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这一年，陈寅恪的诗作都充溢着这种自哀自怜的味道。中秋“非生非死又一秋”，冬至“四时节候催人老”的话都是这种心态的延续。最明显的还是大寒的时候，这一天；陈寅恪从医院回家正一年。在《去岁大寒》一首中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舆疾还家恰一春，去年今日倍伤神。耐寒敢比尧时鹤，叹道翻同鲁野麟。万里阴沉连续雨，千秋心事废残身。寻常岁月因何记，付写先生病历人。”尽管我们不详“尧时鹤”典出何处，但“鲁野麟”一语清晰地说明此时的陈寅恪所怀持的竟是一种不会再有作为甚至是且亡等死的心态！《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余！’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已！’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以前看不到东西，但还可以到处走走，如今连走都成了问题，以后大约也不会再有什么作为了！十年前写成的书到现在也没地儿出，快写成的稿子就更没指望了，我这又是何苦呢？老天爷可能知道吧。唉，我算是完喽！当时《钱柳姻缘》一书粗稿已成，但从诗文内容里我们竟读不出一丝的快意！想想一身学问的陈寅恪先失明后膑足，空怀一身好功夫也使唤不出，实在是很让人压抑。由此再读到“万里阴沉连续雨，千秋心事废残身”一句时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强烈的酸涩气，也就是自自然然没啥可怪的了。
不过，所谓人有离合悲欢，月有阴晴缺圆。千万不要以为陈寅恪真就一蹶不振、从此一味消沉了。
转眼又是春节了，无边的喜庆不知不觉中湿润了老陈寅恪的心灵。除夕前的时候，唐筼还搬了好几株花回家。可能正是老妻买花迎新年这事儿吊开了他的兴致，癸巳一年里都灰濛濛死沉沉的诗面这一天终于等来了久违的阳光的气息，甚至还投射着那么一丝丝的调皮。“我今自号过时人，一榻萧然了此身。药里哪知来日事，花枝犹忆去年春。北风凄紧逢元旦，南亩丰登卜甲辰。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就这么天天躺着，我现在真得算过时了，春节了还泡在药里，管他以后怎么着呢；听北风呼啦呼啦地刮，今年大概会收成不错；（不过那也是将来了——笔者加，为表述方便计）我还是把门关上睡大觉，省得一波波拜年的心烦，管他怎么想呢。尽管“任他嗤笑任他嗔”的原因在身体不痛快不愿见客，但从两个“任”字里我们还是读出了丝丝暮年顽童任性“调皮”的味道，而这种一半真实一半调皮的表述显然是由比较闲适、阳光，当然还要有那么几缕酸涩的心态酝酿和发酵出的。后来元霄节，他又有“凤翼韶光春冉冉，羊城灯节夜年年”的话，说是“余深喜元夕张灯，犹存旧俗，惜不能饮酒，负此良宵”（《甲辰元夕作次东坡韵并序》）云云，说明好的心情在延续。
春天不可遏阻的来到了。十年未见的蒋秉南给失明膑足的寅恪带来了最可宝贵的一抹春色。
5月29日的下午，已是教授的蒋秉南乘车到广州站，此时的车站上，唐筼和二女儿小彭已经在等他了。学校的小汽车又一次提供了方便。到家后的蒋秉南直接去楼上晋谒陈寅恪。据他回忆，当时的陈寅恪在护士的协助下已经可以被夹扶着站起来，可惜的就是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由师母陪着在校园里散步了。
蒋在广州待了有十来天，期间除了听老师讲叙以外，还由小彭陪着游览了广州市区、黄花岗、佛山市等不少地方。6月10号乘飞机返回上海。
学生的来探显然让陈寅恪甚觉温暖，他不但慨然让秉南抄录了上百首记录着自己心路历程的诗作，而且新写了《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三首绝句：“音候殷勤念及门，远来问疚感相存。郑王自有千秋在，尊酒惭难与共论。①”“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恨绵绵死未休。”诗内的自注告诉我们十年以后的蒋秉南已经在自己经治的学术园地里开垦出了一篇不错的沃野，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教授了。而此时的陈寅恪虽然逢着了晚年膑足的不幸，但其心志一如此前，“此恨绵绵死未休”与1953年那句“骨化成灰恨未休”无尽的相似提示我们，对于朋辈降志改宗的辱节行为他一直都深以为憾。
《甲辰四月》以外，陈寅恪还为蒋教授写了一篇《赠蒋秉南序》：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
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时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夕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余英时教授以为，该文堪与早年的静安先生碑铭对看，足以见出陈寅恪的心志所在，所言甚是。故全文抄录如上。
整体来说，1964年的陈寅恪过得比较快乐，这些在诗文中有明确的反映。
这一年，写了十年的《钱柳姻缘》一书正式完成，对于期间给了自己巨大支持的黄萱，陈寅恪请唐筼代笔写下了这样的鉴定文字：“勤力无间始终不懈”，“随意念读毫不费力”，“又能独立自找材料，并能贡献意见修改著作缺点，尤为难得”云云。应该来讲，没有黄萱以及其他一些友朋学生的协助，陈寅恪要想凭失明的病体完成煌煌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尽管创作的过程无限艰辛，陈寅恪和他的助手还是挺了过来，终于完成了一部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引起无数争议的巨著，该书精密严实发人之覆的考证，溶己于史的创作思路，特别是陈寅恪在钱柳姻缘上的那种看来好像是有些太过浪费的长时段的倾情投入，都让后来的学者们不禁为之侧目、为之抻舌，为之费心猜测。
这样的时候，快乐总是难免的。而这份快乐首先地自然是属于以残废之躯经年跋涉的陈寅恪。这一年里他写下的不少诗作中流露出的达观心态和乐观情绪，一定意义上都是大作告成后奇志稍慰的泰适心境的外显。
第七章 岁月的尽头
一、岁月的尽头（1）
就在写下真正的《稿竟说偈》的那个夏天，农历的五月十七日，陈寅恪度过了自己的第七十五个生日。他在诗里说到：“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一局棋秤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尽管时人在梳理所谓南学的时候，骄傲而又自信地把陈寅恪算在里面，但从“越鸟南枝无限感，唾壶敲碎独悲歌”一句来看，当事者自己不见得这样看，更不见得会乐于承认。越鸟就是孔雀①，越鸟南枝，就是孔雀南飞，指的是自己1949以后无奈地流寓广州的事实；“炎方春尽花犹艳，瘴海云腾雨更多”一句的铺叙，更说明十五六年以后了，陈寅恪仍有一种浓烈的流人之感，这种感觉时时地漫过他苍老的心灵，提醒他早先的陈寅恪并不属于这里。“吾生七十愧蹉跎，况复今朝五岁过”和“唾壶敲碎独悲歌”共同告诉我们，此时的寅恪虽然自知老朽，但内心深处仍是有着极大的不甘：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本来我还可以做得更多……然而以现在的残废之身来看，恐怕是很难了！曹孟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雄辞而今我也只能独吟作悲歌了②！
七十五岁的老人面对上苍的捉弄，在膑足以后的第二个年头里已经只能作无奈的悲叹了。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一年陈寅恪的生命里依旧不乏动人的快乐穿梭。对于只能躺着的他来说，热天下场雨就是莫大的快乐。那年立秋前几天天热得厉害，把陈寅恪给蒸得晕晕的，所谓“周遭炉火铁山围，病体能支意转迷”，就在他快受不了的时候，老天爷突然地给堕了场阵雨下来，把老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有《立秋前数日有阵雨炎暑稍解喜赋一诗》为证）。好友冼玉清自香港归国就医，此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陈寅恪也替老朋友感到高兴，马上作双绝相赠：“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碧琅荽撼ず茫θ奥楣镁埔祸 保弧澳昀瓷硎懒矫Ｃ＃鹿犯≡票浒撞浴Ｗ矶鑫绶巧喜撸医裼圆∥纭保ā恫≈邢参庞袂褰淌诠楣鸵娇谡级罚３乱∫槐咦８Ｙ袂寤毓缶瘟颇茉缛湛蹈矗槐呷捌涓贸猿愿煤群龋鹞俗约旱纳硖澹勾蛉さ厮底约憾即蛩阍诓≈邪布伊耍庥惺裁囱剑【跋杂谑橐醮牵萌烁卸萌诵牢俊Ｋ辽傧蛭颐撬得鞯笔币〉男奶故窍嗟钡夭淮怼！�
可是，生活并不总是一条平缓的河，生命也并非总会有不断延续的快乐。
风暴已经在悄悄的酝酿，建国以后运动不断的中华大地上已能听得见焦躁的尘土在起起扬扬。
就在陈寅恪为冼玉清回国治病高兴地赋诗相赠前五天，1964年的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强调这些人是斗争对象和革命对象。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中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这之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十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如此的讲话事实上已经向人们清楚地昭示了一个动乱岁月的行将到来。
上述讲话以后一月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紧接着，12月份，烈火又烧向了马列主义理论修养颇为深厚的翦伯赞，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批评前者的历史主义，称其是“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戴上帽子的翦最终没能挨过“文革”，被折磨致死。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陈寅恪显然都是较翦更大个的真正意义的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虽然此前的种种运动对他的冲击都相当有限，但当新的烽火燃起的时候，陈寅恪还能否延续这种幸运呢？对所有人来说，包括他自己，显然在1964、1965年这还是一个并不明确的问号。
不过同尚多欢乐的1964年相比，1965年陈寅恪的生命里明显地多出了一些哀婉悲伤的气息和节律。两者的不同在年除夕那天已然隐现。去年春节的时候，唐筼买回几株花，心情不错的陈寅恪推测着甲辰年应该收成不错；今年的春节唐筼又买回两珠，一株水仙，一株腊梅，陈寅恪的心情应该也不错（毕竟是除夕），可是“一不小心”过节的时候碰上了风雨。尽管寅恪说“赖有凌波伴岑寂，未妨风雨送黄昏”（《除夕前夕买腊梅水仙各一株除夕忽有风雨口占一绝》），但除夕里“忽有风雨”总不是什么好事。
情况确实如此，这一天的东南区一号全家都是病号。此情此景，陈寅恪又怎么能心无罣碍地完全高兴起来。七天以后的人日，“强欲排愁送佳节，又传烽火照龙编”（《乙巳人日作七律》）的句子说明春节以来的一周时间内陈寅恪的心情一直都不怎么好。龙编是古地名，汉代时置龙编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