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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赵元任夫妇回忆，当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只有孟真（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陈寅恪在国外留学多年，始终踏踏实实研究学问，志在求得真才实学，不要任何学位，因而受到留学生们的敬重。1923年2月毛子水到柏林，傅斯年就告诉他：“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毛子水同陈寅恪相识后，有一次去陈寅恪的住处，看见他正伏案读卡鲁扎（Kaluza）的古英语文法。当时德国已有较好的书，而他却还费工夫读这样一部老书，这令毛子水十分不解。陈寅恪却半开玩笑地解释说：“正因为它老的缘故，所以才读它。”事后，毛子水体会到这并不是一句戏言，“无论哪一种学问，都有几部好的老书。在许多地方后来的人自然有说得更好的，但有许多地方，老书因为出自大家手笔，虽然过了好多年，想法和说法，都有可以发人深思处”。陈寅恪读书不走捷径，甘坐冷板凳，广泛阅览世人少读和不读之书，从中发现其价值，可见陈寅恪的扎实学风。
陈寅恪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得读书种子”，此话绝非虚言，其用功之勤，学问之深，单从他在这一时期所作的读书笔记就可略见一斑。笔记共达64本之多，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藏文十三本，有他抄录的藏文佛典、碑文以及藏文字母、单字、语法等。如《阿弥陀经》、《妙法莲花经》、《长庆唐藩会盟碑文》、《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文》、《吐米三十颂要义略述》等。
蒙文六本，其中有蒙文字母表、元音表、复合元音表、辅音、数词、名词的格、前置词、副词前置词、蒙德词汇以及语法、词典、文选、文学等书目。
突厥、回鹘文十四本，其中有两种文字的字母、词汇、语法、碑文、文章，以及听路德施教授讲课的课程表等。
吐火罗文一本，抄有摩尼教79种书目、五种造纸历史书目，《弥勒会见记》以及内容涉及古代天文、亚述天文表、丝绸之路的书目多种。
西夏文两本，题名西夏《法华》，抄有西夏文四字句等。
满文一本，抄有满文和一些书目。
朝鲜文一本，抄有当时的同学、后来的朝鲜著名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李克鲁在柏林的地址；朝鲜文语法名词、语法分析表和会话等。
中亚、新疆二本，一本封面用德文题“吐鲁番出土文物”，抄有《优婆离经》，东方摩揭陀语、医药、占星学、语法等书目多种，中亚书目170种，西藏书目200多种。
佉卢文两本，抄有佉卢文和婆罗谜文分布情况，音变规律、和阗佉卢文断简等。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十本，其中抄有梵文拉丁字母转写的《一切有部律》经文、巴利文词汇、耆那碑文等。
摩尼教一本，抄有摩尼教经文词汇等。
印地文两本。内容为书目、印地文词汇和语法。
俄文、伊朗文一本，抄有古代波斯文、中世纪波斯文、巴利维文和俄文字母、单词、语法等。
希伯来文一本，抄有希伯来字母和词汇，有德文注解。
东土耳其文一本。
《法华经》、《天台梵本》各一本，各抄有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妙法莲花经》第一卷，用拉丁文抄录的《天台梵本》，以及藏文字母和西夏文词汇。
《金瓶梅》摘要一本，抄有西门庆与应伯爵对话，以及两人在玉皇庙结拜等内容。
季羡林教授断言：“这些笔记本，虽然看起来数目已经很多了，但肯定还不是全部，一定还佚失了一些。”不过就从陈寅恪先生所保留下来的这部分笔记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治学范围之广、治学功夫之深。与他同在德国
留学的罗家伦说：“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谓其师“博学多能，泛滥无涯”，确实无愧于“读书种子”这一称号。
陈寅恪在欧美留学多年，未曾猎取任何学位，完全是为了获得真知而读书。正如萧公权所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陈寅恪先生就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务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这种取巧和混迹的留学生颇多，陈寅恪也曾私下向吴宓说过：“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更不幸的是，许多留学生回国之后，贩卖一知半解的学问，以打倒中国
传统文化而自高，这些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论者，并非真正的学问家。
陈寅恪为学之勤，学识之富，在留德学生中屈指可数，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对家国旧事和当今情势等陈寅恪都很在意，也很乐于同人讨论。早在哈佛时，他就参加过“以促进国家自卫力之发展为宗旨”的中国国防会的活动。中国国防会是1915年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痛愤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苛款而成立的爱国组织，以唤醒同胞、团结国人、共御外辱、救国图存为奋斗目标。1919年6月16日，国防会会员在康桥聚会时，向来省吃俭用的陈寅恪和吴宓一道，慷慨宴请到会的诸位朋友。陈寅恪到柏林后，也时常同一些留学生聚会。这种聚会，除切磋学问外，陈寅恪还高谈国家大事。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对是非善恶的明辨，令当时一同留学的朋友记忆犹新。据李璜回忆，他留学德国时，常与陈寅恪、陈登恪兄弟在康德大道街头的咖啡馆中把酒清谈，陈寅恪常赞誉清末名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学术和政绩，对于袁世凯媚外篡国的卑劣行径则深恶痛绝。还常常与大家探讨中国将来的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大众，民生应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这些言论和见解，表达了他的是非善恶观念，浸透了他深沉的爱国之情和为国家寻求富强之路的探索精神。
1925年，一个对于陈寅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年份，祖国母亲向海外的游子敞开了怀抱，负笈求学二十余载的陈寅恪，终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第三章 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
一、国学研究院始末（1）
惊鸿一现
在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有一道风景让人流连忘返——那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它培养了一代薪火承传的通才硕儒。在陈寅恪的生命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一代大师绽放着他独特的学术魅力，开始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路程。
清华国学研究院，又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是清华大学为大学毕业和有国学根柢者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它的设立有当时复杂的学术和时代背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被两种矛盾所困扰着。一方面，学人面对近代社会的屈辱和落后，对自身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否定，发出了鲁迅“狂人”的语言和行动，往往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对传统的颠覆和全盘否定。此为“疑古”。另一方面，当西方文化以无可阻挡之势冲击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时，那种强烈的失去精神家园无所归依的恐惧感，又使他们做千年回望，表现为强烈的“复古”、“信古”。在这两种矛盾的思索下，富有卓见的学人在寻找着一种更好的平衡方法。五四运动后，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呼声甚是响亮。它与传统的古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不是把东西方文化完全的对立。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胡适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古代的东西”。他们用近现代的科学思想、观点和方法，重新解释传统文本，省察历史，以回应当世。于是清华国学院应景而生，并身体力行，开始了创世纪的实践。清华大学的前身，是20世纪初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因校址是在大清皇帝行园之一的清华园，初建时称清华国立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清华学校。这样的历史背景，使清华建校时便烙上了殖民文化的印痕。从初创直至20年代中期，清华的校务从教育方针到教师延聘，从规章制度到校园风物，从语言文字到生活方式，一如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清华参观后所说：“其恰似一个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尤其国学一门，其教师皆为前清进士举人，思想迂腐，教学内容陈旧，长期处于落后沉闷状态，充满晚清遗老遗少没落的霉味，在外界一直给人以零星、浅陋、不通国文的公共形象。与此不同的是，邻校北京大学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主持下，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治校，于1922年1月，成立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延揽了一大批名教授、名学者，学校的学术水平、学生质量蒸蒸日上，虎虎有生气，使有优裕物质基础支撑的清华相形见绌。随着大批清华留学生的学成归来返校任教和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教育的长足发展，至1925年，全国大学增至47所，在校生达2万余人，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与之相呼应的，教育界出现了“改大”潮。
清华“改大”，先后经历三任校长。1918年2月，张煜完全接管清华不久，就筹办大学一事，在全体中西教职员会议上通过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议案。并于1920年1月将筹委会工作计划呈交外交部，决定逐年停办中等科，集中财力办大学部。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1921年金邦正任校长时，开始将高等科四年级改为大学一年级，为“改大”做基础性的准备。1922年4月，曹云祥校长到任，旋即筹划“改大”的一切措施和步骤，决定自1924年为大学筹备期。1924年2月，清华聘请范源濂、胡适、张伯苓、张福运、丁文江等5人为大学筹备顾问，清华“大学储备委员会”宣告成立。1925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了大学筹备委员会提交的纲领草案，随即成立了由曹云祥、张彭春、梅贻琦等10人为委员的“临时校务委员会”，负责将清华学校改组为新制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和国学研究部三制并存的过渡形式的教学机构。1925年2月，清华研究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决定先开国学一科。1925年5月；改制后的清华招收了第一批本科生，他们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第一级学生。清华大学开始由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步向完善的综合型大学过渡。1925年9月1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通称“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1925年9月14日正式开学，同时创办《国学论丛》季刊，以供学界师生切磋交流。其成立的过程，与北大国学门相比多了几分曲折与复杂。
关于创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义旨、方针，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在开学报告中有所阐述，这在《清华大学校史稿》中记录得较为详备：“（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之方法，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盖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之繁殖，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之研究。而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故今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此言阐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是希望通过这一学术机构，培养造就一代国学门的通才硕儒，精研深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西文化在交流、沟通的基础上，达到融通与创新。清华《研究院章程》中也阐明此一义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