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并没有机会得见胡适。这之后张爱玲的母亲再度出国，而胡适也于同年十一月返回北京大学。；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卸下驻美大使职务回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对胡适的崇拜还来自“五四”运动，她说：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格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格与佛洛依德齐名。不免联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张爱玲这个也是吃五四的奶汁长大的作家，在此也承认作为五四新文化领袖的胡适的影响，对于五十年代中期大陆的批判胡适和台湾对《自由中国》时期胡适等人的冷对，张爱玲巧妙地借佛洛依德关于摩西与以色列的关系，来暗示胡适的贡献将会在日后受到肯定。这个“同情地了解”的先见之明，张爱玲一直没有改变过，直到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她唯一的台湾行，和作家王祯和还谈到：“现代的中国与胡适之的影子是不能分开的。”她对胡适的钦佩之情，由此可见。
因此张爱玲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她到纽约不久就和炎樱去见同在纽约的胡适。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那条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有点恍惚起来，仿佛还在香港。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而胡适在十一月十日的日记写道：“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张爱玲，auther of 《秧歌》。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澂）。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两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由此可见在张爱玲走后，胡适认真地查了资料，理清了张爱玲的祖父曾经帮助过他的父亲胡铁花，而胡铁花也在一八八四年张爱玲的祖父被贬谪到张家口时，知恩图报地致函并接济过他。有了这一层关系，使原本就乐于提携后进的胡适。
从胡适与杨联陞的书信集中，我们发现在五十年代，胡适为协助史学家劳榦来美访问研究，曾多次与杨联陞书信往返，并想尽办法代为筹措经费，对张爱玲就更加特别的关心。
后来张爱玲又只身去看过胡适一次，且在胡适的书房与他对谈了很久。书房里有一整面墙全是书架，高齐房顶，似乎是订制的，但没搁多少书，全是一叠一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纸，这大概是胡适考证《水经注》的材料吧，张爱玲说她看着就心悸。话题从看书开始，胡适问她在纽约看书方不方便，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张爱玲笑着说，她常到市立图书馆借书，但还没有到大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种回答其实是婉拒了胡适的建议，在胡适的想法里，大图书馆藏书丰富，可上下求索，是做学问的宝库；而在张爱玲的想法是小图书馆收藏的通俗刊物，可能更贴近她创作时寻常百姓生活的题材。
感恩节时，胡适担心张爱玲一个人寂寞，他打电话给张爱玲约她去吃中国馆子，但偏巧这天张爱玲因与炎樱逛街受了风寒，加上呕吐，因此只得婉拒了胡适的邀请。
最让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竟然在大冷天跑到她住的救世军的女子宿舍来看她。张爱玲请他在一个公用客厅里坐，里面黑洞洞的，足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张爱玲无可奈何地笑着，对胡适表示歉意。但胡适很有涵养，直赞这个地方好。后来胡适要走时，她送胡适到大门外，两人站在台阶上说话，冷风从远方吹来，胡适看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漾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看得怔住了。望着严严实实裹着围巾，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肩背厚实，头脸显得很大的胡适，张爱玲也怔住了。这是她的神明，她的偶像，距她这样近，这样衰老而可亲。张爱玲说：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后来张爱玲搬到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去，和胡适断了消息。一九五八年张爱玲申请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会（Huntington Hartford Foundation）去住半年，那是A&P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张爱玲请胡适作保，胡适答应了，并把张爱玲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她。张爱玲说该书经胡适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张爱玲当时的心情是“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于是她写了封短信去道谢。而同年的四月八日胡适就取道东京返回台北了。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适因心脏病猝逝于中央研究院新院士的迎新酒会上，终年七十二岁。张爱玲说：……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对于死亡，张爱玲总是处之淡然，因此她对胡适的哀悼也是异于常人的。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十三年后，她也以一种异于常人的方式，悄悄地告别了人世，留下“苍凉”的手势。张爱玲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因为读了他的《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而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又说：“《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它们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未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
我们知道在二十年代中期韩邦庆（子云）的《海上花列传》的研究，曾掀起一股小小的热潮，当时出现了一系列在史料和批评方面颇具价值和深度的文章，如孙家振《退醒庐笔记》中的“海上花列传条”、颠公的《懒窝随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狭邪小说”一节，及刘半农的《读海上花列传》和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该两篇文章收入亚东版的《海上花列传》一书。
胡适在文中盛赞《海上花》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后来张爱玲甚至说它是“方言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胡适虽然对作者的写作技法没有正面加以评价，但对作者的自觉性和大胆尝试还是予以肯定的，他说：“《海上花》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本不能合传，故作者不能不煞费苦心，把许多故事打通，折叠在一块，让这几个故事同时进行，同时发表。主脑的故事是赵朴斋兄妹的历史，从赵朴斋跌跤起，至赵二宝做梦止。其中插入罗子富与黄翠凤的故事，王莲生与张蕙贞、沈小红的故事，陶玉甫与李漱芳、李浣芳的故事，朱淑人与周双玉的故事，此外还有无数小故事。作者不愿学儒林外史那样先叙完一事，然后再叙第二事，所以他改用‘穿插、藏闪’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阅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
而张爱玲更指出：“《海上花》其实是旧小说发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负的结构，倒是与西方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极度经济，读着像剧本，只有对白与少量动作。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张爱玲对《海上花》的译注，可说是由于胡适的点拨而达成的。张爱玲除将书中的吴语对白悉数译为国语外，还将其译为英文虽然今仅存首两回，刊登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出版的《译丛》（Renditions）外，余皆散失。可见其用力之深。除此而外她还剔除原书中“溃烂”的部分，并重新修补，成为情节紧凑的六十回本原著为六十四回。这已仿效当年才子金圣叹的“腰斩”《水浒传》为七十回本。而张爱玲对韩邦庆最自负的“穿插、藏闪”法，在欣赏领悟之余，又特将其注出，犹如金圣叹之批《水浒传》、张竹坡之批《金瓶梅》、脂砚斋之批《红楼梦》。张爱玲别具会心的抉隐发微，有意无意间延续了明清评点小说的传统。
七十年代张爱玲的创作欲望已锐减，她又返归于古典小说《红楼梦》和《海上花》。她和胡适的相遇，他们对晚清小说曾有共同的话题，但细究后却又不同，只因张爱玲始终把《海上花》的翻译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再创作；而《红楼梦魇》亦不同于胡适的“曹学”考证，她更多的是以其创作经验来对文本的形成、改写等的论辩，形成她对《红楼梦》的独特认知。他们两人有思想上“交会的火花”，但终究是自成体系的！张爱玲八岁开始读《红楼梦》，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从不中断。她对《红楼梦》已经熟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小时候她没有能力辨别续书的真伪，待到看了《胡适文存》里一篇《红楼梦》考证，方知有个“旧时真本”，写湘云为丐，宝玉做更夫，雪夜重逢结为夫妇，“看了真是石破天惊，云垂海立，永远不能忘记。”于是她“十年一觉迷红楼”，岂只是十年，应该是三十年！
我们知道红学的研究是从所谓“索隐派”开始的，到了一九二一年胡适的考证派又开启了新红学的时代。张爱玲虽对胡适有若神明般的敬重，但她却反对胡适的“自传说”。她以自己创作小说的经验认为，虽然《红楼梦》中有“细节套用实事”的地方，但基本上它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因此要回到文学的层面来研究它的不同版本和改写，从而看出曹雪芹如何处理情节架构、人物塑造等等，它应该是文学、文本的探究，而非历史、曹家的考证。
而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对情节更迭改写的动机、时间次序，以及脂批年代的先后，都做了翔实精细的考订，而这些考订又渗入张爱玲多年创作小说的经验，因此有些想像发挥则胆大放恣，又符合了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
于是我们看到张爱玲率领着一群红迷，随着她追踪曹雪芹二十年间在悼红轩的“批阅”与“增删”，是那样地逸兴遄飞，那样地激动喜悦！《红楼梦魇》让张爱玲了却了她一往情深的有关《红楼梦》的另一件“创作”！
第十四章 旧作新魂的感情残影
她仿佛还记得多少年前的那个夜晚，胡兰成最后一次吻她，而她面对着无法挽回的事实，惟有泪流满面，哽咽中却叫得一声“兰成”！
不是缠绵绯恻，而是清坚决绝。
在那残冬寒夜，她与他黯然相别。张爱玲在她的《红楼梦魇》一书中，曾经煞费笔墨地研究了《红楼梦》的版本改写，其中《四详红楼梦》、《五详红楼梦》诸文则是直接地就“改写”和“旧时真本”为重点，反复对照，细致入微地挖掘其中的成因、深意和相异之处。张爱玲以她创作的体验指出《红楼梦》的原作者，是如何将宝、黛的爱情故事（根据脂砚小时候的一段恋情拟想的），逐渐暗化、转化、提炼、发挥、补充的过程，并看出原作者如何在小说中偷渡自己的灵魂，但最终仍然分得清创作和真实究竟是不同的两码事。张爱玲晚年这些一针见血的精辟论调，无可讳言的是来自她自身改写作品的心得。
我们知道张爱玲不少重要小说都有一个修改或改写的过程，如她的成名作之一的《金锁记》，在后来的二十四年内，她先后改写为《Pink Tears》（粉泪）、《Rouge of the North》及《怨女》，以中、英两种语言，先后将同样的故事改写了四次；而长篇小说《十八春》，后来则改写为《半生缘》，电影剧本《不了情》后来改写成小说《多少恨》。其他如《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封锁》、《小艾》等小说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张爱玲认为曹雪芹是在一个前无古人，毫无依傍下，“完全孤独”地摸索着创造一种全新的小说之路，因此他从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的阶段，他曾有过摸索中的犹疑徘徊，因此“从改写的过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长，有时候我觉得是天才的横剖面”。而这话又何尝不是张爱玲自身的写照，我们亦可从她不断改写的过程中看出她写作技法的愈趋娴熟和她在故事原型外的灵魂偷渡。
张爱玲在《二详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从版本的改写中发现了《红楼梦》的部分章回曾经有一段“废套期”，即回末套语“且听下回分解”，有一段时间被废除了。张爱玲据此认为：“想来也是开始写作的时候富于模仿性，当然遵照章回小说惯例，成熟后较有试验性，首创现代化一章的结法，炉火纯青后又觉得不必在细节上标新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