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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蒙元史和中亚史研究方面，伯希和研究蒙元史及中亚史的论著宏富，如《蒙古与教廷》、评注俄国学者巴尔托德《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英人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而成的《卡尔梅克史评传》等，可见伯希和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是广泛深入的。此外，伯希和对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也颇有研究，而此书是陈寅恪用功颇深的蒙古史书。他不仅从《大藏经》中检出元朝国师八思巴为真奎太子所造的《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校勘、考订该书的东方诸文种译本，“对此后的蒙古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陈寅恪依据对汉、藏、蒙文献的比较研究，第一次指出，《蒙古源流》的基本观念和编撰体裁，都是取之于元代吐蕃喇嘛八思巴所著的《彰所知论》，是蒙古史料的另一系统。他勘对东西方多种文献，把文献记载中关于蒙古族起源之观念分为四类。更考订本书的汉文译本，得出是乾隆时据满文本译出的结论。
第四，在突厥学研究方面，伯希和撰写了《汉译突厥名称之起源》、《突厥语与蒙古语中的驿站》等论文，对突厥学研究亦有促进作用；陈寅恪早年读书笔记中，仅学习突厥文的就有9册，治学根底扎实。归国执教之初，陈寅恪的指导范围有“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但陈寅恪对中国突厥学的直接贡献，不是译释突厥碑，而是研究突厥史，尤其是唐与突厥的政治关系史。陈寅恪摒弃了那种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充分认识到了突厥汗国的历史地位。其一，他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作出“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结论。唐高祖向突厥称臣，是唐室讳莫如深的“国耻”，但从隋末争雄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看，又是势在必行的权宜性“国策”。其二，在唐帝国的政治生活中，突厥籍和突厥化的藩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一文中，揭示了唐代藩将社会基础的演变，论证了藩将所特有的使用价值。①
陈寅恪敬重伯希和的学识，留心伯希和的研究成果，而且在自己的论著中时常加以引用，其学术见解明显受到了伯希和的影响。伯希和与陈寅恪的这段交往也被中外学界传为美谈。
陈寅恪在巴黎大学就读期间，偶然看到国内报纸，有人提议袁世凯为终身总统，当时巴黎正在举办选花魁之会，陈寅恪作诗讽喻：“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鳺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亦自雄。”1913年冬天，陈寅恪曾到伦敦一游，参观绘画展览，作《癸丑冬，伦敦绘画展览会中偶见我国新嫁娘凤冠感赋》诗一首。
1914年秋天，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一片混乱，陈寅恪不得不匆匆回国。1915年春，陈寅恪到北京担任新成立的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有关东西方图书资料，探究中国经界的源流。蔡锷，湖南人，早年受陈三立赏识，破格进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曾任云南省都督，1913年底到北京中央政府任职。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于1915年11月从北京秘密回到云南，领导了护国运动。袁世凯在国内一片强烈的反对声中一命呜呼。继任总统黎元洪任命陈三立旧友谭延辏鲜∈〕ぜ娑骄Ｌ费雨＇则请陈寅恪到省长公署任交涉科长。由于陈寅恪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阿谀奉承，很快就离开了，此后再也没有涉足官场和参加政治活动。
从1915年秋天开始，陈寅恪应江西省教育司（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厅）副司长符九铭的邀请为江西省连阅留德学生试卷三年，并申请了江西省官费留学的名额，期间还在家中侍奉父母和博览经史著作。陈衡恪之子陈封怀回忆这段时间陈寅恪在家中的生活时说：“他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是用文言文写的），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有深入的理解。”这一年，父亲散原老人六十五岁，常常率儿孙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例如1917年8月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日携儿子陈寅恪、登恪、孙封怀，买舟游燕子矶，遂寻十二洞，历其半，至三台洞而还。”还有诗云：
闭置不乐摩华颠，杂影江浒晴呼船。
从游年少蹲篷底，贪看拍岸惊涛旋。
千峰散翠日气午，鼓角十里高风传。
迎人伏燕势欲起，走循爪距登其巅。
覆碑一亭卧兵子，荒荒草木山依然。
往岁支筇伴国老，霜髯领客疑飞仙。
当时京师
图书馆曾拟聘陈寅恪为主任，但因其即将出国而作罢。
三、赴美学习（1）
在国内工作和学习了近三年后，陈寅恪于1918年冬再度出国。原打算再到柏林大学深造，但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于是11月底的时候，他登上了从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
陈寅恪几次出国留学，都是20世纪初在中国所出现的第一次留学热潮期间。鉴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留学生们大多选择医学、物理、化学、农学等理工科专业，或是法律、教育、经济、政治等热门的文科专业，以便学成后报效祖国或者从事一个体面的职业谋生。而像陈寅恪这样选择冷门专业的学生，在当时很罕见。他之所以执著地学习史学、佛学和语言学，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中国
传统文化思想濡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博览群书，对经史子集均有涉猎，传统的十三经更是熟读成诵，但是他的抱负不在通经，而在研究历史。他认为史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鉴往知来，也只有不断地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历史遗产进行承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能不断进步。中国古代汉唐时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结，未来的中国还将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而在陈寅恪看来，历史的概念更加广阔，经、史、子、集之外，包括集部的流派，诸如小说、弹词之类都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包括在大历史概念之中。陈寅恪把王国维看作是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化之人”，被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陈寅恪成长在中西文化相互冲突和相互交融的时代，他要承传中国文化，必然在众多的学科中选择史学来实现人生价值。
第二，源于他赤诚的爱国之情。晚清以降，国力日衰，列强觊觎中国领土，沙俄、英国、日本等国不断地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外蒙等边地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公然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中国西北边疆分裂性的叛乱频频发生。一批倡导和认同经世致用的文人学者心怀天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研究边疆的地理历史，期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陈三立的老友“同光体之魁杰”沈曾植痛感边疆领土主权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注重探究边疆史地，以开发边地和巩固边防，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黑鞑事略》、《蛮书》等。陈寅恪十分敬重这位父执。他选定西域民族史、元蒙史作为研究方向，显然一方面是出于对祖国边地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受晚清经世致用学者尤其是沈氏的影响。
第三，中国本土文化中没有佛教，汉魏以来，佛教东传，“当时中国文化学术积累，至少已达一千年以上。”陈寅恪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为观照，对中国本土文化如何吸收、同化外来文化，外来文化又怎样影响和改造本土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因此，他下功夫研究外来文化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佛教文化。但是他并不信奉佛教教义，“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的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和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可见，陈寅恪研究佛教文化，是为了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探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途径和规律。
众所周知，佛教经文多用梵文或者巴利文写成。从1世纪开始，佛经主要经过丝绸之路和西藏、云南等陆续传入中国，并翻译成用汉文书写的汉化佛教三藏经典，和用藏文书写的藏传佛教经典。由于梵文、巴利文的语法结构特殊，所以汉文佛经中望文生义和错漏之处较多。而且佛教东传所途经的新疆、青海、西藏、甘肃、蒙古等地区，多民族杂居。每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每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又各有特点。如藏文虽与汉文属同一语系，但“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西域民族语言文字，又多受中亚语言文字影响。有的民族语言文字，如西夏文、突厥文等随着民族内部生活的变化和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失去生命力。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西域各民族都用本民族的文字，记录本民族的生活。陈寅恪从小就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对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俞大维忆及陈寅恪时说：“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他自己也认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意识到要研究佛教和西域边地民族史，就需要通晓佛教经典和西域边地民族的族源、变迁、文化与生活风俗等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习、掌握梵文以及佛教、西域各民族历史有关的语言文字。只有融合中西语言知识，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其成就才会卓然超越前辈学者。因此，他这次出国
留学的主攻专业仍然选定历史和语言文字，重点在梵文。
1919年初，陈寅恪抵达美国，翌年年初进入哈佛大学，师从兰曼（Lanman）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兰曼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梵学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接受过东方古文字学的进一步训练。其梵文和巴利文水平之高，在哈佛大学首屈一指。他对于印度哲学和佛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并有《印度泛神教之开端》等著作传世。当时跟随兰曼教授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俞大维、汤用彤等人。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俞大维唯一嫡亲的姑母，其胞妹陈新午则是俞大维的夫人，而俞大维的母亲是曾文正公（曾国藩）的孙女，其伯父俞明震、舅父曾广钧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俞大维与陈寅恪可谓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俞大维当时是自费留学生，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因成绩优秀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被送往德国留学进修，学成归国后走上了从政道路，先后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长、交通部长等。汤用彤学成归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又被中央研究院选为院士、评议员。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直到1964年逝世。汤用彤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其成果蜚声学术界，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论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讲义》、《〈高僧传〉校点》、《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等。
陈寅恪在哈佛除了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外，还研习中古文学和佛学，对中国的儒学、佛学以及《红楼梦》、《牡丹亭》等古代文学作品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还同著名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白璧德教授探讨过佛理。白璧德教授对陈寅恪也很重视，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陈寅恪到美国不久，经俞大维介绍，与同在哈佛大学文学院学习的师从白璧德教授的留学生吴宓相识。吴宓在自编诗集所附的《空轩诗话》中回忆了他当时的激动和敬佩的心情：“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①
1919年3月2日，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之邀作了题为《〈红楼梦〉新谈》的演讲，陈寅恪听过演讲后于3月26日作《〈红楼梦新谈〉题词》一诗赠吴宓：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看到这首诗很高兴，为能认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庆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陈寅恪也把吴宓视为知音，他知道吴宓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和很高的文学鉴赏力，每有新作几乎都要拿给吴宓品味。而吴宓又特别喜爱陈寅恪的诗作，读后都要抄录下来再细细欣赏。陈寅恪去世后，后人在编辑《陈寅恪诗集》时，不少佚诗如《春日独游玉泉山静明园》、《寄傅斯年》、《吴氏园海棠二首》、《篮霞》、《南湖即景》、《七月七日蒙自作》、《夏日听读报》等均录自吴宓抄本。有的诗，如《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玄菟》等，正是由于吴宓在诗末加了附注，才为准确理解这些诗作的意蕴和陈寅恪当时真实的思想感情，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后面的故事中对吴宓的这一“爱好”，我们还会有细节性的交待。
陈寅恪与吴宓订交后，交往日多，友谊渐厚，直至暮年，彼此间的深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