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金锁记》的开场白，她的独语：“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时，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凄凉成为她叙事的情感基调。
张爱玲在《烬余录》中说，因战争而产生“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而《倾城之恋》正是如此，故事中白流苏以残存的青春和美貌做赌注，渴望获得未来的生活保障，而范柳原则试图借“真正的中国女人”来确立自己暧昧的“中国人”身份，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盘算”，他们中间隔着一堵“墙”。于是张爱玲巧妙地让他们在浅水湾散步时撞到一堵灰砖砌成的墙：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毀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在此时范柳原透露出深藏内心的虚无恐惧，那曾是他游戏人生的底子，而忙于现实打算的流苏自然听不懂他的话。直到战争发生后，墙的意象第二次出现，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只是战后的香港：一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堵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什么都完了。于是“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人的奇迹般的生命和身边相亲相依的爱人，似乎只有在毀灭的刹那，人才会无所顾忌地释放真情，于是在文明的废墟上结合的两个人，又回到了“万盏灯”的上海，因“香港的沦陷”这一偶然的事件而成就的这一场“倾城之恋”，到底又能持续多久呢？
故事似乎又回到原点，故事的结尾反复了开头的情景：“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尽管发生这一切，事物并无本质的变化，苍凉首尾一致的文本框架，象征了流苏无可改变的命运。一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重复走着她姑母梁太太的道路；《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愫细重演了姨妈的悲剧；《连环套》中霓喜几次与男人同居，一环接一环地重复上演着同一出悲喜剧；更如《十八春》中的曼桢无奈地重蹈姐姐曼璐的覆辙，一切安排仿佛是个定数，想逃都逃不掉。张爱玲虽然悲悯地关注这些“平凡人”的人生，但却不肯为他们添加一丝亮色，只是一片苍凉。张爱玲笔下虽曾给平凡人物挣扎的机会，但她又冷眼旁观这种挣扎的徒劳。她让佟振保挣扎在“白玫瑰”与“红玫瑰”之间，挣扎在“妻子”与“娼妓”的角色中，虽然在感性上他被热情（红）所吸引，但在理性上却将此看作“淫”（恶）而加以否定；另一方面理性虽然肯定“白”（贞），但在感性上却感到乏味。他挣扎在必然趋势和主观愿望之间，“无数的责任与烦挠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最后他只“看见稀星下的一片荒烟蔓草”，他只能按设计好的路线下滑。而《茉莉香片》中聂传庆企图逃离他那个黑沉沉、死寂寂、满是鸦片香的家，他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但他逃不了，就像绣在屏风上的一只鸟，打死了也不能飞下屏风去。
在命运面前，挣扎固是徒劳，然而人生最辉煌的却是明知徒劳仍奋力挣扎。那往往是成就英雄的先决条件，但在张爱玲的笔下没有光辉的英雄，只有饱受生活折磨的凡人，没有崇高之美，只有卑微与凄凉。于是，人那“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美丽的新世界，两个半身，背对着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直至两者完全毀灭，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同时走向崩溃，末日即将到来，世界将是终极的苍凉。张爱玲一生痴迷《红楼梦》，如她自己所说，《红楼梦》与《金瓶梅》对于她是一切的源泉，这两部书化进了她的血肉之中。童年时，即写有《摩登红楼梦》，虽是模仿的游戏之作，而晚年更是“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对《红楼梦》已熟到一遇异字异句，便反射性地不顺眼的地步。究其原因，她和曹雪芹有着共通的情感脉络，他们俱来自没落的贵胄家族，对于盛衰交替极为敏感，对人生的苦乐体会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说，她小时候，因为新年早晨醒晚了，鞭炮已经放过了，就“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这种繁华落尽的感觉始终萦绕在张爱玲的心头，而以她要强的个性，她试图要挽住繁华，她要用她的笔重造一种繁华。于是意象的繁复，词藻的华丽，使得她的人物一出场，便是一堆服饰，一堆容貌长相。她喜欢装饰，环境、住所、服饰都要色彩艳丽，富丽堂皇。
我们看《金锁记》中曹七巧的那身打扮：“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对梁太太住所的描绘：从花园、草坪、长青树、花床、玫瑰、杜鹃花、雕花铁栅栏、走廊、地毯、玉柱、琉璃瓦、翡翠鼻烟壶、象牙观音像、斑竹小屏风等，简直就是一幅王孙贵族的缩影。当然这些描写无不得力于《红楼梦》，但张爱玲一如曹雪芹，明知这种繁华是掩盖不住衰败之势的，其结局还是要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暗示人生的终极是必然的苍茫，而在张爱玲的《传奇》里，永远是灰暗喑哑的调子，缓慢却又不可扭转地向无垠的苍凉流淌。其中激烈如曹七巧的，也不过是三十年前的月亮，“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在文坛的倏起倏落、不幸的婚姻，到被迫离开心系的上海，远走他乡，这一切的一切都验证了张爱玲内心的那份悲凉。即使在名噪一时之际，她也没有将自己从悲凉中隔绝出来，她在《我看苏青》里说：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而在暮年时光，在离群索居里，她重读着童年时早已熟稔的《红楼梦》，那种繁华过眼尽苍凉之感，就更加浓烈了！“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书中已道出原来一切都是虚空，而惟有咀不完的苍凉，乃为实有！
尾声 噢，你也在这里吗？
幕要落了，说不尽的张爱玲，只能在此告一个段落，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张爱玲的独白，尽管曲终人不见，但只要“噢，你也在这里吗？”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求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感谢文中提到或遗漏的学者专家的精辟见解，让本书的写作得以开展。另外对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近史所、国家图书馆及上海、台湾的新文学史料家及好友，在此一并致谢。
附录
张爱玲文坛交往录（一九四三~一九五二，上海）
前言
一九四三年春天，张爱玲透过母亲黄逸梵娘家的亲戚，也是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带着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去拜访《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周瘦鹃读后“深喜之”，决定马上在刚复刊一个月的《紫罗兰》第二期（五月号）刊出，然因篇幅所限，“两炉香”分五期，到同年九月刊完。虽然在这之前张爱玲已开始卖文为生，但那是在《二十世纪》英文月刊，卖的是洋文。因此在《紫罗兰》顺利迈出第一步，对张爱玲而言，不啻是极大的鼓舞。从此张爱玲的作品像开了闸的水，源源不断地发表在上海的主要杂志上。在两年的时间内，她发表短、中篇小说共十七篇，约二十六万字；另外散文有四十二篇，约十五万字。分别刊登于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新中国报》（社长袁殊）系统的《杂志》月刊、女作家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张爱玲快速地“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她成为名噪一时的女作家。而在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张爱玲以“梁京”的笔名在《亦报》连载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边写边登，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登完。八个月后，张爱玲的另一中篇小说《小艾》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的《亦报》连载，直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刊完。不同于《十八春》的边写边登，这次则是她全部写好，再逐日刊登。同年七月，张爱玲持香港大学批准的申请复学证明，从广州坐车经深圳赴香港，她离开上海，离开通俗刊物，离开小报，也离开她的“传奇”故事。
张爱玲在“上海十年”（一九四三~一九五二）的时光里，其实她和其他作家的交往，并不活络，这跟她的孤僻个性有关。她和这些作家的关系，大都由于投稿而建立的，也可说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虽然后来和柯灵、苏青等人，有进一步的交往，但较之有些作家的人际网络，张爱玲显得十分单薄。因之在这时期张爱玲的文章中，除了《我与苏青》一文外，还找不出其他怀友的篇章。惟在最近出版的《小团圆》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陈迹残影，虽然《小团圆》不是自传，而是小说，但其中真实的成分还是很大。加上与她有过交往的作家的一些陈述，笔者试图梳理张爱玲在这段期间与其他作家间的互动，甚至想进一步了解她和一些作家后来凶终隙末的原因。但由于资料的搜集，无法完整；触及的层面，无法全面。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交往关系，谈论者已经很多，故不在此论文之列。
张爱玲与周瘦鹃
张爱玲的初识周瘦鹃，由于周瘦鹃的识珠，造就了现代文学的一颗巨星的冉冉升起。这会面的过程，周瘦鹃写了《写在〈紫罗兰〉前头》所谓“编者的话”，连同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同刊在一九四三年五月的《紫罗兰》复刊第二期上，其中写的当为实情。张爱玲的《小团圆》中，有写到“汤孤鹜”这个人，明眼人会猜得到他是周瘦鹃。《小团圆》是在两人会面的三四十年后写的，并非实录，而有着张爱玲的爱憎成分在里面。
藏书家谢其章在文章中说：“《小团圆》真实的成分远远多于虚构，某些细节对不上，想来也是张爱玲的误记（或存心误记），毕竟隔了三十多年，她在美国一个人写回忆，谁也帮不上她。”谢其章《可怜一部〈小团圆〉，断尽几多荡子肠》，收入《书房之一角》，谢其章著，二一年四月，台湾秀威出版。谢其章就指出像周瘦鹃这些事是既对得上人也对得上事还对得上细节的。他说：“张爱玲但凡对某人没好感，这个人的容貌便先遭殃，挖苦是免不了的，即使周瘦鹃前辈亦未能幸免。《小团圆》写到周瘦鹃不足五百字，其中还夹有这样的话：‘汤孤鹜大概还像他当年，瘦长，穿长袍，清瘦的脸，不过头秃了，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当着秃子不说光，这起码的人情，张爱玲亦不领，还不必说周瘦鹃是最早称赞她的编辑。……‘他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这也许就是张只给了《紫罗兰》杂志一部稿子的缘故，张爱玲是敏感的。”
张爱玲是敏感的，没错。但她后来在《小团圆》中说周瘦鹃“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则有失公道的。这其中是另有隐情的，据王羽在她的《张爱玲传》中认为，周瘦鹃在续登《沉香屑：第二炉香》时，初登文坛又才情喷涌的张爱玲，曾要求�