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名称，而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则呼吁重新以“圣徒彼得”来命名这座城市。大约有64。7％的选民参加了全民公决投票，其中55％支持更名为“圣彼得堡”。这是一次不太令人信服的胜利，但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是于9月6日确认了全民公决结果。列宁格勒州保留了自己的名称。还有许多带有“列宁格勒”的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列宁格勒天然气”、“列宁格勒电力”、“列宁格勒出版社”、“列宁格勒饭店”、“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等——差不多所有的东西仍然沿用苏联时代的名称。
普京和索布恰克（5）
索布恰克多次提出，应将弗·伊·列宁的遗体重新安葬在列宁格勒沃尔科夫公墓内，紧挨在他母亲墓穴旁。索布恰克引用了据说是列宁的一个遗嘱，但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索布恰克想出来的一个荒谬的主意。他甚至研究了一系列重新安葬的仪式，并设想将红场上列宁墓变为布尔什维克恐怖展览馆，在整个地下一层摆放“军事共产主义和列宁式恐怖”陈列品。
索布恰克承认，即使过了许多年，在移民法国巴黎以后他还梦到将列宁遗体从莫斯科的列宁墓移葬到圣彼得堡的细节，参加的人有东正教大牧首、鲍里斯·叶利钦、鲍里斯·涅姆佐夫本人。在索布恰克的梦里（或者是他的幻想中），叶利钦将列宁遗体从红场的列宁墓中移出来以后，就向世界宣布自己辞职，并任命涅姆佐夫为总理和俄罗斯联邦代总统。“莫扎特的《安魂曲》响起，乐队由罗斯特罗波维奇担任指挥……在圣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内，伴随着鼓点儿和群众愤怒的呐喊声，盛着列宁遗体的棺木放入墓坑。”
这是可怕的、病态的经历，是索布恰克后来患上严重心脏疾病的主因。拆除列宁格勒市内所有列宁纪念碑和半身雕像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甚至连斯莫尔尼宫旁的列宁纪念碑都没有能够拆除掉。在列宁格勒，这样的建筑物总共有二百多座，其中还有一部分建在以列宁命名的南滨海公园内，成了特殊的林荫道。这是一场索布恰克同纪念碑之间的可怕战争，恰恰是它成了索布恰克在市民中支持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尽管当时可能还有其他的处理问题的办法。
与市苏维埃和市执委会相比，市政府拥有着更大的权力。从8月20日起，列宁格勒市的苏共市委、州委和区委被取消。过去需要依靠莫斯科的指令才能解决的问题数量急剧减少。
市政府搬到了斯莫尔尼宫的大楼里——人们已经习惯将那里看作是圣彼得堡的权力中心。索布恰克占据了三楼的一间大办公室，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则在一楼办公。先前挂在斯莫尔尼宫所有办公室墙上的列宁和基洛夫画像都被摘了下来。在回答大楼管理员该挂什么新画像的问题时，普京说他想在自己的办公室中看到彼得大帝像。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1991年秋天，圣彼得堡的局势仍旧不停地恶化，商店里空空荡荡，日常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到了12月，情况变得更加危险；在1992年1月苏联解体、商品价格自由浮动以后，“北方首都”所有食品商店的柜台里都空空如也。尽管国家连续两年粮食丰收，也没有爆发战争，但列宁格勒却重新出现了饥荒。索布恰克开始担心饥民暴动，因为绝望和恐惧情绪已经开始在市民中蔓延。
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表现出了巨大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他们从军队以及其他仓库中调拨出作为战略储备的食品和其他商品。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向美国总统老布什、德国联邦总理科尔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求援，请求他们提供援助。第一批援助1万吨粮食从位于联邦德国的美军仓库中运来，1992年冬天和春天，人道主义船只从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甚至日本驶出来。仅仅从列宁格勒的姊妹城市汉堡就邮来了几十万个包裹。
索布恰克的许多拯救城市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没有进行报道。他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担心市民陷入恐慌——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记得当年城市被德军围困、成千上万人饿死的情形。当然，他也担心自己的声誉受损：要知道，许多共产党人不无根据地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有索布恰克让这个国家、这座城市这样贫穷。
市长和市民之间的疏远感在潜滋暗长。这让索布恰克感到非常委屈，感到委屈的还有索布恰克的妻子柳德米拉·纳鲁索娃。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人们应当记得1991/1992年的那个冬天。虽然整个冬天全城都很痛苦，但却并没有彻底崩溃——正是由于索布恰克的诺言才从国外运来了大批粮食。所有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因为我丈夫认为，城市不应当知道，在‘大封锁’半个世纪以后他又面临新的封锁。但是当市政府迎接船只到来的时候，整个城市都看到了市长和躲藏在他身后的妻子，而记者们却大谈：索布恰克是（票据）持兑大师，他只知道出席欢迎仪式。当我对索布恰克说：‘你什么也不说，别人怎样才能知道你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回答：‘人民应当理解。’可人民并不明白真相。在我们的窗外，昼夜都站着一群打标语的人：‘索布恰克想从地球上清洗去列宁格勒的名字。’人们很快忘记了类似将城市恢复其历史名称的话题，更令他们激动的是香肠的价格。”
对于圣彼得堡市民如此不喜欢自己的第一夫人，不应当感到过分惊奇。
圣彼得堡市长和他的主要助手
这座涅瓦河边的城市之所以能度过1991～1992年的困难时期，不仅是由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援助，人们也不应当忘记这几个月里新的市政府机关所做的大量工作。
索布恰克自己也承认这一点。1998年，在完成新书《从列宁格勒到圣彼得堡》时，他写道：“1991～1992年的复杂局势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帮助我们使成立不久的新的城市权力体系得以巩固。就像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在前线经历战火洗礼后积累了必须的经验一样，新的市政府成员这些年也体验了这种巩固的感觉。许多人并不赞成这种体验，我们需要拯救他们。也正是当年成立的班子，近年来为俄罗斯政府输送了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包括 ．希扎、阿·丘拜斯、阿·博利沙科夫、谢·别利亚耶夫、阿·库德林以及弗·普京等。”
普京和索布恰克（6）
到了1992年秋天，圣彼得堡遭受的饥饿威胁消失了，但局势还是很紧张。其实这就和整个俄罗斯联邦一样：俄罗斯政府组成以及叶利钦身边的人经常换来换去，国家缺乏政治稳定性，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经济和国内政策；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仍然还没有理顺，缺乏一部稳定的宪法和明确的、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法律；工农业生产仍在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得更快；年通货膨胀率不是百分之几百，而是百分之几千；各种犯罪都在增加，掠夺俄罗斯自然资源的行为几乎公开化。莫斯科的情况要比外地好一些。但是，圣彼得堡还在危机中喘息。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幻想不仅将圣彼得堡变成国际旅游中心，而且还要使其成为俄罗斯科学和文化的中心。但是，许多社会活动家和西方观察家称圣彼得堡是“犯罪之都”，而且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与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莫斯科不同，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在自己的城市没有拒绝推行丘拜斯冒险的“人民私有化”计划，城市里的许多工业和商业企业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给了私人。著名的“波罗的海造船厂”仅卖了1。5万瓦乌切尔（俄罗斯联邦20世纪90年代初推行的一种“私有化证券”，每张面值1万卢布——译者），实际折合1。5亿卢布。而位于涅瓦大街上的儿童商店“好孩子”定价7万瓦乌切尔，折合1993年的价格，只有7。01亿卢布，这是一个低得可笑的价格。
但是，俄罗斯公民手里没有钱。虽然在私有化推行过程中俄罗斯禁止外国公民参与，但在1992～1993年还是有不少西方人参与了很多起交易。西方媒体中曾经大量报道过，英国和荷兰一些公司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了圣彼得堡很多块“肥肉”。那座位于涅瓦大街的著名“贸易宫”，英国伦敦的一家商店仅用50万美元就买到手了，而同样的价格在伦敦市中心连购买一套普通的公寓都很难。一家英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圣彼得堡购买了一幢秘密细菌研究所大楼，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分支机构。所有这些交易都没有股东，都是秘密通过中介公司完成的。圣彼得堡市从这些交易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索布恰克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他不懂经济，也不喜欢从事经济活动。在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就不是一座十分富足的城市。这里有150万退休人员，40％的市预算作为退休金支付给了这部分人。住房基金系统遭到了破坏，大约有50％的居民挤在公寓和没有电梯的楼房里。列宁格勒差不多有100万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军工企业工作，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这类企业无可挽回地衰退下去了。
在这种条件下，索布恰克赋予普京越来越大的权力。在圣彼得堡市，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有很大的权力，早在1993年他就被任命为第一副市长。不久，安德烈·库德林得到了这个职位。但是圣彼得堡权力圈子里的人都非常清楚，市里第二号实权人物其实是普京。正如那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报纸很少有他的照片，在圣彼得堡市各种会见和会谈中，虽然几乎都有普京出现，但详细报道他的内容却很少。所以，一些记者称他是“简讯人物”。
很显然，普京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市政府的大多数官员都猜不透索布恰克和普京之间的个人关系，两人也就是一起出访国外的时候才有较多的接触，其他时候都是各干各的。普京的影响是建立在他出色的工作、非凡的智慧、懂德语、很了解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经营风格、交际能力强和逐渐显现出来的个人魅力上的。但是，他的这些优点不是体现在公开演讲中，而是体现在小范围会议和办公室谈话中。普京不是索布恰克类型的演说家，但从个人能力水平来看，他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索布恰克；那时，索布恰克表现出的都是上流社会招待会上的卓越口才，普京干的却是一些循规蹈矩的、但对于这么一个大城市来说又必需的琐碎事儿。“市长不应当是总务主任！他应当思考！” 索布恰克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很多时候索布恰克的想法都显得格外独出心裁。他认为，列宁格勒的整个苏维埃历史就是一部犯罪和镇压史。他几乎从来不与作为城市主要支柱的国防企业的工人和工程师接触。
无疑，军工部门严重不景气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盖达尔以及切尔诺梅尔金政策造成的恶果，责任不在索布恰克。但是，圣彼得堡市长忽视工人阶级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危机程度不断加深。1991年秋天，在对于退休者和工人来说最困难的几个月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却大张旗鼓地庆祝列宁格勒正式更名为圣彼得堡。他举办大型招待会，邀请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从巴黎来参加。罗曼诺夫大公被认为是沙皇俄国尼古拉二世众多远亲、近亲中最重要的人。年迈的大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很早以前就想访问俄罗斯，参观一下曾经属于他父亲和祖父的宫殿和楼宇（一年以后，大公病逝在巴黎，安葬在圣彼得堡市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堡垒内的皇家墓地内）。当然，我不是想说不应当这么做，但很清楚，大多数城市居民对于以如此隆重、奢华的仪式来招待前大公和其他俄罗斯宫廷后裔毫无兴趣，这些活动对人民也没有起到任何激励作用。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与列宁格勒军区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将军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十分融洽。后来，索布恰克本人不止一次地提到，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自己对车臣战争存在消极态度。但是，那场战争实际开始于1994年10月，而同圣彼得堡军官们关系紧张则是在1991～1992年就已经公开化了。对此，连弗拉基米尔·普京都感到很惊奇，他后来写道：“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索布恰克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喜欢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让人们谈论他。正是由于这样，一部分人诅咒他、厌烦他。我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工作后不久，他曾经几次给我打电话激烈批评军方，称那些将军们都是一些脑筋迟钝的人，脑袋发热。他好像还说，社会普遍有这样的看法。而将军们也打心里不喜欢他，这反映在召开军事会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他本人是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一次，他需要参加军队早已安排好的一个会议。恰在那时，阿拉·鲍里索夫娜·普加乔娃来到圣彼得堡市，于是他对我说：‘听着，你给将军们打电话就说我不参加会议了。’我知道他实际上是想见普加乔娃。不过他这样做会使将军们的会议因为他的缺席而不得不改期，这很不合适。我说：‘您应当去。’‘你就说我生病了。’就这样，他去机场迎接普加乔娃去了。我给军区司令打电话：‘您知道，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不能出席会议了，他生病了。’‘是吗？那谢谢你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同军区司令见面时，他不满地对我说：‘是生病了，对吗？’我知道，军区司令一定是从电视里看到了索布恰克迎接普加乔娃，并到她的演唱会捧场的画面了。‘我不是对阿拉·鲍里索夫娜有意见，尽管她的到来完全没有必要。这说明他有时间去迎接普加乔娃，甚至生病了也坚持要去，但是，却没有出席国务活动的时间。’” 很遗憾，索布恰克盛气凌人、傲慢地对待一些受尊敬的人的事例还有很多。
普京和索布恰克（7）
弗拉基米尔·普京曾经是一名军官，他理解军队的需要和问题，协调市政府与列宁格勒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