动英国的中国研究，于1931年从庚子赔款中拨出20万英镑成立的，主要由英国汉学家和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士组成。从1936年牛津大学颁布的遴选委员会组成看，尽管大学的代表可以从不同学科和学校行政的角度考虑，但最有资格从汉学的角度去考虑人选的，应该是“大学中国委员会”的成员。至1938年，牛津大学就聘请中文教授一事采取更具体行动。先是在1月决定中文教授的空缺应在1939年1月1日之前填补，随后在5月委任了4名遴选委员，并按原议预留了一个席位由大学中国委员会指派。
在牛津大学中文教授的档案中，最早出现陈寅恪名字的一份文件，是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慈（Perceval Yetts）在1938年10月28日致牛津大学注册处的一封信。这封信使我们确切地知道，牛津大学在1938年10月28日之前，已经做出聘请陈寅恪出任中文教授的决定。信中提到的中英文化协会是1933年由时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的杭立武在南京成立的一个“国际性文化友好组织”。①
根据“大学中国委员会”转来的关于陈寅恪的一些材料和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慈本人的以及杭立武等的介绍，牛津大学很快就作出了聘请的决定。很显然，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陈寅恪为中文教授，除了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影响外，在中国方面，当时参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亦扮演着重要角色。
陈寅恪因为昆明的高原气候，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时常闹病，心里也眷恋着与家人早日团聚，加上唐筼屡病需要照顾，陈寅恪希望通过携家赴英讲学，这样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克服生活、经济困难及种种不便。从推动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陈寅恪想到在外国的环境里，能对发展国际汉学和推动中国文史研究有所作为。于是他决定离开西南联大到英国讲学。亲朋好友对陈寅恪的决定都表示赞同，并为他有这样的机会垂青表示高兴。同在西南联大任职的好友吴宓得到消息，特地在昆明市内的海棠餐馆为陈寅恪饯别，有诗《己卯端阳饯别陈寅恪兄赴英讲学》云：
国觞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
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
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
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②
1939年暑假，陈寅恪离开昆明经河内到达香港，准备全家乘坐轮船到英国，开始理想中的新生活。但是适逢国际局势转变，苏联加入英美阵线，以对抗德国，日本因与德意志结为轴心同盟，终以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一时没有赴欧洲的轮船。再加上旅费不足等原因，没能去成英国。牛津大学的档案显示，陈寅恪第一次在香港因战争受阻不能按时上任，曾于1939年9月5日致函牛津大学注册长，原函未见，但这封信的原文在档案的其他文件中被引用：我原来打算在8月底乘船赴欧洲，并且万事俱备，由于局势紧张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数天，如今欧战已经爆发，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故此，我决定推延1939年至1940年学年度赴英之事，我将返回云南，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牛津大学马上作出相应的决定，1939年9月，在陈寅恪先生回到昆明的同时，牛津大学的监察委员会已向大学当局提出建议，允许陈寅恪延迟至1940年度第一个学期初就任。此建议随即为大学当局通过。于是，陈寅恪在香港滞留到九月，秋季开学前又返回昆明上课，陈寅恪的失望与苦恼可以想见，国难、家仇、离恨，令人无限感叹。此时，唐筼的身体状况依然欠佳，病体未愈，于是还和女儿留在香港，没有与陈寅恪同返昆明。陈寅恪在1940年再次动身赴港，显然是根据牛津大学这一决定，准备在1940年度第一学期到牛津上任。
1940年的暑假，陈寅恪由昆明回到香港省亲，并再次等待时机赴英国，以应牛津汉学教授之聘。就陈寅恪的主观意愿而言，赴英之意愿是很坚决的。但是刚到香港就接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郭复初来电，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事须再缓一年。当时欧洲战争局势日烈，地中海已经完全不能通航，赴英愿望再次落空。时居混乱，陈寅恪一家只能滞留香港。这时陈寅恪还在积极地为赴英做准备，这份意愿仍然是坚决的，似乎理想就在不远的地方向他招手。陈流求在《回忆我家逃难前后》一文中也回忆陈寅恪在滞留香港期间，“仍在做些赴英的准备，如缝制他素不喜欢穿的西服”。①由于当时时局的关系，不得已搁置行程，并欲尽快回国，滞港亦非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