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时间的修改和一些极个别字句、段落的增删外，和《十八春》没有两样。但从第十三章叔惠的出国，改动较大。共有三处更动，一是将张慕瑾（改为豫瑾）本人被诬为汉奸遭国民党逮捕，其妻受酷刑致死这段交代，改成了张妻被日本人轮奸死去，张本人被抓后，下落不明。
二是将许叔惠赴延安变为到美国留学。三是准团圆的结尾被删去，《十八春》的结尾，写世钧、曼桢、翠芝等都到东北去“参加革命”，其时已到了解放后，这不知怎么就成了世钧和翠芝“感情的再出发”；同时还出现了对曼桢倾慕已久的男子慕瑾，作者的用意似乎想借此暗示曼桢日后的幸福。
张爱玲似乎也觉得这个特意弄出来的尾巴不像样、不和谐，对她的人物的“新生”和幸福的有意暗示，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允诺，缺乏逻辑发展的依据和基本的常理认同。于是在《半生缘》时，她割掉这多余的尾巴。因此《半生缘》完全摆脱时代政治的影子，较《十八春》多了张爱玲式的人生况味，又回到了早期作品《传奇》的天地里，当然它也留下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新中国报社”举办的“纳凉会”上，记者陈彬和问到张爱玲的恋爱观，以及是否会写这方面的文章时，一向重视自己隐私的张爱玲淡淡的、正经地回答道：“即使我有什么意见，也舍不得这样轻易地告诉您的罢？我是个职业文人，而且向来是惜墨如金的，随便说掉了岂不损失太大了么？”而针对后一个问题，张爱玲回答道：“将来等我多一点经验与感想时候一定要写的。”
当时她和胡兰成才开始恋爱不久，是还少了一些经验和感想，等到她发表《十八春》时，不仅早已和胡兰成分手三年了，又因与胡之恋而经历许多风风雨雨，她必然感慨良多，于是借《十八春》男女主角相爱分离的故事，来偷渡自己的灵魂，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那些“曾经沧海”的“真实事迹”，就不经意地化作小说的“细节”描写。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记载，有一次他从上海回南京，接到张爱玲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写道：“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
对照《十八春》两次写到顾曼桢送沈世钧回南京，第一次是曼桢替世钧整理皮箱，她把世钧的衬衫领带和袜子，一样一样地经过她的手放入箱内，如此地温情；第二次是世钧回南京与曼桢辞行时，张爱玲写着：“他上次回南京去，他们究竟交情还浅，这回他们算是第一次尝到别离的滋味了。”世钧走后，曼桢正在办公室给他写信，写时“两边都用纸盖上，只留下中间两行”，仿佛很秘密似的。信尚在写，不想世钧已回到上海，当他在曼桢办公桌上看到曼桢的信，脸上便泛出微笑来。两人出去吃饭时，世钧把信拿出来一边走一边看着，“曼桢见了，不由得凑近前去看他看到什么地方。一看她便红着脸把信抢了过来，道：‘等一会再看。带回去看’。”在此我们看到恋爱中少女娇羞的模样，是曼桢，但又何尝不是张爱玲本身呢？
除此而外，张爱玲还用了许多篇幅，非常细腻地描写世钧和曼桢的恋爱心理，如沈世钧心生情愫，在昏黄的夜里，冒着雨去郊外，拿着手电筒去寻找捡回尚未深交的曼桢的红手套；如他们俩给人祝寿出来，世钧要送曼桢回去，曼桢也不推辞，又有一种默契，不进家里。张爱玲写着：“既然不打算进去，其实送这么一趟是毫无意味的，要坐电车公共汽车，路上还可以谈谈，现在他们一人坐了一辆黄包车，根本连话都不能说。然而还是非送不可，仿佛内中也有一种乐趣似的。”
学者万燕就指出：“这种情痴的场面就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所写的，张爱玲孜孜地只管看着胡兰成，‘不胜之喜’的钟情，可见张爱玲无论怎样痛楚失意，对这一段爱情都是非常珍惜的，因为唤起了她心中久已失落的许多美好的情感。”一九六七年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赖雅去世了，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张爱玲改写《十八春》为《半生缘》发表，距第一次的版本其间又是十八春。十八年后的此时，对张爱玲而言，无疑是她在人生的旅程中，又一次的孤身飘零，她借着这次的改写，对往事做最后的回眸。她再次把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一一召唤出来，她深情地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她要借着这《惘然记》来诉说她的《半生缘》。因此原本《十八春》中略带点闹剧的结局，被大幅度地修改了，相恋的男女低旋回荡在无可奈何的人生悲歌中，我们看到张爱玲这样写着：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却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一样。这修改后新的结局，对书中的人、书外的人都是一个宽慰，但人生的宽慰意在于此也仅止于此，这又是何等深沉的悲哀与无边的苍凉！
论者指出《十八春》或《半生缘》，都是张爱玲与胡兰成恋情投影的寄存处。张爱玲似乎是把自己的灵魂借着《半生缘》中假想的会面和回忆，做最后一次的道别，从此永不再回头了。
她仿佛还记得多少年前的那个夜晚，胡兰成最后一次吻她，而她面对着无法挽回的事实，惟有泪流满面，哽咽中却叫得一声“兰成”！不是缠绵悱恻，而是清坚决绝。在那残冬寒夜，她与他黯然相别。此情此景对张爱玲是终生难忘的，于是在《半生缘》中张爱玲特别加上这一段：两人就这么站着，对看着。也许她也要他吻她。但是吻了又怎么样？所谓“铁打的事实”，就像“铁案如山”。他眼睛里一阵刺痛，是眼泪，喉咙也堵住了。他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她的嘴唇在颤抖。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抱着她。此时无论是胡兰成或是赖雅，与张爱玲的相恋相依都已成往事，一切都回不去了，这是“铁打的事实”。但它却成为张爱玲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就如她说的“也许爱情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其间无论经过多少扭曲变形，其原汁原味总在其中。
而相对于世钧和曼桢的叔惠和翠芝，张爱玲在改写后，已不像原有的那样实在，他们的相聚是在一种虚幻飘渺的氛围中，留下扑朔迷离的空白，张爱玲似乎有意拿他们和世钧、曼桢做一个参照。张爱玲这样写着：这时候灯下相对，晚风吹着米黄色厚呢窗帘，像个女人的裙子在风中鼓荡着，亭亭地，姗姗地，像要进来又没进来。窗外的夜色漆黑。那幅长裙老在半空中徘徊着，仿佛随时就要走了，而过门不入，两人看着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虚度之感。张爱玲此时的心情，恐怕正如她在《不幸的她》刊于一九三二年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年刊《凤藻》总第十二期，当时张爱玲是初中一年级，新文学史料家陈子善先生发掘此文，并认为是张爱玲的处女作。一文中所说的：“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虽是明知“当爱已成往事”，但张爱玲还是那样缠绵而百感交集！她写着：“他在绝望中搂得她更紧，她也更百般依恋，一只手不住地摸着他的脸。”是世钧，还是兰成？我们何曾看过张爱玲笔下有这样动人而凄美的描写，也惟有这一次了。
其实胡、张之恋的某些情节，早已在张爱玲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及据之而改写的小说《多少恨》套用过。由电影片名和小说篇名，就已点出是因为有“不了情”，才产生“多少恨”，“爱”与“恨”原是一体的两面。司马新在《张爱玲与赖雅》一书中，更指出：“……可是令人吃惊的倒是故事与张爱玲的真实生活十分相似。女主人翁二十五岁，与张当时的年龄相仿，也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四十年代上海的年轻女子能自立的并不多，当然张是远更成功）。张在老家原来的名字既不是爱玲，也不是英文Eileen，这些都是学名，她的原名是煐，家中老亲都是这样叫她的。（在她给姑姑的信上，她都签名为煐。）读着与茵相近，而以上海方言发音则相同。于是，煐就变成家庭中的茵或家茵电影和小说女主角的名字。
“……然而小说中的夏先生可丝毫没有反派角色的劣迹，他为人正直、和蔼、关心人，对家茵的爱忠贞不渝。男主角之姓自胡（异族）转到夏（中华），可能也不是偶然。小说中的反派角色已转换成由夏太太和主人翁的父亲来担任。因此《多少恨》与张的真实生活既相似又相异。真实生活中，她的婚姻了断了，她的爱也了断了，因为胡兰成已不值得她的爱；《多少恨》中，恋爱是结束了，但是相互的爱却仍完好无损。真实生活中，胡是破坏婚姻的反派角色；《多少恨》中，两个局外人引起了姻缘的破坏。真实生活中，张是因胡两次背叛她，而不得不与他分手；《多少恨》中，是家茵主动与夏分手并出走到厦门。……胡多次背叛她的事实是难以使她无动于衷的，于是通过一种变形过程，只把胡兰成身上有吸引力的部分，投影到了小说中的主角夏先生身上，使夏先生变成值得女主人翁为他奉献爱心的人。因此，恋爱虽然结束了，爱心却没有结束，电影片名‘不了情’，明白地暗示这层意思。”
总之，我们从张爱玲的不断改写中，追索她如何在“虚构”的小说中，渗入她自身的“真实”故事，但亦不能“刻舟求剑”、穿凿附会地分不清创作和真实究竟是两码子事。但无可讳言的，胡、张之恋，确实在她的旧作新魂中，留下了陈迹残影。
第十五章 游走文字与光影间
她游走于文字与光影之间，撷取了两者之长，以宛如摄影机之笔，剥尽世间男女的华丽外衣，得窥世俗的雾散苍凉。一九四二年春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不久插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但不久后便因经济窘困等缘故而辍学，并开始卖文为生。据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说：原来她回上海不久，就开始给英文《泰晤士报》写了一些剧评和影评，我因父亲家中没订这份报，不知道这件事。她说写剧评影评也花费不少心力，往往一写就全身投入，到学校上课就觉得很累，更不想去上学了。
姐姐从小就对电影有兴趣，也有自我见解，写影评倒是很合适的。上海成为“孤岛”后，外国影片来源较少，国产片也因胶片进口问题，出品不多。而人们心情苦闷，话剧的发展变得十分蓬勃。姐姐回到上海后，常去看话剧，从中认识一些现实的情况和人民的声音。我记得她对中旅剧团唐槐秋、唐若菁演的《雷雨》、《日出》，以及后来苦干剧团黄佐临导演，石挥、丹尼、张伐等人主演的《大马戏团》、《秋海棠》，乔奇等人主演的《浮生六记》，都很欣赏，常向我介绍他们各自的优点。京剧、越剧，她偶尔也去看，但不如看电影、话剧那么频繁。说到电影，张爱玲很小就独自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虽然来回都需家里佣人接送，有时遇到佣人迎接不及时，她还得在电影院门口等上好一会儿，但她却乐此不疲。有次她和弟弟张子静从上海去杭州亲戚家玩，刚到的第二天，看到报纸广告谈瑛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立刻就说要赶回上海去看。一干亲戚朋友怎样拦也拦不住，张子静只好陪她坐火车回上海，直奔那家电影院，连看两场。看完电影，张子静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了，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张子静又回忆到，张爱玲学生时代“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杂志居多”。“在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 Star》、《Screen Play》等等。”“三四年代美国著名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
而张爱玲在《谈跳舞》、《谈看书》等文章中，也提到过一些她年轻时期看过的外国影片，如日本电影《狸宫歌声》和《舞城秘史》、法国电影《冬之狮》、美国电影《叛舰喋血记》和迪士尼动画片《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等。其中《叛舰喋血记》两次不同版本的影片，她都看过。
除此之外，她更喜欢看国产影片。特别是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影史崭露头角的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蒋天流、石挥、蓝马、赵丹等人主演的影片。
一九三四年六月，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联华出品，王人美、罗朋主演。在上海连映八十四天，盛况空前。万千观众之中自然少不了张爱玲，她甚至连片中的主题曲《渔光曲》都极为喜爱。
张子静就说，她不仅在练习钢琴时自弹自唱这首歌曲，还兴致勃勃地要教家里一个叫小胖的小佣人学唱。尽管不识字的小胖对开头的两句“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学了差不多一个上午，还是不太会唱，但张爱玲仍然其乐融融地教了一遍又一遍。可见她对这部影片喜爱之深。张爱玲曾自称“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她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封闭的，因此难以合群，交友也很少。不过与她有深交的好友，大多也是电影的发烧友。例如她的终生至交炎樱，原是她就读于香港大学时的同学，也是当时常在一起看电影的同好。张爱玲曾在《烬余录》中热情夸赞她，原因之一就是一九四一年底日军攻打香港时，“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
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另一个出名的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