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婚姻爱情有自己的立场，他说：“学德不如人，此实吾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说：“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事业，而一心只求得一美丽妻子，是很愚蠢的。而当时在美国的许多留学生就是如此，令人遗憾。
虽然前面简单提到过，但出于叙述的需要，我们还是再来品读一下陈寅恪的婚姻吧。
1927年的秋天对陈寅恪而言过得非常不平静，这一年陈寅恪已经37岁，但仍旧孑然一身。他曾经对吴宓说过：“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缪。”而他的择偶标准则是“对于女子，喜身瘦而面长之Intellectual type”。秋天已经很深很浓了，陈寅恪的清华同事郝更生与高仰乔恋爱，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听说高小姐尚有一义姐待字闺中，非常热情，努力促成陈寅恪与其见面。陈寅恪晚年回忆，说道：“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陈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后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这位女教师就是清朝台湾抗日巡抚唐景崧的嫡亲孙女唐筼，字晓莹。自此，二人时常往来，情愫日增，几番风雨，两只“旧时王谢堂前燕”于1928年8月在清华燕园开始了携手人生的序曲。这一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当年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宿缘”，正是这“燕都初见日”唐筼“恰排小酌待君来”，使这对患难夫妻的生活序曲充满浪漫情调。这姻缘，似乎冥冥中早就注定了的。陈寅恪的自述云：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返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乃请稍缓。1927年消逝得略带慌乱，在他个人的人生历程里是名扬国学研究院的开始，也是感情的开始。就陈寅恪编年而言，是他十一年清华讲学流金岁月的第二年，那一年他永远不会料到自己晚年竟然膑足盲目，更不能想到逝世前会为唐筼提前吟出这样一副催人泪下的联语：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是后话。
自1928年与陈寅恪结婚以来，唐筼便在家中默默地操持家务，让丈夫专心搭架巍峨的学术大厦。1929年，生产诱发了唐筼的心脏病，让她差点死去，浪漫的生活从此笼上了阴影。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家逃离北平，过着漂泊无定的生活。在逃难的路上，她一边安慰着刚刚失去父亲的陈寅恪，一边照顾着年龄尚小的三个女儿，努力地做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在尝尽了苦痛，历尽了万难之后，到达了长沙，但是由于战事，清华临时校址又准备南迁到云南，无奈，唐筼和陈寅恪只有带着全家拖着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再度南下。几经周转，到了唐筼的原籍桂林，这里自然有她的很多亲戚和好友，但是，战事紧迫，她也只是和自己的亲戚朋友，短短地相聚了几天，又匆匆地话别，怀着无限的眷恋和不舍，她与陈寅恪接着南下。阔别多年、见到亲朋好友的喜悦和兴奋在那样的岁月里瞬间被战争的慌乱和逃难的艰辛打击得无影无踪。到达香港后已经是1937年年末了，他们暂时住在罗便臣道104号地下室。春节过后，由于路上的艰辛，急火攻心，唐筼的心脏病发，身体已经很虚弱，陈美延不过几个月大，经历这么多的波折，也在这个时候生病了，实在是无法继续赶路。而陈寅恪又必须赶到云南上课，将他们安顿好后，陈寅恪决定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授课。在香港，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唐筼拖着病体，费尽心思地照顾着几个年小的孩子，生活过得无比艰辛，但是为了陈寅恪不分心，这一切她都一个人默默地扛了下来。
这个时候，陈寅恪一个人南下蒙自时候，路上一批珍贵的书籍被盗。之前从北京离开时候寄往长沙的书籍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这些珍贵手稿和书籍遗失得太多，加上一路上经历的曲折和艰辛，陈寅恪刚到蒙自就感染了疟疾，精神几近崩溃。当唐筼得知这些后，心里非常地焦急。但是分隔两地，只能将无尽的思念和牵挂深深地埋在心里。还有能够做的便是不管多么艰辛也要好好地照顾好这个家，让陈寅恪在巨大的压力中不再为家中的事情操心。1940年的春节陈寅恪在昆明度过，大年除夕，昆明虽然“鱼龙灯火”，“仿佛承平”，但是当时“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物价飞涨，钱不值钱，虽然是佳节，他的心里却是伤感无限。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陈寅恪的不少诗词里，也都浓浓地渗透着与妻儿分居两地，逢佳节而难团聚的思亲念家的深情，这种感情的流露在那个时期陈寅恪的诗词里经常可见。战火连绵的黑色岁月，带给人的往往就是一些无尽的苦难和凄凉的心绪，但是这种彼此关爱的感情却为凄凉的现实点缀了些许的暖色，让人在悲苦中，仍然燃烧着心中的希望和理想之火。
1939年春夏间，陈寅恪回到香港省亲，同时也为等待机会应牛津之聘。陈寅恪因为昆明的高原气候，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时常闹病，心里也眷恋着与家人早日团聚，加上唐筼屡病需要照顾，陈寅恪希望通过携家赴英讲学，这样家人可以共聚一地，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汉学的新发展。于是他决定离开西南联大到英国讲学。亲朋好友对陈寅恪的决定都表示赞同，并为他有这样的机会垂青表示高兴。唐筼也为有这样一个全家可以团聚的机会而兴奋，并积极准备与陈寅恪踏上赴英的新征程，开始一种理想的安静团聚的生活。但是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香港一时没有赴欧洲的轮船。再加上旅费不足等原因，没能去成英国。这种情况下，陈寅恪只有再次告别妻儿，返回云南，继续执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战争局势更加紧张，赴英意愿一再难偿。为了解决全家在港的生计问题，使全家能暂时在香港居住，陈寅恪接受了香港大学的聘请，出任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
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攻占香港，陈寅恪在家闲居约半年。这个时候，他应牛津之聘的计划完全被打消。对于这些不可料的因素，致使一家人的计划不断被打乱，但是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唐筼都在身边默默的支持和鼓励着陈寅恪。后来香港沦陷，日本人的重金和高官的劝诱，对身负国耻家仇的陈寅恪而言，这些只会让他怒发冲冠，“正气吞狂贼”。于是，陈寅恪意识到在这样的关头，唯有离开香港这个是非之地，早日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于是唐筼和陈寅恪告别了港居尽管艰难但也些许稳定的生活，再次踏上了逃难的历程。历尽万辛，在1942年6月末抵达桂林市，在桂林逗留一年多，并任教于广西大学。但是稳定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的8月，由于战火逼近湖南，他们一家不得已又登上逃难的历程。唐筼在路上，不堪波折，染上痢疾，走到贵阳时候，病情加重，找到药品，慢慢调理了一个月，病情才慢慢有了起色。同时陈寅恪也得病，费尽波折，终于在1943年12月底，抵达成都，不久任教于燕京大学。
这一路的艰辛，使得陈寅恪的目疾在逃难的路上，不断地加重，在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执教的时候，他的视力在不断下降，但是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教书育人的本分，在追求为学的路上，坚定地走着。1944年11月中旬陈寅恪的左眼已经恶化，入住存仁医院，陈寅恪住院期间，唐筼昼夜在病榻旁，又急又累，旧病复发。此刻燕京大学的师友、学生非常关心，轮流在床边守护如同家人，此情此谊，感人至深，但痛心的是这次手术并未成功。
1945年8月
抗日战争胜利，9月陈寅恪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去伦敦疗治眼疾。他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唐筼又不能同行，困难可以想见，然而温婉的唐筼还是力劝丈夫远去，并撰诗“扶病送行休叹息，倘能西域遇蓍婆”。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唐筼才稍微放心一些。9月14日寅恪离家远行。
这个时候的唐筼，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们相信在目送丈夫乘坐的飞机腾空而起时，唐筼的心，必在默默地祈祷他能遇上蓍婆那样的神医手到病除。不过，从句中的“叹息”中，我们也可探知其背后的辛酸，因为陈寅恪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的一首讲：“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乃翁”。抗战以来，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坎坷波折，一起携手走了过来，这份至真至纯的感情是令人感动的。
在我们惊叹于陈寅恪学问精深博大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对一直默默地守候在丈夫身边，无言且无私地奉献出自己一切的唐筼深怀敬意，因为，我们确实从她那凌波仙子般的绰约临风、温婉清丽之中感受到一种凡花难比的深沉而又别样的人格魅力。唐筼的一片苦心，陈寅恪是了然于胸的。有学者指出，在一首咏梅花和水仙的诗里，寅恪曾以花喻人，剪影出两人平实却恬适的生活：“岭南先返玉梅魂，盛赏今推蜡萼尊，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从这里可深切感知，若没有玉质冰姿、聪慧解语的水仙相伴，黄昏风雨中的梅花再坚强，也难堪寂寞，甚至无法支撑下去。幸好，紧握着妻子那本来娇柔而如今早已粗糙的双手，陈寅恪与她互相搀扶着、鼓励着，一拐一扭地走完了人生中最后也是最为坎坷的一段历程。
忠诚之心
陈寅恪为人为学约而言之盖有三端，史家学识，儒生思想，诗人气质。①
抗战时期，陈寅恪一家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这一个阶段，他的目疾由轻加重，中间赴英治疗无效，终至失明。国事方面，强敌侵略轰炸，国无宁日，处此乱世陈寅恪自然感慨万端，烦冤苦楚都出之于吟咏，“只余未死一悲歌”（1939）了。除了抒发幽忧郁抑之情，时事在诗中的反映也颇多，人们颇为熟悉的“看花愁近最高楼”（1940），“九鼎铭词争颂德”（1942）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字字句句都浓缩进陈寅恪苦闷与无奈。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对陈寅恪威逼利诱，他都严厉拒绝，“正气吞狂贼”。同时，他携带全家匆匆离开了香港，历尽艰辛，到达广西桂林，在国家处于危亡之际，先生回到祖国，与国家共存亡，与人民共甘苦，“故邱归死不夷犹”。正首丘之义乃华夏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亦即民族气节的最高境界，斯时斯地进行正体现了陈寅恪的高尚民族气节。
作为一位教师，陈寅恪是极为认真的。他之所以能如此认真的教书、备课，是因为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是因为他对祖国的热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极大的危险，携同妻女从香港回到大陆。“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放弃了外国的优越环境和重金聘任，他要回到正在灾难中的祖国，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在云南昆明，在广西桂林，在四川成都，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过着贫困、苦难的日子。孜孜不倦的教书育人，在昏暗的菜油灯下读书备课，以致熬坏了眼睛。内心对祖国的爱和对祖国文化的爱支撑着他走在艰难的人生路上，他的读史论史，他的教书育人，总是着重祖国一脉相承传下来的文化。这些都是基于他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和热爱，并顶住压力，抛开阻力，迈着艰难的步伐，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多病与目盲是陈寅恪一生治学中巨大的障碍，但一定程度上，这又成了他不断向前的动力。陈寅恪绝不是一个通脱豁达的人，干政无门倒也无所谓，但闭门著书却是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秋天他到英国求医时尚存一线希望，“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可次年治疗无效归国时，他已几近绝望，“远游空负求医意，归死人嗟行路难”。他其实十分珍惜自己的躯体，因为这躯体不仅是他精神的寓所，也是他撰述寄托文化精神论著的基础，命运多舛，上苍给他的却是多病与目盲。他的心灵和他的躯体似乎是在互相对抗着的。在他的诗里，“大患分明有此身”这样的诗句曾反复出现，一次是1943年写的《癸末春日感赋》，这时也许还只是一种感伤之辞；一次是1966年写的《丙午元旦作》。二十三年沧桑变迁，感时伤怀的典故早已成为一种深深的无奈之情，陈寅恪也是在埋怨这个躯壳给他惹出这么多麻烦，实际上他是在痛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和心灵一样自由强健。
陈寅恪心底是最爱惜自己躯体的，尤其是像他这样胸怀大志、自期颇高的学人，身体是他实现抱负的基础，眼睛更是他明察秋毫的窗户，当他百病缠身、双目失明的时候，他怎能不对这不争气的躯体进行抱怨，怎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于是，在《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中他写了这样凄楚的句子“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后，这目盲和待死的两个意象就反复出现在他的一些一些诗句中。他自称“盲翁”、自题“不见为净之室”时也许还带有自我排遣的意味，但用上“残废”、“衰残”字样时，心底肯定已是一片悲凉，以衰残之身面对人生，他想到了“死”，“将死烦忧更沓来”，“故老空余后死悲”，“老去应逃后死羞”，“自信此生无几日”。目盲和多病摧毁了他赖以维持生存的希望，他觉得他的生命早已完结了，只剩下一具空空的千孔百疮的躯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