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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故事的开场首先来一段开场白，如《沉香屑——第一炉香》这么写着：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而《茉莉香片》的开场白是：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金锁记》的开场白是：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而《倾城之恋》的开头是：……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第一炉香》的结尾是：这一段香港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快烧完了。而《金锁记》的结尾是：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倾城之恋》的结尾则更是回到开头：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这种开场与结局的遥相呼应及说书式的开头，可看出张爱玲在开始写作期的富于模仿章回小说体，虽然她是以一种“逝者如斯”的时间意识和怀旧意识，来咀嚼、回味那苍老的往事，进而沉醉于那凄凉而美丽的意境，但这种首尾回环的封闭文本，呈现出张爱玲循环重复的历史观，并影响到她的故事结构和叙述。张爱玲曾如此说：“中国乐曲，题目不论是‘平沙落雁’，还是‘汉宫秋’，永远把一个调子重复又重复，平心静气咀嚼回味，没有高潮，没有完——完了之后又开始，这次用另一个曲牌名。”也正印证这种说法。学者万燕比较了张爱玲在一九四四年五、六、七月连载于《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四期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和后来收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的《传奇》增订本的同篇小说，发现原本《杂志》的版本曾在开头出现过“我”这个说故事人的身分；而“增订本”的却被删去，并做了相应的改动。
其中第一、二小段和现在大致相似，第三段的“振保叔叔沉着地说：‘我一生爱过两个女人，一个是我的红玫瑰，一个是我的白玫瑰。’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忍不住要笑，因为振保叔叔绝对不是一个浪漫色彩的人。我那时候还小，以为他年纪很大很大……”整段被删去。第四段的后半“……然而八年前那天晚上，我婶娘请客，在我家阳台上乘凉的时候，他并没喝醉酒，却向几位女太太们说了些不便公开的话，纯粹为了一种难堪的孤凄，一种自怜的感觉”也被删去，第五段“他先向屋子里望了一眼，我弟弟已经睡去了，我坐在灯底下看小说。我婶娘便道：‘不要紧的，这孩子只要捧着一本书，什么都听不见。’于是他继续说下去……振保叔的话我句句听明白了，便是他所没有说的，我也仿佛是听见了”整段也被删去。
万燕认为“张爱玲在后来完全删去这种说故事人身分的段落后，并没有直接从第一＇文＇小段跳到未删的段落，而在里面补充＇人＇以同样的篇幅将振保这个人的形象做了＇书＇丰富的描画，最重要的是她这一改＇屋＇把角度就改成了男性的视点，也就是说通过振保的一双眼睛来看世界，这一层认知很关键。把开头就作为正文和后面的故事打成一片，显得笔酣墨饱，冷静老练，完全脱去了古典小说的窠臼，正式开创了她写小说的技巧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红玫瑰与白玫瑰》这个开头的改写，我们也可以像张爱玲看《红楼梦》的回末套语改写一样，看到张爱玲成长的标记。所以《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张爱玲小说创作史上的意义，确实是非比寻常的。这才是属于她自创的小说形式，从这以后，我们也就再没有看到她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写小说的开场白，如《桂花蒸阿小悲秋》、《十八春》等都是现代小说的面目。成绩都应归功于她这一段的‘废套期’，然而和她小说形式现代化相反的是，读者相比之下更爱看的是她‘废套期’前的小说，这也真是个二律背反现象。”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止，上海的《亦报》连载了署名梁京的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梁京是张爱玲的另一笔名，而《十八春》则是后来《半生缘》的前身。十八年后的一九六八年，也就是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Ferdinund Reyherx）去世后的一年，张爱玲将《十八春》做了改写，就成了现在的《半生缘》。
“十八春”这个题目，一般人认为是指世钧和曼桢相隔十八年后再重逢，而没有深究其意。但学者陈辉扬却在《十八春的传奇》一文中指出：“可细寻根柢，便发觉‘十八春’原是传统京戏《汾河湾》中的唱词，这出戏叙述薛仁贵与妻子柳迎春分别十八载，蓦地重逢，仁贵却怀疑妻子有私情，且误将儿子丁山射死，在相见前，仁贵唱（西皮流水）：‘前三日修下辞王本，特地回来探望柳迎春；我的妻若还不肯信，来来来算一算，算来算去十八春。’一般人认为柳迎春守得云开见月明，其实她的青春已毀在一个自私的男人手上。《十八春》里世钧算来算去算出他和她第一次相见是十八年前，他正是薛仁贵的影子，他在感情上的怯懦和自私扼杀了曼桢一生最好的时光。”
对于薛仁贵，张爱玲早在一九四三年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就批判过：“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仁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做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妾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仁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因此张爱玲之以“十八春”为小说名，是不能单纯以为是男女主角十八年后的重逢，而其实更有着对男性自私的指责与怨怼。
至于《十八春》的故事，张爱玲曾经告诉挚友宋淇说，结构是采自马昆德（J。 P。 Marquand）美国小说家，一八九三年~一九六年。以描写新英格兰上层阶级生活的小说《普尔哈姆先生》英文为H。 M。 Pulham。 Esquire，内容也是讽刺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结构。但宋淇表示他细读原著小说，觉得两者除了都以两对夫妇的婚姻不如意为题材之外，几乎没有雷同的地方。宋淇又说：“《半生缘》这书名是爱玲考虑了许久才决定采用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她来信说：《十八春》本想改名‘浮世绘’，似不切题；‘悲欢离合’又太直；‘相见欢’又偏重了‘欢’；‘急管哀弦’又调子太快。次年五月旧事重提，说正在考虑用‘惘然记’，拿不定主意。我站在读者的立场表示反对，因为‘惘然记’固然别致，但不像小说名字，至少电影版权是很难卖掉的。《半生缘》俗气得多，可是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爱玲终于采纳了这客观的意见。”
张爱玲在另一本《惘然记》的书前的短文说：“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的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我的一次经验。”
又说：“写小说的间或把自己的经验用进去，是常有的事。至于细节套用实事，往往是这种地方最显出作者对背景的熟悉，增加真实感。作者的个性渗入书中主角的，也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因为作者大都需要与主角多少有点认同。”因此在“虚构”的小说中会渗入作者“真实”的故事，这种灵魂偷渡，终究不能因此认为它是自传。这也是张爱玲与胡适对《红楼梦》看法的不同处，张爱玲不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但她也不否认其部分细节是有曹雪芹个人的“真事”存焉。
张爱玲更从“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张爱玲也认为远不止十载和五次。”中，发现更多的蛛丝马迹。张爱玲认为曹雪芹生前最后一次批阅修改《红楼梦》是在一七五四年（乾隆甲戌）前后；至甲戌年已改写到七十四回，此后仍继续改写编纂，直到一七六二年作者逝世而终止。这些文字是一回一本或数回合成一本随写随发给亲友或读者的。后来的脂批《石头记》及程高本《红楼梦》前八十回，以及脂批中透露出来的八十回之后的情节都来自这个本子，张爱玲称之为×本即不同于甲戌本的甲戌再评本，这可说是在《红楼梦》版本学中的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曹雪芹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用心良苦地增删，“萦思结想”却又“书未成而芹为泪尽而逝”，张爱玲否定不少论者认为作者在获罪与籍没之间犹豫不决所致。张爱玲从版本回目等推论出，曹雪芹更有可能的是在结局的“出家”与“偕老”两者的艰难选择。
“早本”的结局是湘云与宝玉偕老，张爱玲亦是较喜欢这个结局的，她说：“早本源久流长，至今不绝如缕……除了因为读者大众偏爱湘云，也是因为此本结局虽惨，到底有人间味。”在《五详红楼梦》中张爱玲更说：“其实自有《红楼梦》以来，大概就是湘云最孚众望。……她稚气，带几分憨，因此更天真无邪。”“……宝玉与宝钗向不投契，黛玉妒忌她一大半是因为她人缘太好了，又有金玉姻缘之说。湘云倒是宝玉对她有感情的。但是湘云对黛玉有时候酸溜溜的，仿佛是因为从前是她与宝玉跟着贾母住，有一种儿童妒忌新生弟妹夺宠的心理。她与黛玉的早熟刚巧相反。”
张爱玲认为现存三十一回的回目——“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是从“早本”留下来的，白首双星当然是指宝玉、湘云两人。后来有了“太虚幻境”，结局也改了；作为十二金钗之一，湘云须入薄命司；张爱玲发现后来的“全抄本”回目曾一度改为“撕扇子公子追欢笑，拾麒麟侍儿论阴阳”。因此她有了如此设想：“但是（指曹雪芹）不惬意，结果还是把原来的一副回目保留下来，使麒麟的预兆指向卫若兰，而忽略了若兰湘云并未白头到老，仍旧与‘白首双星’回目不合。”而因为从全书观之，在大观园中能和林黛玉并称一时瑜亮的，只有史湘云一人而已，如此极具分量的人物，在曹雪芹而言不能不重视她的归宿，从他急着去改动判词、曲文和回目观之，曹雪芹是曾在“出家”和“偕老”中有过取舍不下的时候。张爱玲在细读各种版本与改写中，已追踪掌握到曹雪芹的创作过程，这也是曹、张同为小说家的灵心妙悟，绝非不懂创作的考证家所能会心的。因此关于《红楼梦》的增删，张爱玲是反对红学家吴世昌处处将新旧稿对立，那是过分简单的看法。张爱玲认为新旧稿之间应该是血脉相连的，而在这无数次的增删中看出端倪，才算是独具慧眼。《十八春》到《半生缘》的改写，题目就想了五六个，发表在一九六八年《皇冠》杂志的第二十八卷第二期到第二十九卷第五期，共分六期刊完，题目是用《惘然记》刊至第二十九卷第三期时，在《惘然记》题名边又加了亦名《半生缘》，并在题名后引了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诗句。
陈辉扬就指出，“谁都不会忘记《半生缘》，而当日张爱玲自述写《半生缘》是因看了很多张恨水的作品，写出来就像还债一样，甚至当水晶提起时，也不过说因重印过一次，记忆还算新，又说早年的东西，都不太记得了。从她的语气看来，她对《半生缘》似无特别偏爱，但《半生缘》确是用情甚深之作，且有不少她自己感情的残影，比对《十八春》及《半生缘》，则无论文字、布局以至观照的深度，《半生缘》无疑是更上层楼。”
《红楼梦》有无数种版本，可让张爱玲比对；可惜的是《十八春》只有新、旧两稿，因此似乎只能据此得出一些猜测性的结论而已，但毕竟还是能看出张爱玲的些许感情残影！
首先《半生缘》一开头，张爱玲把原有的十八年改为十四年，看来她除想回避《十八春》原有的直接对男性自私的批判外，是因为小说结局从解放后提早到解放前，他们认识的时间不变，但重逢的时间提早了四年。原有《十八春》有十八章，到了《半生缘》改成十七章，小说前面三分之二除时间的修改和一些极个别字句、段落的增删外，和《十八春》没有两样。但从第十三章叔惠的出国，改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